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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坐落在一片很高的荒地上，距离山区的打谷场不远。站在西山上往下看，圆形的打谷场酷似一个棕黄色的草蒲团。秋天的打谷场是一年里最繁忙的时候，人喊马叫，四周堆满了从地里拉回来的庄稼。其他三个季节，那棕黄色的草蒲团上很少有人，夏天青草乱窜，冬天落满白雪以后，常有人支起筛子在上面套鸟。冬天来到打谷场上的多是麻雀，也有画眉，它们不顾危险地走到筛子下面去吃米吃谷子，才进去，还没吃上，筛子就啪地一下落下来了。
学校附近住着好几户人家，不知为什么，却一家比一家不兴旺。
比如珍宝家，比如赵元日家，比如耗子他们家。
在学校的一个屋顶上，一年四季都挂着一块布，据说是用来测量风速的，没风的时候耷拉着，有风的时候哗哗作响，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总是被风刮得哆哆嗦嗦，有时候纠结成一团，都看不出原来的形状，因为褪色，更看不出最初的颜色，粉的？黄的？肯定不是黑的。每次看到那块布的时候，大家都感到有一件冰凉的绸缎的衣裳正在身上抖动着滑来滑去，越看越冷。五灯的感觉也和大家一样，看上几眼以后，就也觉得满身寒意，赶紧把手抄进袖筒里。
大家都小炉匠一样抄着手，畏畏缩缩的样子，每逢那时候，只要被校长看见了，校长就要骂他们。校长说，看你们那讨吃相，都把你们的爪子给我拿出来，谁也不许插进去。
校长这个人有时很不讲理，不许别人抄手，到了天气很冷的时候，他自己还常常抄着手，抱着肩，弯腰驼背地在路上走呢。棉帽子的两个帽耳放下来，还把帽耳上的两根带子紧紧地系住，从后面看上去，其实也很容易被认成要饭的呢，就算不像要饭的，至少也像个逃荒的。
十几年前的一个阴暗的午后，山区北面灰蒙蒙的土路上出现了一队花花绿绿的娶亲的人马，新媳妇穿着红衣裳，坐在一辆披红挂绿的马车上，马车上的铃铛一路上丁零当啷地响着。坐车的只有新媳妇一个人，其他人都走着，有的走在马车的前面，有的走在后面，都穿着尽量干净整齐的蓝衣裳和黑衣裳，那中间包括几个吹唢呐的盲人，他们也踢踢踏踏地走在队伍的里面。路上的风太大了的时候，唢呐吹出的调子就会被刮得走了形，变了样，完全跑了调。不过，也没有人计较，并没有人会说什么，谁都知道是风的缘故，而并不是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吹得不好。另外，每逢那时候，主家的人也都很体谅他们，碰到路上风太大的时候，就对他们说，都缓一缓哇，先别吹了。盲人们，眼睛虽然不行，耳朵却一个比一个好的出奇，分外的灵，听见主家的人这样说，就都把手里的唢呐放下，跟着走，有的闭着眼睛，眼窝深陷，脸上变出一些疲倦的笑容，有的眼里的那层阻挡他们看见世界的白膜飞快地上下翻动着。说得对呢，风太大的时候，吹也是白吹，根本吹不出什么效果来，调子都在风里跑散了，变得七零八落，甚至就完全没有了调子。众人的衣服上都蒙了厚厚的尘土，尘土飞扬在他们的上面，也盘旋在他们的下面，大家的腿脚犁一样哗哗地往前犁着，走着。
本来应该是在晌午时分到达的这支娶亲的队伍，已经过了午后了还没有到达，新媳妇一看就知道是从很远的地方娶回来的，差不多一整天都在路上，在风里，众人连晌午饭都误了。
一定是远远地望见了抖动在学校屋顶上的那块布了，也一定是队伍里有人说了一句什么，瞎子们发了一声呐喊，呜哩哇啦地吹起了一支催人奋进的乐曲，这乐曲使所有的人都感到熟悉而悠久，也使所有的人顿时都变得雄壮有力，相当于给每个人都打了一支强心针，队伍顿时走得更快了，唰唰地，黄色的尘土又一次翻滚飘扬了起来。从远处看，这一队人马走得急促又紧凑，身影黑硬，如一队小股武装，正赶往某一个地方，去做什么，或者前去汇合。
他们从灰腾腾的梁上下来，稀里哗啦地下来，风从背后卷着他们，推着他们。
坐在马车上的新媳妇脸上红红的，秋天里白露过后又经了霜的高粱叶子的那种红。其实，这个新媳妇的脸属于那种白里透红的，这事后来人们才知道。之所以一开始给人一种很红的印象，完全是因为坐着马车，那么远的路，在风里折腾上一天，谁的脸色也不会很正常。
新媳妇果然是从更往北的口外一带的深山里娶回来的，天蒙蒙亮的时候就从那边的一个叫七间房的村子里起身了，走了整整一个上午和一个中午，沿途的景色空旷而遥远，萧瑟而陈旧。他们行走在枯枝般的风景里，内心却是无比的繁华和热闹，甚至花红柳绿。天近晌午的时候，他们穿越了两省之间的一些豁口和界线，来到了这边的地界，进入山区里。
娶亲的新郎叫老赵，老赵其实并不老，那时候可能也才二十几岁，肯定还没有三十，却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被人们叫作老赵，原因就在于他很早就有了工作，且还是正式的国营大矿。老赵他们家就在学校的附近，准确说是上面，是距离学校最近的那几户人家之一。要是站在耗子他们家的院子里仰望老赵他们家，那就会显得非常的高，说高高在上，说巍峨，也一点儿不过分，因为在他们两家的中间还夹着一个学校呢，学校就像一层馅儿，夹在他们两家中间。
所以要论院子和房子的高度，老赵他们一家人其实是一直都生活在学校头上的，生活在所有老师和学生的上面，用学校校长的话来说，就是多年来一直骑在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一直在我们的头上动土。而事实上老赵他们一家人却并没有在他们的头上作威作福，更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头上动过土，多年以来，他们更像是一窝早出晚归的獾，只琢磨自己那点事。
老赵其实并不姓赵，但是真正姓什么却也没有人知道。老赵是个带过来的孩子，老赵他们原来的那个家出了什么事没人知道，老赵的妈带着年幼的老赵嫁给了老赵现在的这个爹。老赵现在的这个爹是个满脸麻子的胖老头，胳膊有一般人的腿那么粗，一顿能吃好几碗饭。
五灯他们见到的老赵的爹，不管什么时候，手里永远拿着一把镰刀，永远都在不停地行走，像一个老年的战士或侦察兵。夏秋两季，手里拿着镰刀，那很正常。可是冬天的时候也拿着一把镰刀，就叫人很难理解了，甚至下雪天，背后也插着一把明晃晃的镰刀，他们就真的不明白了：下着这么大的雪，地里或者山上，难道还有什么好割的东西么？割雪？割风？
老赵娶亲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型的国营煤矿的工人了，这也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最重要的条件和砝码。一个男人，有了这样的条件和砝码，才有资格对于女方的相貌以及其他方面挑一挑、选一选，否则就没有资格那样做，只能碰上啥就是啥。要知道，还有一些人会什么也碰不上呢，命中注定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一生孤单，把那本命运的册子翻遍、翻烂，也没有一个他的配偶。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人人都是能够成双结对的，孤魂野鬼也多得是。为什么人世间会出现这些孤魂野鬼，那是由于平衡在一个小范围内已经被打破，被人为地混淆、紊乱了。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规定人世间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头，但是，有的人却因为各种原因，使自己多长出三个或者五个头，甚至更多，这就必然直接导致至少有两个人或者四个人没有头。实际的情形就是这样，所谓的平衡在一个小范围内被打破了，但是对于世界而言，总量并没有变，头还是那些头，并没有多出来，也没有少了，只是被少数人做了手脚，总体的平衡却并没有倾斜。具体到结婚成家来说，本来应该也有你一个配偶，但是因为有人不止一个，所以你就没有了。或者说，你的那个到了别人家里，你要是想这么理解也对。
除了老赵，还有一些人也在那里工作，不过，那都是一些有办法的人。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谁也不知道别人的办法是什么，又有着怎样的门道，这种事在人与人之间有的是永远的秘密，有的却不算是秘密。这样说来，好像老赵也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其实不是，老赵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办法的人。老赵也能像某些有办法的人一样在那里工作，并不是因为他有办法，而是要感谢命运的阴差阳错，尤其是要感谢一个人的死亡，那个人就是他现在的那位后叔叔。他的那位后叔叔因工死亡，没有子女，这样，老赵就顺理成章地接了班。试想一下，如果老赵的妈当年没有带着老赵嫁给他现在的这个爹，他也就不可能和这个因工死亡的后叔叔有任何的关系，既然啥关系也没有，还如何谈得上接班，被照顾，根本没他什么事。这件事越往深处想其实越狭窄，越有专属性和锋刃，甚至越让人觉得后背发凉。再想一下，如果老赵现在的这个爹孤身一人，并没有那样一个因工死亡的兄弟，那还能轮到老赵什么，自然什么也没有。再想一下，如果老赵现在的这个爹是有那么一个因工死亡的兄弟，但是这个兄弟却有他自己的子女，不用说有一堆，即使只有一个，接班的事又如何能轮到老赵？不妨再想一下，如果老赵没有成年，现在才出生不久，还在吃奶，或者老赵已经快七十岁了，所有这一切，只要有其中一条是真的，那位后叔叔，恐怕死得再壮烈也没用，至少对于老赵没用。
这件事让山区所有那些没有任何办法的人都十分眼红和羡慕，一般人就不要说了，包括某些所谓的干部们，他们名义上虽然也被称为干部，平时也自觉得高出普通社员一等，实际却身上仍然披着一张“农皮”，仍然还属于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羡慕老赵？老赵，正经的工人阶级，可不是那种干着工人的活儿，实际还披着一张“农皮”的假工人。大家都说他命好，运气更好，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碰到一扇门，让自己开开门出去。就连大掌柜的谷正楼也说他命好，娶的女人好看，自己又能挣钱。党支部书记谷正楼经常像是牙疼般地唏嘘不已，经常感叹命运开的玩笑叫人笑不出来，只能一次次苦着脸咽下，经常感叹世事的莫测和人生的诡异，也常觉得，这一辈子可能也就是个这了，既然哪里也去不成，那就命中注定只能在原地转圈，原地蹦高，伸胳膊踢腿，耍把式卖艺，至于耍得如何，能蹦得多高，就看各人的本事了。有的人，刚一比画，就闪了腰，瘸了腿，他见过太多那种人，大呼小叫地上来，以为有多少花样，实际什么也没有，更有的，翻的第一个跟头就窝了脖子。
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你从南边来还是北边来，进入这个山区，你随便拦住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你问他你们支书叫啥，十个人有九个人会说出谷正楼的名字，剩下那一个人为啥不说，因为那一个人十有八九是个哑巴，压根就没听见你在说啥，要是听见了，听懂了，应该也会认真地给你比画一番，手朝谷正楼家的那个方向指点一下。就算你问的那一年他正好不在台上，那也还是会有人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有些人天生迷糊，糊涂，不记事或者记不住事，属瞎貉的，就记得那一个窝。谷正楼当支书有多少年了，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知道，没事记那做啥，就算记住，又有啥意思，那什么也不能说明，只能说明你是个喜欢操闲心的人，既知道谁在台上，也知道蚂蚁住哪，还能说出獾狐们的门朝哪个方向开。总之他好像总在台上，无非是有几年上来了，又有几年下去了，自己跌下去的或者被人挤下去的，下去时间不长，不定哪一天就又叮铃咣啷地扑腾上来了。下去了，人们不意外，又上来了，也没人吃惊，看见他披着衣裳叉着腰说话，就知道这是又上来了。这个从来没有摸过镰刀锄把的人，又常被叫作大掌柜的，好像天生就是管人的，下了台，也从来没见他锄过一次田，送过一次粪。几次下去，又几次上来，每一次都给人一种在下面歇缓够了又重新上场的印象，但在麻木疲倦的人们的印象里，他又一直都是唯一的最像的那一个。说到负责人或者主事的这种概念，人们的脑子里首先就会浮现出他那张酱紫色的方脸，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那中间上来下去的另外那几个人，竟都影子一般，很多时候甚至都想不起都是些谁，他们影子一样上来了，很快又影子一样下去了，有的甚至连脸都没看清楚，就像戏台上的那些比次要角色还要次要的跑过场的身影一样不见了，消失在亮光以外的黑暗中，只有他一直都蒸不烂煮不软地存在着，始终晃动在人们的眼里和记忆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人知道他每一次都是怎么下去的，同样也就更不知他每一次又都是怎么上来的，这种事情，只有少数的甚至极个别的人才略知一二。
无数个黑色、紫色或红色的夜晚，他总是不在家，总是马不停蹄地被山区里的社员们请去吃饭，喝酒，一家还没有结束，还没轮完，另外的几家就已经在翘首盼望和等待了。山区的夜晚寂静无比，像极了无边的苦海，许多想找出路的或想领到救济粮救济款的人，用煮熟的骨头和肉，以及白菜和白酒款待他。在他纷繁无边的记忆里，那些漆黑而单一的夜晚，漆黑单一只是一种表象，实则杨青柳绿，万紫千红，一直都有许多鲜艳芬芳的故事在不断地生成、延续。他坐在他们的炕头上，啃一口骨头，喝一口酒，同时也会腾出一只油手，指点他们，教育他们，男人老老实实地听着，女人花一样地开着。忽然想起一件事，对木瞪瞪的男人说，你不是会做好几种饭么，公社食堂最近正好缺一个做饭的，你去吧。或者在另一户人家里，酒后说出有一个轮换工的名额，目前正在物色人选。女人过来，划着火柴，给他把烟点着，饱满鼓凸的胸脯擦着他的臂膀，一双媚眼朝他忽闪着，央求说，就让我们家的去吧。他看她一眼，说我也正有这个意思，不然也不会把这话拿出来跟你们说。女人顿时喜上眉梢，把自己盛开得更为鲜艳，更加热烈，声音清脆地对她那木瞪瞪的男人说，快，快把那瓶好酒拿出来。听见自己的女人这么说，男人也只好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样子，用他那粗糙的黑手一拍愚蠢的脑门，图穷匕见掩耳盗铃地说，啊呀，一忙乱全忘了，把那么瓶好酒给忘了。他冷眼看他们夫妻一阵忙乎，那死挺挺的男人乌龟王八蛋一样揭开一个油漆得血红的榆木柜子，把那狗头探进去在里面一阵翻找。好狗日的们，真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棺材不掉泪呢，果然家里还藏着好酒，却不拿出来，晚饭时只拿一瓶从张财旺那儿买回的足够辛辣的次白干来打发他，应付他，他敢肯定，他要是不说轮换工的事，那瓶好酒一定就还会继续在他们的那个柜子里睡大觉，也不知睡了多少年了，他今天要不说就还会睡下去，刁民啊。
在山区的另一些温暖的有小南风吹着的洼地里或山岗上，寂寞的炊烟袅袅上升，炊烟下有许多人在割草，割草的人里有一个女人就是老赵的女人，当然还有老赵的爹，那个满脸麻子，一年四季都拿着一把镰刀的姓赵的老头。在老赵远离山区的那些日子里，有人发现他们的大掌柜的谷正楼的耳朵后面长出了两片柔软而金黄的向日葵叶片，那些动人的柔软金黄的叶片一时使人难以置信，却又令大家为之一振或者频频侧目，这事情给这个苦寒山区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心中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好些年都没有被磨灭掉的强烈印象，大家都铭记着那些大大小小的一场又一场的或深或浅的灾难。
有一年夏天，他们在天亮之时全部到达山区南面大片的红绿色的玉米地里以后，无比惊骇地看见他们的大掌柜的正在像一只鸟一样准备起飞，翅膀已经像发动机一样开始扇动，一种不算小的嗡嗡声轰隆轰隆地响着，耳朵后面的那两片柔软金黄的向日葵的叶片也在欢快无比地转动着，像冬天里小孩手中的彩色的风车。看到眼前的情景，人们不禁都有些后怕，这要是再迟来一会儿呢，一定早就他娘的飞走了。大家说，想走？开什么玩笑，那哪行呢？他们一齐上去把他团团围住，使他暂时不再能够轰鸣。包围圈越来越小，人们用滚热的开水一样的话语一遍一遍地烫他，把他的翅膀烫出一个又一个的窟窿，让他迅速坏掉，使他不再能够旋转，永远再无法起飞，永生永世也别再想脱离开脚下的这片土地，脱离开这个苦寒的山区。一部分女人们及时地站出来，用她们的饱满的松软的，有的像巨大的馒头、有的像装粮食的口袋一样的乳房狠狠地撞他，一遍一遍地抽他，撞得他鼻青脸肿，抽得他晕头转向，很长时间分不清东南西北。经常肿着一张脸，问别人，我这是在哪儿？身边的人就说，哪儿也不在，就在咱们村里，还在咱们村里；就想，女人们哪，永远也都是他妈的一些陌生人，即使和她们混得再熟，天天见面，时刻在一起也没用，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无论自以为多熟悉的，到了该陌生的时候照样陌生，好像以前的那一切都从来不曾有过一样。那么多又红又黑的夜晚，那么多刮风下雨或者艳阳高照的白天，那么多真刀真枪几乎接近于生死与共的时刻，难道都是一些一醒来就没有了的跑得无影无踪的梦？后来多少明白了一些，发现她们并非有意，发现她们只是一具具可以速冷速热的身体，也并非专门针对他或者谁，她们只是习惯于感时而发，她们其实自己往往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就连自身何时干涸何时荡漾也总是说不清，摸不准，似乎那一切都并不由她们自己控制和把握。啊，这就对了，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别人又怎么能知道。
以前，他的身影时常出现或者晃动在山区的各个角落里，麻地里，玉米地里，河边，岗上，人家的门外，倒背着一双紫红色的大手，披着衣服，在灯下开会，会后又去串社员们的门子。许多的门形同虚设，布景一样，虚掩着，轻轻一推，就进去了，更有的一直风中响着。
老赵的爹用那把一年四季都不离手的镰刀割掉他耳朵后面的那两片柔软金黄的向日葵叶片时，正值一个漆黑的夜晚，山区里晃动着无数小黄花一样的灯火。这个永远都在行走的老战士，老侦察兵，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的眼睛，而老赵却内心如焚，心乱如麻。那个漆黑的深渊般的夜里，山区的天空上只有一根金黄的眉毛，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状如翅膀的夜晚的传说，这种历史性的景象是老赵的一个孩子深夜归来时偶然发现的。老赵的孩子割回一筐猪草，放到屋檐下，从屋里洇出来的灯光把筐子里的猪草映照得很绿。
五灯与老赵的孩子是在打谷场下面的水渠边分手的，日落前，他们一起在附近的山岗上给家里的猪挖野菜。老赵家里有一头猪，五灯他们家里有两头母猪和一窝小猪，灰菜或者苦苣，混合着谷糠煮熟，每天都得吃掉一大锅。他们在山岗上把筐子挖满以后，天就麻黑了。
老赵的孩子鼻涕吸吸溜溜的，吱一下吸进去，上嘴唇那里只能干净一小会儿，因为用不了几秒钟，就又流出来了。拔了半天草，这会儿，他的脸上绿莹莹的。他告诉五灯说他要回家了，因为每天天一黑，他爷爷就把院子的大门从里面插上了，谁也不让进，除非真的有事。
五灯说，连你也不让进么，你是他的孙子呢。
老赵的孩子说，进是让进哩，可是要是回去得太迟了，爷爷也要骂呢。
从这儿回他们家已经不远了，老赵的孩子说完后，提着一筐猪草，消失在黑茫茫的路上。
五灯看见老赵的孩子走了以后，便也背起自己的那一大筐猪草慢慢地往家里走。五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过了打谷场，再经过好几条弯弯曲曲的、到处都是石头和土堆的巷子，这以后，还要沿着河边走一会儿。那些巷子里，都是挨得很紧的人家，每到做饭的时候，巷子里憋满了烟，凡是路过的，没有不咳嗽的。五灯从来都不喜欢从那些烟雾弥漫鸡飞狗叫的巷子里经过，除了呛人的烟雾，还有人，到处乱走乱跑的大人小孩，还会正好碰上晚归的羊群，烟从上面把巷子憋满，羊群从下面把巷子挤满，再加上公羊用头顶人，母羊用蹄子踩人，混乱得就像遭了灾。可是要是不从那些地方经过，就得从南面的萝卜地里绕更大的弯，五灯经常绕远，绕很大的弯，所以有时候因为绕远耽误了事情，富贵就会骂他，不过等到了下一回，还会继续绕远。因为除了那些，其中还有两条鬼森森的巷子，一南一北，中间隔着一个小的十字路口，常有人在黑夜里蹲在那个小十字路口上烧纸，火光也不是很大，有时刺眼，有时还有些接近于昏暗，那时候，烧纸的人面目就显得模糊，眼生，甚至不认得是谁。小十字连接着的那两条巷子，全是用圆形的上面满是细小窟窿的黑石头砌成，无论哪一条，五灯也都不愿意走。表面看起来也没啥，最多比别的那些巷子暗一些，荒僻一些，有棺材在里面摆着么，没有，有死人在里面躺着么，更没有，平时比别的巷子死的人更多一些么，好像也不是，可只要一走进去，哪怕是大白天，头皮也会发麻，很多人都有那种感觉，能不进就不进去。
那时候，在山区西边的山梁之间经常会飘走着一些红黄色的东西，有时是圆形的，像一个火球，有人头那么大，有时又好像正在飞翔着的鸟或者树叶的形状，当然不是鸟，晚上哪有鸟。也不会是树叶，整个山区都没有那样的树叶，要是，也不知是从别的多远的地方飞过来的。那种现象多数都出现在一些晚上，越是漆黑幽深的夜晚，那种红黄色的东西就越多，有时过得很快，在黑暗的山间，哗哗地过着，飘走着，快速从此路过，正在赶往一个什么地方。
五灯背着一筐猪草行走在黑暗的山区里，边走边回头遥望着飘走在西边山梁之间的那些红黄色的东西，他不知道那是些什么，别人也都不知道，从来也没有人知道。每到夜晚就出来了，时间也都不是很长，好像就那么一会儿，到后半夜就没有了，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以后就更什么也没有了，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就像从来没有过那么回事一样，也有人从未见过。
不止五灯，那时谁也没想到，就在那同时，有一个人正在黑暗中奋力地追赶着那些飘忽不定的红黄色的东西，那人追得很苦，不是一回两回，而是经常的，只要一看见就开始追赶。
那个人大汗淋漓，气喘如牛，有一瞬间，五灯觉得他渐渐地慢了下来，觉得快要看见他了。可是，那个人在黑暗中好像忽然跌了一跤，整个人倒下去了，等到再起来的时候，就又不见了，让人怀疑变成水变成一股黑气钻到地里去了，或者无声无形地融化到半山腰里去了。
山间黑魆魆的，也许是树，也许是一道一道的圪梁。天气暖和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呢呢喃喃的叫声或说话声从土里钻出来，从一丛一丛的沙蓬里飘起来，声音很软，很小，听着力气不够，又或者是羞于大声，怕人听见，那到底是些什么，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人见过。
五灯走着，走一会儿就回头看看，等到后来能看见家里的房子的时候，山梁间的那些红黄色的东西就已经都不见了，就像一场戏演完了，人走，灯灭，散场，只剩下无边的黑暗。
这时候的每一天都在刮风，很少有不刮的时候，从北边的山岭上和荒原上刮过来的风，要到五六月间才能渐渐地停住。中间热上一两个月，到了阴历八月份以后，就又开始刮风了，秋风起，秋草黄，风穿着黄大氅，一不注意就来了，有时很严肃地出现在山头上，河川里，更有时直挺挺地站在大门口甚至窗户外面，整个秋冬，再加一个春天和半个夏天，都在。
那时节，风声霍霍，人影憧憧，灰蒙蒙的天底下活动着一些身影模糊的所谓黎民百姓。在那些遥远的背景里，深颜色的是山区的夜晚和人们的脸，光秃秃的是山区的天空和山头。
刮风的时候，很少能看到鸟，麻雀们藏在树上或落在草垛上，以为是一些卷曲的褐色的树叶，不细看看不出来。更多的鸟，没有踪影，不知都到了哪里，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这事。
三四月间的某一天夜里，山区里刮着一场很大的风，不用看也知道是灰黄色的。在那天塌地陷般的风声里，一支野营拉练的部队在山区南面的树林里人不知鬼不觉地驻扎了下来。
从军队到周围一带的百姓，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是这个地区那特有的风声很好地掩护了他们的行程，一切都在风里进行，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
一时甚至还有传言说，这支野战部队，其实并不是沿着外界通向山区的那条公路来的，而是从天上直接降落下来的，只不过是在他们从天而降的过程中，正赶上了那场铺天盖地的大风，对方似千军万马，他们从天上下来的时候，相当于遭遇了另一支数百倍于他们的军队。
不过不管怎样，他们是驻扎下来了，也并没有被刮跑。营房呈灰绿色，却也有红瓦的屋顶，既有帆布帐篷，又有正经的房子。那些草绿色的军用卡车和吉普车全部用绿色的网眼状的麻蒙着，很多时候都静静地停在山区里，有时半夜里会突然发动，呜呜地开走，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重新返回。除了汽车，他们还养了很多枣红色的马，那些马匹都膘肥体壮，威武，发亮，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经常有一些当兵的牵着马在山岗上放牧。
每天吃饭睡觉和拉练的时候，甚至放电影的时候，集体坐在小板凳上学习的时候，营房里都要吹号，号声当然分很多种，不过在山区里的人们听来，都一样，都是军队发出的声音。
夜里，从遥远而寒冷的后草地上刮来的风，一路上都在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模样和方法，变换着行进的步伐和速度，等到进入这个狭长的山区以后，忽然再变成一些明亮的斧子，无情无义地砍伐着山区里本来就远远够不上丰茂的树木。那个时候，那些受伤的赤裸裸的树木便都发出一种咔嚓咔嚓的响声，人们听见它们的胳膊没了，腿也断了，身上的皮肉被擦破。
在耳闻目睹了无数次不留情面的砍伐之后，五灯全身便产生了一种也被砍伐和摧毁后的断裂的感觉，苍白的断裂处，洇出鲜红的血，碎骨头沙子一样，木头渣子一样，永远不再能够复原。浩浩荡荡的风沙穿越山区萧瑟的树丛和空旷的河滩，五灯听见驻扎在灰绿色伪装下面的部队正在隆隆作响地吃饭，无数只草绿色的军用饭盒和水壶在夜色里晃动、起舞，不时地磕碰出一些令人心惊的声音。大炮一声不吭地排列成一堆，炮口朝上，披着帆布和绿麻，像一些灰绿色的山岗。坦克的履带声辚辚，在树林里犹豫，在路上张望，不断地调整着方向，好像在等着什么，不过又有的时候，像生了气的牛，出人意料地跑得飞快。营房外面高大的铁皮水桶里每天都轻轻地晃动着他们制造出来的泔水和剩饭，山区里的一些孩子，手伸进泔水桶里，捞起那些漂浮的小岛般的白色饭块，把饭块上面的泔水攥干净，然后飞快地放进各自的嘴里。
狗子说，真好吃！
还想再捞时，桶里已经没有了，水面上只漂浮着一些乌蒙蒙亮晶晶的油星。
就寄希望于明天，后天，反正他们每天都要按时开饭，每天都要把剩下的倒出来。
挂在树上的钟又红又锈，每一回当当地一敲起来，褐红色的碎末末就纷纷扬扬地往下掉。看见有东西从树上掉下来，落地后又好半天没有任何动静，蚂蚁们就激动了，不管原来在哪里，就都纷纷往过走，去一探究竟，很可能想着万一是粮食呢，万一是能扛回去的东西呢。
可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它们光是往好的方面想，从来不往别的方面想。五灯想，万一是一些很厉害的虫子呢，万一是一些专门吃它们的对手或者敌人呢，咋就不往那方面想？
钟声响过以后，五灯看见他们的老师穿着厚重的旧棉裤，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学校里。学校里有好几个老师，即使是在很暖和的五六月，甚至是夏天里，也依然穿着又厚又笨的旧棉裤。他们都有多年腿疼的老毛病，最轻的是普通的关节炎，还有的是风湿性关节炎，连带着心脏病，以及其他方面的毛病。最严重的杨凤翔老师，本来很高大英俊的一个人，不知究竟得了什么病，有一年完全不能直立行走，只能四条腿在地上爬着走路。人们看见了都说，杨老师完了。
最初的某一天里，五灯看见老师的字写在黑板上时十分的整齐，有的像一排好看的图钉，有的又像一片斜斜的树林。那时，经常有一种鸟的颜色浓浓地泼洒到学校的黑板上，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一边用手掌和手臂驱赶那些突如其来的鸟的颜色，一边用书本或另一只手遮掩着脸上被家里的女人抓破后留下的暗红色指甲印，这让他总是显得很忙乱。
老师在做那些的过程中，尤其是趁学生们都低着头听写生字的时候，总是能不失时机地腾出其中的一只手，用力往上提一提正在下坠着的棉裤，棉裤时常动不动就会自己往下出溜。
老师一边用力提裤子，吸溜鼻子，一边还不忘了老生常谈地挥手告诉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定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五灯坐在下面想，先把裤子闹好再说吧，万一忽然哗地一下掉下来咋办呢。
后来，先前的那些好看的图钉和斜斜的树林都逐渐消失了，另一些有翅膀和触角的东西开始飞舞，四处乱飞。打开窗户和门，门外总是一片血红，一片苍白。五灯每次走在路上的时候，总是会隐隐约约地听见一阵十分锐利的尖叫声，最初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后来好像慢慢地听清楚了一些，应该就是每年过了大雪以后杀猪时的那种响彻整个山区的猪的尖叫声。
五灯那时候其实并没有看见一只猪，但他却十分明显地感到有一只猪正在拼命地挣扎，坚硬的带血的猪鬃正在纷纷簇拥着他，也簇拥着别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电影一样，上来下去，忽远忽近，在一些大雪天里依次显现着，或者在天空里不分先后排列着，涌来涌去，有的像纸片，有的如影子，如山崖上凿出来的石像，他从中看到了几位老师的头像。
学校里有十几名老师，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家境大都差不多，几个女的明显要好过其他人，这从她们平时的穿着上就不难看出来，她们不仅穿得比村里的女人们要好，她们还涂脂抹粉，走过时会留下或浓或淡的香气。她们的鞋上很少有土，脸洗得很干净，头发也梳得很整齐。她们中间，尤其以姚雪飞最为突出，她身材高挑，经常会穿一些令人出其不意的衣服，走过以后，会留下一道长长的回廊般的香气，用语文老师的话说就是一路芬芳一路歌。姚雪飞老师本来不叫姚雪飞，叫姚巧兰，是她自己改成现在这个名字的。在家里，她的爹妈，她的男人，都还叫她巧兰，但是到了学校里，她就成了姚雪飞。姚雪飞老师即使打人也和别的老师不一样，多数情况下只是用一根手指头在你的额头上戳一下，或者用手里的书在你的头上打一下，最严重的也不过是用她穿着皮鞋或者凉鞋的脚踢你一下，而不像别的老师那样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直取要害，甚至黑虎掏心，甚至白鹤展翅，打得你乌烟瘴气，鼻青脸肿。最关键的是，姚雪飞老师有一双很薄、白里透红的脚，这在她穿着凉鞋的时候看得尤为清楚，被那样的一双脚踢一下，几乎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如果要问大家，愿意被姓高的老师用手掌砍脖子，还是愿意被姚雪飞老师用脚踢，相信所有的人都会齐刷刷地一边倒，都愿意被姚雪飞老师用脚踢，即使被踢死也心甘情愿，更何况又哪能真的踢死呢。
而姓高的老师的那个手掌，不是砍刀，胜似砍刀，砍一下，好几天抬不起头来。
和别的很多的孩子一样，五灯也在一些梦里被姚雪飞老师踢过脸和耳朵，当那双又薄又红的脚来到他的面前时，五灯就感到有一些很亮的图钉正在纷纷地从他的膝盖里面一个接一个地滴落出来。他捡起那些图钉，摊开在手里，仔细看了很久，猛一看像蚂蚱，细看却又不是，这难道就是让山区里的大人和孩子时常腿疼的原因？多年来一直都是它们在暗中作怪？
夜里，寂静而黑暗的路上响起了吱吱扭扭的牛车声，大都是一头牛拉着一辆车，它们从分散在几个不同地方的黑暗的煤窑里上来，像是又重新回到了人间，开始顶着星星和夜风回家。赶车的人早已在车上睡着，或蜷曲成一捆干草的样子，或仰面朝天，腿伸在车外，跷在车帮上，鼾声如雷声一样一路打着滚着，最终能平安地回到家里，全靠拉车的牛记熟了路。
也有的独自走着回家，浑身漆黑，只有眼睛是白的，为了省油，头上的灯也总是不亮。
远处，那片灰绿色的营房也在睡梦之中，铜号里灌满了浓稠的夜色。
好像有一家人还没睡呢。
谁家？
看见那一小片黄颜色了么，就是那一家，那是他们的窗户，糊着纸。
世上什么样的人最可怜？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固然也可怜，但是真正凄凉真正令人唏嘘的还要数那种从来没有爱过更从来没有被爱过的人，从生到死，一个人悄悄地来，灰溜溜地去。
比如李小二，没人理没人爱也就算了，就连周爱武那两只丑狗每次见了他都要上去咬两口，用它们的语言骂他，羞辱他，每次李小二都是且战且退，褂子被抓破，鞋后跟上下咬通。
某一天他睡在明亮的阳光下，透过他油坛子一样的肚皮，我仿佛看见他的内心一团漆黑，一片荒漠，寸草不生，五脏六腑似乎也小于常人的，紫红色的，给人一种鸡心兔肝的感觉。
残阳如血的那时候，贺梅英问我去不去土木口看戏，我说不去。
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喜欢看戏，更多是因为我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