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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描述一下夏山典型的一天。早餐从8点15分开始，9点结束。工作人员和学生需要把早餐从厨房端到餐厅。孩子们的床铺要在9点30分开始上课之前整理好。
每个学期开始时，学校都会张贴一张课程表。因此，实验室的德里克可能周一上第一节课，周二上第二节课，以此类推。我有一个类似的课程表，负责教英语和数学，莫里斯教地理和历史。低龄儿童（7岁到9岁）通常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和他们自己的老师在一起，不过他们也会去科学教室或艺术教室上课。
没有孩子被迫去上课。不过，如果杰米周一来上英语课，然后一直缺勤，直到下周五才再次出现，其他同学完全有理由责怪他拖慢了学习进度，可能还会因为他拖后腿的行为而将他赶出教室。
课程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但低年级和中年级孩子可以在12点30分吃午餐。学校必须分两轮供餐。教职工和高年级孩子在下午1点30分坐下吃午餐。
所有人的下午都是完全自由的。我不知道他们在下午做了些什么。我会在花园里干活，在附近很少看到孩子们。我看到低年级孩子在玩“黑帮游戏”。一些高年级孩子忙着制作发动机、收音机或者绘画。天气晴朗的时候，高年级孩子会进行体育比赛。有些人在工作坊里忙活，修理他们的自行车、制作小船或玩具手枪。
下午4点供应茶点。5点，各种活动开始。低年级孩子喜欢听人朗读。中年级孩子喜欢在艺术教室创作——绘画、切割油毡、制作皮革制品、编织篮子。陶艺教室里通常有一群忙碌的孩子。事实上，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陶艺教室大概都是最受欢迎的地方。高年级孩子从下午5点开始工作。木工作坊和金属作坊每晚都人头攒动。
周一晚上，学生可以去当地电影院看电影，费用由他们的父母承担。如果周四更新电影，有钱的孩子会再去一次。
周二晚上，教职工和高年级孩子参加我的心理学讲座。同时，低年级孩子参加各种阅读小组活动。周三晚上是舞蹈之夜。舞曲是从一大堆唱片中挑选出来的。孩子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舞者，一些访客说他们和孩子们一起跳舞时会自惭形秽。周四晚上没什么特别的活动，高年级孩子会去莱斯顿或奥尔德堡看电影。周五预留给各种特别的活动，比如排练戏剧。
周六晚上是最重要的，因为要开学校大会。大会之后通常是舞会。在冬季，周日是戏剧之夜。
做手工没有课程表，也没有固定的木工课程。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他们想做的总是玩具手枪、小船或风筝等。他们对精细的燕尾榫拼接不太感兴趣，即使是年龄大一些的男孩也不喜欢难度大的木工活。他们中没有多少人对我的爱好——锤制黄铜制品——感兴趣，因为在一个黄铜碗上你没法附加更多的创意。
晴朗的日子里，你可能看不到夏山“帮派”男孩的身影。他们藏在角落里，专心打造他们的“英勇事迹”。但你会在房子里或附近看见女孩们，她们从不远离大人。
你会发现艺术教室里挤满了女孩，她们在绘画，用布料制作各种亮丽的物品。然而，总的来说，我认为小男孩更有创造力；至少我从未听到一个男孩说他因为不知道做什么而感到无聊，而我有时会听到女孩这么说。
我觉得男孩在某些方面比女孩更有创造力，可能是因为学校给男孩提供的设施比给女孩的更好。金属作坊和木工作坊对10岁以上的女孩没什么用处。她们没有修理引擎的欲望，也不会被电子组件或无线电技术吸引。她们有属于她们的艺术创作，包括制作陶器、切割油毡和绘画，以及缝纫，但对一些女孩来说这些显然还不够。男孩和女孩一样都对烹饪怀有热情。女孩们和男孩们写剧本并排练他们自己创作的戏剧，制作他们自己设计的服装和布景。通常，学生们的表演天赋极高，因为他们的表演是真诚活泼的，而非单纯地炫技。
女孩们和男孩们一样经常去化学实验室。工作坊大概是唯一对9岁以上的女孩没有吸引力的地方。
女孩们在学校大会上的参与度较低，不如男孩们积极，关于此事，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释。
直到几年前，来夏山上学的女孩们的年龄还时常偏大一些，我们接收了很多来自女修道院和女子学校的“问题”学生。我从不认为这样的孩子能作为自由教育的成果来展示。这些迟来的女孩通常是由不认同自由教育的父母养育出来的孩子，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认同自由教育，他们的女儿就不会成为“问题”学生。然而，当这个女孩的特殊问题在夏山得到治愈之后，她就会被她的父母带走，到“可以提供更好教育的好学校”去。但是近年来，我们能持续从真正相信夏山教育的家庭中招收女孩。她们是一群优秀的孩子，充满活力、创造力和自驱力。
我们偶尔会碰到出于家庭经济原因退学的女孩，有时是因为她们的兄弟要继续在昂贵的私立学校就读，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很难消亡。有时，我们也会碰到因为父母的占有欲和嫉妒心而使女孩和男孩退学的情况，他们担心孩子可能会将对家的忠诚转移到学校。
夏山一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勉力维持下去。很少有父母有耐心和信心送他们的孩子来这样一所用玩耍代替学习的学校。父母只要一想到他们的儿子21岁时可能还没有谋生的能力，就会感到惶恐不安。
时至今日，夏山的学生大多是父母希望他们在没有高压教条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这是最令人高兴的情况，因为在过去，我可能会遇到一些顽固的家长，他们陷入了无力管教孩子的绝望中，才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这样的父母对孩子是否拥有自由一点也不感兴趣，私下里他们大概把我们看作一群疯子。向那些榆木脑袋解释什么是自由教育比登天还难。
我想起那位想给他9岁的儿子报名入学的军官。
“这个地方看起来还不错，”他说，“可是我有一点担忧。我的儿子可能会在这里学会手淫。”
我问他为什么害怕这一点。
“这会对他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说。
我愉快地说：“这对你我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对吧？”他听完，便带着儿子匆匆离开了。
又有一次，有一位富有的母亲，在问了我一个小时的问题后，转向她的丈夫说：“我还是不能决定是否把玛乔丽送到这里来。”
“别担心，”我说，“我已经为你做决定了。我不会收她的。”
我继续向她解释我的想法。“你根本不相信自由教育，”我说，“如果玛乔丽来这里，我可能要浪费半生向你解释这是怎么回事，而最终你还是不会被说服。这样的结果对玛乔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她将永远困在一个可怕的疑问中：究竟哪种说法是对的，家里的还是学校的？”
理想的家长会坐下来就说：“夏山是为孩子们考虑的学校，没有其他学校可以替代。”
学校开办之初，我们经历了一段格外艰难的日子。因为夏山没有富人资助，为了使学校运转下去，我们最初只能招收来自中上社会阶层的孩子。早期，一位坚持不肯透露姓名的捐赠者曾经在学校一两次的困难之际帮助过我们。随后，一位叫詹姆斯·尚德的家长慷慨地赠送给我们一些礼物：一间新厨房、一台收音机、一间耳房、一个新的工作坊。他是一位理想的捐赠者，因为他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也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只是简短地说道：“夏山给我家吉米的教育，恰是我想给他的。”他是一位儿童自由教育的真诚信奉者。
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得不局限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中，因为夏山还从来没有招收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时，我们很难看出孩子的本性，尤其是当它隐藏在过多的金钱和昂贵的衣服后面时。当一个女孩知道她在21岁生日时就能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财产，我们就不容易观察到她的本性。但是，幸运的是，夏山的绝大部分学生并没有被金钱惯坏，他们都知道离开学校后必须自力更生。
在夏山，我们会招聘一些只在学校工作不在学校住宿的当地村镇上的女孩，做一些收拾打扫的工作。她们工作卖力并且干得很不错。在这个自由的氛围中工作，她们并不被指使，比起那些在权威压迫下工作的女佣工，她们更加努力并且富有成效。她们都是各方面非常优秀的女孩，因为出生在贫困家庭，不得不努力工作。这个事实一直让我非常惭愧，因为我惯坏了那些没有“精力”铺床的富家女孩。实际上，我必须承认自己讨厌收拾床铺的事实。当然，我蹩脚的借口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孩子们并没有被说服，他们嘲笑我说：总不能指望一个将军去捡拾垃圾。
我不止一次强调夏山的成年人并非道德楷模。我们是有着人性弱点的同类，行为常常和自己所知道的理论相悖。在一个寻常家庭，如果孩子摔碎一个盘子，父亲或者母亲通常会小题大做——这让一个盘子显得比孩子更重要。在夏山，如果一个女工或者孩子摔碎一叠盘子，我不会说什么，我妻子也不会说什么，意外而已。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借了一本书后把它放在外面淋了雨，我妻子就会生起气来，因为书籍对她而言非常重要，我对这种情况却漠不关心，因为书籍对我没那么重要。另一方面，我却会因为一只凿子被弄坏而勃然大怒，我妻子对此情景颇感惊诧，因为我珍爱工具，但是她却并不在乎。
在夏山，我的生活永远是某种“给予”。比起孩子们，访客们更让我们消耗精力，因为他们也想要我们“给予”。“施”可能比“受”更有福，但是显然它也更加累人。
周六晚上的学校大会最能暴露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所有年龄的孩子混合在一起，让每个人都为年幼的孩子做出牺牲，一定会将这些孩子宠坏。成年人会对几个上床后仍笑谈不止、让人无法入睡的高年级孩子提出抗议。亨利会抱怨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为学校大门做了块面板，午饭后回来却发现比利把它改成了一个架子。我会谴责那些借走了我的焊接工具还没有归还的男生。我妻子会对三个小班孩子表达愤怒，因为晚餐后他们说依旧很饿，拿走了一些面包和果酱，结果第二天，她却发现这些东西被扔在走廊里。彼得会伤心地报告说一伙孩子在陶艺室把他心爱的黏土互相扔来扔去。诸如此类，成年人的观点和年纪尚幼的孩子的认知冲突不断发生。但是这些冲突从来没有导致人身攻击，没有针对个人的尖锐感受。这些冲突反而让夏山更具活力，总有些事情在发生，一整年中没有一天是乏味的。
幸好教职工并不是独占欲强且不愿分享的人。其实我要承认有件事让我不太舒服，那就是我以每加仑
三英镑的价格买了一罐特级油漆，这么珍贵的东西却被一个女孩拿去刷了旧床架。我对自己的汽车、打字机和工作坊里的工具都不太大方，但是我对人并没有这种占有欲。如果你对人有掌控欲，就不应该做校长。
在夏山，物质的消耗和损坏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让孩子恐惧的高压手段也许可以用来制止这些。但是无论如何，心灵的能量并不能被压制，因为那是孩子们的需要，并且它必须被满足。每天，我的客厅门会被打开至少50次，孩子们会问：“今天晚上有电影吗？”“我为什么不能上私聊课？”“你看见帕姆了吗？”“安娜在哪里？”这就是一天的工作，虽然我不觉得辛苦，但是我们确实没有真正的私人空间。部分原因在于，这里不适合做学校——当然是从成年人的角度看，毕竟孩子们都住在我们楼上。于是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和妻子总会精疲力竭。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教职员们很少发脾气，孩子们也是如此，这值得称赞。事实上，他们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大为光火的次数确实很少。如果一个孩子经常自由地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他就不会那么令人讨厌，也不会觉得想办法把大人惹恼发火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们有一位女教师对批评过于敏感，女孩们就捉弄她。她们不会捉弄其他教职员，因为其他人不会有反应。你只能捉弄那些自尊心强的人。
夏山的孩子也会表现出普通孩子通常具有的攻击性吗？嗯，每个孩子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攻击性，以便在生活中为自己争取空间。我们在不自由的孩子身上看到的过度的攻击行为，其实是他们对感受到的仇恨的过度抗议。在夏山，没有孩子觉得自己被成年人憎恨，因此攻击性不是那么必要。我们所遇到的攻击性强的孩子无一例外都是那些家庭没有给予他们爱和理解的孩子。
当我还是一个在乡村学校上学的男孩时，流鼻血事件至少每周发生一次。战斗型的攻击是因为仇恨，充满仇恨的年轻人需要战斗。当孩子们处于一个仇恨消除了的氛围中时，他们不会表现出过多的攻击性。
我认为，弗洛伊德对攻击性的强调是由于他研究的对象是充满攻击性的家庭和学校。你不能通过观察拴着链子的猎犬来研究犬类心理学。同样，当人类被由一代代人的仇恨制造的沉重链条拴住时，你也不能武断地对人类心理进行理论化。我发现，在夏山的自由氛围中，攻击性并没有像在管束严格的学校中那样强烈地表现出来。
然而，在夏山，自由并不意味着无视常识。我们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学生的安全。只有在每六个孩子有一名救生员在场的情况下，孩子们才能游泳；11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单独在街上骑自行车。这些规则由孩子们自己在学校大会上投票决定。
但是，我们没有专门用来限制爬树的规则。爬树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禁止所有危险的尝试会使一个孩子变得懦弱。我们禁止爬屋顶，禁止玩气枪和其他可能造成伤害的武器。当开始流行玩木剑时，我总是感到很焦虑。我坚持要求剑尖要包上橡胶或布，当这股热潮过去时，我才如释重负。在合理的谨慎和莫名的焦虑之间划界并不容易。
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偏爱过哪个孩子。虽然我总是会更喜欢某些孩子，但我设法不把它表现出来。夏山的成功可能部分是因为孩子们感觉到他们都被平等对待，并且受到尊重。我害怕用其他学校那种感情用事的态度对待学生；人们很容易因为偏爱就把孩子们从大鹅捧成天鹅，看到一个孩子随意涂抹颜色就认为他是毕加索转世。
在我任教过的大多数学校里，教工休息室是充满阴谋、仇恨和嫉妒的小地狱。夏山的教工休息室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在其他地方常见的恶意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在自由的环境之下，成年人获得了和孩子们一样的快乐和善意。有时，我们的新教工对自由的反应会和孩子们一样：他可能不刮胡子，早上赖床很久，甚至违反学校规定。幸运的是，成年人会比孩子们更快地摆脱这种复杂无序的情况。
在隔周的周日晚上，我会给年幼的孩子们编一个关于他们自己的冒险故事。我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年。我带他们“去了”遥远的非洲，去了海底，带他们穿越云层，甚至飞越云端。不久前，我在故事中让自己死去，而夏山被一个叫穆金斯的严厉的人接管了，他使上课成为强制性的。即使你只是说“去你的”，也会被藤条抽打。我描述了他们是如何温顺地服从他的命令的。
那些3到8岁的孩子对我所讲的故事非常愤怒。“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都逃跑了！我们用锤子杀了他！想想我们会忍受那样的人吗？”
最后，我发现只有“我活过来并且把穆金斯先生踢出大门”，才能让他们开心。这些大部分都是小班的学生，他们从来不了解一个严格的学校是怎样的，所以他们愤怒的反应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校长不站在孩子这一边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是令人恐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夏山的经验，也因为他们在家中的经验，毕竟他们的父母也总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
一位美国的心理学教授来参观时，当场批评我们的学校是一座孤岛，没能融入周围的社区，也不是更大的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在一个小镇上建立一所学校，并竭力使它成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结果会如何？100个家长中，有多少会赞成自由学习？有几个会同意孩子有手淫的权利？依据这位教授的话，我就将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夏山确实是一座孤岛，它必须成为一座孤岛，因为学生家长住在很远的城镇，甚至远在国外。既然不可能只招收家在莱斯顿镇上的孩子，夏山也就不可能成为莱斯顿镇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莱斯顿镇，夏山并不是一座孤岛。我们和当地居民有很多往来，并且相处融洽。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仍然不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我从来没有想过让当地报纸报道夏山毕业生的成功故事。
我们也和当地的孩子一起玩游戏，但是我们的教育目标和他们的家庭相去甚远。由于没有任何宗教隶属关系，我们和当地的宗教团体没有联系。如果夏山学校是当地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就不得不承担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的义务。
我确信我的那位美国朋友并不知道他的批评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他想表达的是：尼尔就是一个反社会者，他的学校体系并不能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也不能在儿童心理学和社会对儿童心理规律漠视的鸿沟间架起桥梁，也不能在生命和反生命、学校和家庭的鸿沟间架起桥梁。我的答案是，我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改革者，我只能确信地向社会宣扬有必要去除仇恨、惩罚和迷信。虽然我把对社会的看法写下来和说出来，但是如果我竭力通过行为来变革社会，社会就会以我威胁公众安全为由驱除我。
举个例子，如果我试着建立一个社区，在那里未成年人可以自由享有性爱生活，那我就会被当作一个不道德的引诱者，即使没有被关进监狱，也会声名狼藉。尽管我讨厌妥协，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妥协，因为我知道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改革社会，而是给部分孩子带来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