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灯认识耗子的时候,耗子还留着一根细辫子,耗子和五灯其实差不多大小,可是看上去却总是那么稚嫩、胆小、脆弱,脸和手比别的孩子要白得多,也细得多,动不动就哭。
说起来,耗子他们家,是离学校最近的一户人家,处在学校的下面,比学校的院子和房子低下去很多。很多时候,坐在教室里,就能看见耗子他们家的院子,很大很寂静的一个院子,中间是黄白的土,四周长满了茂密的杂草;看见耗子的妈开门出来倒水,耗子的爹歪着头在院子里到处乱走,看着坐落在他们上面的学校,看着看着,还会突然很凶狠地破口大骂上几句,也没有人知道他在骂什么。也有的时候,他的脸上会露出一种很可怕的笑容,一种椭圆形的笑容,窝在脖子那里,模模糊糊的好像还带着括号,两边还有稀疏的黄胡子在颤抖。
耗子的爹叫银焕,看不出有多大了。平时,校长,老师们,无论谁见了耗子的爹都不打招呼,都装着没看见一样快速走过,学生们就更不用说了。按说耗子他们一家人是离学校最近的邻居,最应该搞好关系,和睦相处,问候一声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但是,的的确确的情况是互相都不打招呼,为什么?一切全是因为耗子的爹银焕是一个疯子,一个真正的疯子。
是的,是真正的疯子,不是假疯。
疯子会和别人打招呼么?疯子不和任何人打招呼。
耗子的爹银焕,不知已经疯了多少年了,从五灯他们能够记得一些事情起,就已经疯了。平时,校长经常警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们,谁也不要无缘无故去招惹住在旁边的银焕,即使有缘故,也要忍让着点儿,谁要是不听,闹出了事情就自己承担、自己负责。与此同时,谁也不能欺负耗子,谁要是招惹并欺负了耗子,校长首先就会对他不客气。
校长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偏袒维护耗子他们那一家人呢?校长其实并不是在偏袒耗子他们一家人,而是在维护学校的平安。因为每次耗子的爹银焕生了气,先是一个人在院子里喃喃自语地骂,骂上一会儿以后,便会朝上面的学校嗖嗖地扔石头,还不是一两块,有时候石头会砸破玻璃,直接飞进教室里或者办公室里,甚至落到某一个人的头上或者脸上。
有的孩子不听话,背着书包进教室之前,会悄悄地溜到耗子他们家的墙头上,大声地叫一声:愣银焕!然后便飞奔进教室里,坐好,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但是,下面院子里的人却想得并不和他一样,要是碰巧没听见那一声,也就算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但只要听见了,耗子他爹银焕就会追出来骂,骂一会儿以后就开始往学校上面扔石头。
看见有石头咚咚地从下面飞上来,校长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进教室里,大声地追问:
谁?刚才是谁?谁又骂银焕了?站起来!
女孩子们当然没有人做那种事,校长心里清清楚楚,所以校长愤怒的目光总是落在所有的男孩子的身上,校长心里那个恨呀,恨死他们了,都是些无事生非的狗杂种,撩猫逗狗,还嫌事情少么,就连他本人有一次也差一点儿被银焕从下面扔上来的石头砸中呢。那次他刚从门口出来,嗖的一块石头就上来了,要不是他反应快,躲得快,脑袋开花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凡事就怕琢磨,时间一长,有的老师们也开始怀疑银焕,他不是一个疯子么,应该听不懂别人说什么呀,说别的话,无论说什么,他都没有反应,怎么一有人骂他他就听懂了?
校长说,你们真是麻烦,操那么多心干啥,还研究人家疯不疯,挣钱不多,管得倒挺宽!没事备课去,或者去撵一撵那些鸡,都上了讲台了,讲台上到处都是鸡屎和鸡毛,成何体统!
每隔一段时间,觉得嘴里淡得不行了,肚子里也完全再没有一点点油水了,校长和老师们就约定在放学以后的某一个晚上,好好地吃一顿,喝一顿。学生们都放学各回各家了,喧闹了一天甚至好多天的校园终于寂静下来了,大家就纷纷摩拳擦掌,等待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派去采购的人已经在路上,这种事有时是校长指派,但更多的时候是大家毛遂自荐,主动去的,尤其是那些天生性急的人,总嫌那些四平八稳的人一来一去太慢,说等得太心焦,头发都白了。校长说,没有人请我们喝酒我们自己喝,自己请自己。有的家庭困难的老师痛心疾首地说,再当一回败家子吧。说是那么说,其实也并没有多好,更谈不上铺张乃至败家,无非是从供销社买几个罐头,几瓶酒,很多时候还是用塑料桶打回来的散装的白酒,所花的费用由大家平均分摊,下一回再聚,仍然是这样。其实谁不困难,都困难呢。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即使是小范围内喝酒这种事,也得有一个人出来主持大局,在一个学校里,校长当然就是不二的人选,校长招呼大家共同举杯,说大家辛苦了,闲话少说。
校长其实也很不喜欢耗子他们那一家人呢,平时不说,有时喝多了酒以后,眼睛红红的,脸也红红的,也会忍不住说,说和银焕那么一家人做了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啦。我有时候会想,我,你们,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咱们大家,上一辈子一定欠了人家银焕的。
校长这话一说出来,在场的好几个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每逢这种时候,校长的话就会特别多,是平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完全变了个人,完全是酒精的作用让他把平时一点点地窝藏和积累起来的种种不快和种种烦恼苦闷倒水一样全都倒了出来。
有一回,醉眼蒙眬中,校长指着一名正在埋头猛吃沙丁鱼罐头的老师说,别光顾着吃!你——韩启云同志,上一辈子有没有借过人家银焕十块钱没还?
名叫韩启云的老师懵懵的,一副才被人从梦中叫醒的样子,从桌子上抬起头,红着脸说,我也不知道,也许吧,也许借过,不记得啦。
校长说,不是也许,我觉得你一定借过。既然借过,怎么不还人家?借人家钱还忘得一干二净的,什么人呐?咱们能有今天,能有现在这种经历,天天历险,我觉得就是你留下的这种糊糊事造成的,你从上一辈子开始,就已经给咱们埋下了伏笔了。
韩启云歪着头,用一只手擦了擦嘴边的油渍,说,没还么?我记得好像还了。
校长说,问我?应该问你自己,还没还你最清楚。我还不知道你?肯定没还,还了他还能这样,每天往上扔石头?说不定他正是知道你在这里教书,才每天往上扔石头的。
韩启云说,真要是像你说的那样,那我就得考虑再调一个学校了,不能再在这儿干了。
校长说,哎,你还别说,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呢。
韩启云说,我还不知道你,你无非就是看我不顺眼,想把我弄走,还非要把账记到人家银焕头上。
校长忽然好像有些不认识地看着韩启云,端起酒杯,吱儿——的一声。
又指着脸越喝越白的裴日鼓说,咱们还说上一辈子的事,你——日鼓同志,说句良心话,有没有设计陷害过银焕?
裴日鼓放下手里的酒碗,说上一辈子的事了,谁能记得那么清楚,你能记得你上一辈子都做过啥?这还真不好说,很可能有过,也很可能没有。
校长眯缝着眼,并没有看裴日鼓,而是看着桌子的一个角说,你是有名的阴谋家,怎么可能没有?还“很可能”?设个计,下个套,弄个局,对你来说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裴日鼓说,你真抬举我!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快成诸葛亮了。
有人忽然问校长,说了半天了,净问别人,你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人家银焕的事?
校长一只手捂在额头上,声音闷闷地说,让我想想——我这人比较讲理,按说应该没有。
最初的某一天里,耗子穿着一件领口和袖口上都有花的只有小女孩们才穿的衣裳,脸色苍白,胆怯而又安静地坐在家门前的青石上,一看见有人过来,立即低下头去。耗子身上的衣裳都是按照他妈的意思穿的,衣裳上的那些奇怪的花也都是他妈用五色线给绣上去的。他背后的门上挂着精美的蝈蝈笼,还有像房子一样整齐好看的鸟笼子,都是用绿色的和黄色的荆条编出来的。那些颜色暗红、黄绿和雪白的荆条,不仅能编出蝈蝈笼和鸟笼子,还能编各种各样的筐子和筛子、篓子,甚至更大的需要两个人才能抬动的形状像耳朵的大草筐。
一群和耗子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来到耗子的面前,有人指点着说:
这就是耗娃子。
耗娃子是啥,就是耗子的小孩,刚生出来那种,最多有一块水果糖那么大。
耗子听见他们一上来就叫自己的外号,就知道来者不善。
耗子不知道的是,就连耗子这个名字,其实也是他的外号呢,他真正的名字并不叫耗子。他也不想一想,当爹妈的,谁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耗子呢,叫猫叫狗,也不能叫耗子。
果然,有人说,应该带一只猫来,看看他到底怕不怕,要是怕,那就真是个耗子。
他们在想象中把一只猫放在地上,放在耗子的面前,耗子一看见猫,果然吓得不轻,哧溜一下就不见了,也不知钻到了哪里,只留下一路哭声,他们哈哈大笑。但是耗子并没有跑,也没有钻到哪个窟窿里去,依旧坐在门前的青石上,只是低着头。耗子想,猫有啥可怕的。
在耗子看来,眼前的他们比猫可怕多了,也讨厌多了。
据说耗子的爷爷是一个最会编筐子的人,各种荆条和树枝在他的手里就像巧手女人们手里的针线一样灵活,在已经逝去了的那些年月里,山区里大部分的筐子和篓子都出自耗子他爷爷之手。当然,耗子从来也没有见过他爷爷,从能够记事以来就没见过,爷爷很早就走了。
耗子的爹银焕也会编,只是已有好些年没见他碰过那些东西了。
耗子问他妈,爹为啥疯了?
他妈说,谁说他疯了?谁说的?他没疯。
这个脸白得像纸一样的女人,常年都是一副悲悲戚戚的神色,再加上本身很瘦,不管什么时候都带着一种似乎是天生的哭丧相,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也从来都是一种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即使是在谈论一件让人高兴的好事,脸上也是无限的悲伤,声音也仍是凄凄惨惨。
三四间歪歪斜斜的窑洞,就是耗子他们家,最靠东边的一间,实际上已经处于或钻到了学校的下面,就像学校的一间地下室。有时候校长在办公室里坐着,能听到下面传来耗子他们家的某些动静,咚……叮当……哗啦……校长就想,是勺子掉到地上了,或者是碗打碎了?校长有时也会突发奇想,想象耗子他们家某一天如果突然不想活了,装足了火药,点着捻子,狠狠地在下面放上一炮,上面的整个学校势必会坐了土飞机,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院子倒是不小,由于人少,就显得更大更空荡一些,用石头和黄泥垒起来的土墙围着,墙头上插满了酸刺和蒺藜。墙里墙外都有树,从来没有人仔细留意过都是些什么树,不外乎山区里最常见的榆树和杨树,每一棵树上都有喜鹊或乌鸦筑起的黑压压的完整而结实的窝。
对于小小年纪的耗子来说,树上的那些高高的黑压压的窝充满了无限的神秘和未知,一没事的时候,他就坐在门口抬头仰望。他不知道它们的家里是一种怎样的情形,从那黑糊糊的外面是啥也看不出来的,难道里面也有家具和各种摆设么?也有小鸡吃米的马蹄表么?也有炕么?秋天的余粮往哪儿放呢?火是肯定不能生的,要是有了火,整个窝就全完了。可是要是不生火,它们一家子又怎么吃饭呢?后来稍大一些以后,才明白它们吃的全是生的。
他妈告诉他说,它们没有箱子柜子,也没有马蹄表和炕,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更没有余粮。余粮?他妈说,你真是笑死我了,听也没听说过呢。说它们从来就没有过多余的粮食,有也没地方放(这闹不好也是它们不储存余粮的一个原因),当天打闹回来的,当天就吃了。
耗子说,那第二天呢?
他妈说,第二天再出去找去,打闹去。
耗子说,要是碰上刮风或者下雨呢?
他妈说,刮风下雨也得出去,不想出去那就得饿着。
耗子说,出去以后,要是打闹不到呢?
他妈说,打闹不到也没办法,那只能怨你运气不好,再使劲找。要是真的打闹不到,那就麻烦了,它们大人饿一两顿还是小事,它的孩子们就会饿得哇哇地哭,小黄嘴张着。
耗子说,我饿了也想哭哩。
他妈没有理他,只是在自言自语地说,人坐月子,真的是在坐月子,哪儿也不去,啥也不做,还得有人好吃好喝伺候着。而它们即便是坐月子也得每天出去打食,它们不坐月子。
出了院子,是一条小路,夏天的时候,路两旁栽着东西,很高,很茂密,人走过去都看不见,到了冬天以后就没有了。小路扭曲得厉害,要绕好几个弯才能和别的路接上。小路绕来绕去,一根绳子一样,边走边就把沿途的很多人家都连接了起来,一家一家地串了起来。
每天天一黑,从耗子他们家院子前面的那条小路上就会传来一个女人哀怨的哭声,耗子经常能听见,听见那女人有时候哭得呜呜的,耗子就告诉他妈,他妈却让他不要瞎说。
耗子想,明明有人在哭,怎么是瞎说呢。
小路的一头先是被一户人家的一个后院放进嘴里狠狠地咬了一下,可能是觉得不好吃,很快又吐了出来。就从那里起,这才又有了它以后的弯弯曲曲的行程,有了它的未来,也才有了那些被它沿途串起来的人家。与此同时,也好像让它有了自己的来历和去向。
那个后院很是阔大,全是一些旧房,墙头有很多地方都塌了、断裂了,出现了一些高高低低的豁口。那些旧房,大都没有了门窗,里面堆放着破砖烂瓦,不过,这也是站在院子里看见的。要是想进去,还得费一番周折,因为原来是门窗的地方,现在全是厚厚的蜘蛛网在垂挂着,从房檐下一直垂挂到屋门口,猛一看像一种帘子,其实比帘子要厚得多。有多厚呢?你要是不小心一头闯进去,你的头上和身上马上就会穿上一层亮晶晶的蜘蛛网的外衣,脸上和四肢全被紧紧地蒙住,需要好半天才能把那层东西撕烂,挣脱出来。好在也从来没有人想进去,进去做啥,什么意义也没有,平时只有敏捷的影子一样的野猫能从下面钻进钻出。
院子里长着半人高的荒草,有的草上还开着花,有的花还很好看,黄的红的,紫的,白的,荒草里住着蛐蛐和萤火虫,有时还有蛇,唰唰地在草丛里走着,蝴蝶在荒草上面飞来飞去。靠墙生长的那些树上也都和耗子他们家的那些一样,黑压压的搭着喜鹊和乌鸦的窝,每到黄昏时分,就哇哇地叫着,在说着什么,好像是想告诉人们一些什么。
耗子就问他妈,它们在说些啥。他妈说不知道,说那哪能知道,我要是能听懂,我也会飞了。后来一边做饭,一边又说,估计是在叫它的孩子们回家,天黑了,让它们都赶快回家。
啊,这就对了。耗子对于这个答案还比较满意,也认为差不多,它们的孩子们都在外面乱跑乱飞,应该就是那个意思吧,肯定就是。如果不是,那又能是什么呢,耗子想不出来。
他爹银焕坐在黑暗中,看见他的嘴一张一张的,又在恶狠狠地骂人,却又没有任何声音。
耗子就问他妈,爹在骂谁?
他妈摇着头说,不知道,不知又想起谁了。
耗子就说,是不是学校的校长?
他妈说,校长有两天没来了。
耗子眼前忽然一亮,说,知道了,我知道是谁了。
他妈问,你知道?是谁?
耗子说,是学校里的那个教语文的老师。
他妈说,你咋知道的?
耗子说,肯定是他。有一回他喝醉了,站在上面往咱们的院子里尿,让爹发现了,爹当时就给了他两石头,吓得他转身就跑了,抱头鼠窜了。
有这种事?还老师呢,解开裤子就尿,也不看看地方,该打。
他没解开裤子,他是真的喝醉了,其实他把整整一泡尿全尿到他自己的裤子里去了。
真的?
真的,一边跑,一边从裤腿下面往出流水呢,好多人都看见了。
这件事忽然让他们觉得很开心,于是两个人就都笑了。耗子笑得一咯一咯的,还不住地摇晃着头,翻着白眼,像是吃饭被噎住了,头上出现了蓝色的青筋。耗子他妈,即使是在很开心地笑着的时候,苍白的脸上也仍然愁容漫卷,笑也笑得那么忧愁,凄凉,无奈和伤心。
黑漆漆的夜也被他们笑得不复存在了,网一样收起、撤走。黑夜也很像那个把整整一泡尿都尿到了自己裤子里的老师,一路滴滴答答地滴着水,摇晃着,在他们的房后咚咚地跑着。
蚂蚁们都累了,蚂蚁们搬运了整整一天的粮食,最后都累得走不动了,躺在树下,有的侧卧着,有的仰面朝天地睡着,还有的已打起嗬儿——嗬儿的呼噜,有的呼噜十分尖利。
一些蝙蝠用它们绸缎一样的翅膀拍打一下他们的房檐,又敲一下他们的窗户,然后就走了。房子上面的泥块就开始啪啪地往院子里掉,一掉下去就都碎了。院子里的草在风里芦苇一样摇来摇去,风还把榆木的门刮得咯吱咯吱地响,好像有人正在外面用力推门。夜已经很深了,还有人在他们的四周咚咚地走着。
看完一本小人书以后,耗子还不睡。
耗子问他妈,土匪的胡子都是蓝的?
他妈说,听说也有红的。
耗子就睁着两个眼睛,看着屋顶上的椽子、檩和椽子之间的泥土、柴草,使劲地想着。想了一会儿,说,是天生就是红的蓝的,还是后来当了土匪以后专门染的?
他妈说,那谁能知道。
耗子说,肯定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为了吓人后来染的。
他妈说,你咋知道?
耗子说,我猜的。爹的胡子不就是黄的么,那不是天生的?肯定没染过。
他妈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黑的,不知后来咋就变成了黄的,越来越黄。
耗子说,病,肯定和他的病有关,好多的病人不都是那么黄喇喇的么。
听耗子这么说,他妈好像被从正面袭击了一下,捂住额头说,我还真从没往这方面想过。
耗子扭过头,看见他爹银焕正把一只手伸进被子里仔细地寻找着什么,摸索着什么。耗子那时候非常吃惊地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起初,爹脸上的神色很认真很严峻,可是后来,爹的脸上又出现了一种婴儿般的表情,是那种还不会说话的小孩,愣愣地看着某一个地方的表情。
爹。耗子轻轻地叫了一声。
耗子是想问他的胡子是如何变黄的,爹没有理他。
爹——耗子又叫了一声。
爹还是没有理他,脸上似笑非笑,从他的神情上看,像是早已经在一条路上走远了。
终于,摸索了好半天后,听到爹对妈好像说了一句啥话。
耗子就问说了啥。
他妈说,他说那块骨头不在了。
耗子有些没听懂,于是就问他妈,哪块骨头?哪来的骨头?咋又跑出来一块骨头?
他妈听了这话以后也明显地吃了一惊,耗子看见她的脸上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颜色,不过,无论是什么颜色,最终也还是以她的那种最常见的苍白作底色,以忧愁作为主要内容的。
这时候,从旁边那个空荡荡的后院里又传来了那个女人的断断续续的哀怨的声音。
耗子看见爹忽然划了一根火柴,却又狠狠地把火柴扔到了地上,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火柴熄灭了的时候,立刻有一种烧燎羊毛的气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也就在那时候,那条从后院里分离出来的小路上忽然尖叫了一声,声音就像从路上长出来的,随即又变得一片寂静。
他妈说,睡哇。
在耗子的印象里,他妈是最后一个躺下去的,耗子觉得他妈好像一个纸人一样,一下就倒下去了,连一点点声音也没有发出。那时,墙上有一个影子,看着他们这边,也倒了下去。
耗子把几本小人书压到枕头下。耗子睡在他们两个人中间。
虽然窗户上的缝隙很大,不断地有风从外面进来,但是耗子还是觉得有些憋闷,每次呼气吸气都到不了底,在半路上就被截住了,于是就不停地在枕头上翻身,左翻一下,右翻一下,一会儿脸朝着他妈,一会儿又脸朝着他爹,枕头里的荞麦皮在他的头下沙沙地响着。
后来他脸朝下趴着。
趴了一会儿,就看见一个人骑着猪在河边狂奔,河边有很稠很白的雾,人和猪就一起奔进那白稠的雾里去了。不久以后,猪慢慢地长大,变成了一头骡子,先前骑猪的那人又骑着骡子到处走村串户,清脆的铃铛叮当作响,人也明显比骑猪的那时候老了不少,像是来给人看病的,又像从老远的地方来走亲戚的,黄白的山羊胡子在风中翘着。山区南面的一片麦子忽然倒下去了,不是一垄一垄地倒下去的,而是一大片,黄澄澄的一大片,哗地一下就没了。
一群人面朝着太阳的方向,背对着耗子,伸着手,每一个人的手都伸得长长的,感觉在说话,又似乎在唱歌,但是更觉得是得到消息,有什么东西要落下来了,都伸出手等着接住。
看着看着,那群人忽然又都不见了。因为什么不见的呢,就因为睡在一旁的银焕突然咳嗽起来,咳嗽声尖利而又空洞,那群人就忽然哗地一下没了,一个也没有剩下,那些树枝般的手当然也就跟着没有了。再一看,太阳也不在了,骑骡子的老头也没了,四周黑得如锅底。
这以后,他们一家人就都睡着了。
天上没有月亮。
一只狗在附近一带汪汪地叫着。
黑暗中,耗子他妈忽然说,自己睡好了,就开始祸害别人了。
声音是无限的悲戚。
都睡了。
都睡了。
我闻见马棚的味了,还有蒿子的味,金盏花金黄的味,还有河水漫过的泥沙的味。
那年从平原上回来,一进咱们这山里,迎面一种气息,说不上是啥味,就是一种深山味。
报纸剪辑
杜林按:在我们这里,实际的做法是用脚踩住小猪的一条腿,抬起另一条腿,使小猪腹部朝上,在小腹一寸以下处用小刀划开,三个手指伸进去取出里面的一团肉,即可放开小猪,小猪嚎叫着跑远,伤口不抹药,也不需缝合,一两天、两三天后即可自愈。
北京插队青年林维本自学兽医已经有两年了。
六七岁的时候,林维本就已经会炒菜了,普通的北京菜自然不在话下,就连四川菜和淮扬菜也会那么几个,像回锅肉、辣子鸡丁这种菜,还用得着学用得着钻研么,傻子也会炒,闭着眼也炒不坏。不仅会炒菜,还会提着菜篮子去离家最近的地安门菜市场买菜,菜场里的几个阿姨大妈每次一看到他就说,您来了!哟!您又来了!林维本说,我六岁,连秤盘星都够不着看不见,踮起脚也看不见,她们有的就快要退休了,每次都称呼我您,这就是北京人。
林维本说,丙午秋,父母泥牛入海,家里的保姆有一天突然显露峥嵘,开始在家里夺权,造他们的反,像章往胸前一别,袖章往胳膊上一戴,权威一下就建立起来了,每天给他们开会,训斥他们,外出要向她请假,大小事情都要向她请示,她批准了才能做,她不点头不能做。就连她吃的饭,也是林维本做,她本人则什么也不干,每天跷着二郎腿,抽烟喝茶看报纸,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做的都是上层建筑的事,一般事务性的低级趣味的工作她就不做了。因为识字不多,看报纸的过程中就会不时地遇到拦路虎,不得不向林维本他们兄弟姐妹请教,请教却不是不耻下问,却是威严又生气地朝他们招招手,来来来,过来一下,看看这个字念什么!什么,念恫?不可能吧,难道不念同?告诉你们,不要想骗我,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
林维本自学兽医进步很快,碰上公社的兽医有事来不了,大家觉得时间就是生命,活人不能叫尿憋死,林维本就直接上手,劁猪,骟羊,给骡马甚至鸡打针,喂药,灌鸡蛋清。捉住一只有气无力的病鸡,把翅膀撩起,把翅膀下面的细绒毛拔一拔,有时情况紧急就不拔,只管一针扎进去。人们一看,做得挺好,头头是道,真兽医来了也不过如此,还没他这么精细认真呢。兽医那个人大家都知道,干的年头长了就油了,不管你这里多着急,他从来都是一副不慌不忙慢吞吞的样子,说话慢,手脚更慢,每次都是晃晃悠悠地来,牛马一动不动了,他也不着急,裤兜里摸出小刀,把小猪肚子划开,手进去掏挖两下,踢一脚小猪就不管了。
(1973年,经过广大贫下中农的推荐和选拔,北京插队青年林维本进入县里的直属粮库,开始担任一名库管员。走路常发出稀里哗啦的声响,是由于裤带上拴着一大串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