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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里一出来，看见她一出现在高高的崖头上，就听见崖下有一棵树在说话，就是一棵树，不是很多树，就只是一棵树在说，而且一看就很明显，就是专门对她说的，那情景，就像一个人站在崖下，对着崖上的另一个人说话，说，先别过来，我要开花了，小心溅你一身。
她惊呆了，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差一点惊得跌下去。她站在高高的崖上，想看看是谁在说话，可是仔细看了半天也没从众多的树里把说话的那个分辨出来，但是知道它就在其中。
于是她只能装作看见是谁在说话的样子，只能这样问它，是你在说话么，在和我说？
果然很快就有声音从杏树林里传了上来，说，当然是你，除了你，你看看周围还有谁。
听它这样说，她也朝四周看了看，崖上坡下，确实也只有她一个人。有几只喜鹊和燕子，可它们能算是人么，当然不算，喜鹊和燕子不算，那它们这些树就能算么，当然也不能算。
她说，你不是一棵树么，树咋会说话，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呢，除非你成了精。
就又有一行声音从下面飘上来，说，你听说过啥，你不知道、没听说过的事情多着呢。
说它其实每天都能看见她呢，说只要她从崖上的那个门里一出来，就看见了，看见她那副样子，就好像是初次出门，就好像大姑娘上轿，更像是头一回来到这人世间一样呢；说根据它的观察，虽然她的衣裳并不是很多，可是也经常很能倒换呢，隔几天就换一次，衣裳一换，人好像也顿时换了一个人，附近一带的狗转眼就不认得她了，以为是一个生人，就朝她叫，朝她汪汪，有的甚至还想扑过来……这说得就比较细致比较深入了，让她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更叫人害怕的是说得还很对，那就是她，她也基本就是那样的。一想到不知从何时起竟然一直活动在别人的一种视线里，一种眼光里，一举一动，甚至就连身上穿的啥，也都一直在别人的眼里，顿时就变得不自在了，就想，不要说是她这样的人，恐怕就算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听见别人这么说，心里也会咯噔一下吧。这样的事从来连想也没有想过一下呢，无数次，开门出来，看见草木黄绿，四野寂静，就满以为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呢，却万万没想到下面竟有一双眼睛在望着她，盯着她，这事光想一想就叫人害怕呢。
又说，咱们这么熟惯了，不想吓你……后半截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眼前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远处和近处，那些长在平地和半山腰的树上都结满了白花，所有的树枝都看不见了。
树怎么会说话呢，她忽然想起了刚才的事情，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她朝身后的门上摸了一下，竟没有摸到，明明能够得着，还清楚地看见了门上的几个疤结和几处有刺的地方，却就是摸不到，当下就有些急慌和疑惑了，怀疑眼前的一切很可能并不是真的，是个梦。
可是，要不是真的，那么多的花又是从哪来的呢？也就在那时，她还听见了不间歇的嗡嗡声，那是蜂子，说明它们也来了。她站在门口，带着一种迷路般的疑惑，有些吃力地看着。
看不见山梁上和河川里的蜂子，只能看到一棵又一棵的白树。
就在那时，一只双目失明的蝴蝶朝她迎面飞来，眼看就要撞到脸上，她往后一闪，醒了。
睁开眼看到自己很弯曲地躺着，才终于明白那真的就是一个梦，就想这梦的是个啥呢。
她想起了她的娘家，那边的杏花也应该开了，每年一开了也是漫山遍野。可是她的婆婆却说没有，说她们那边还早着呢，去年冬天的雪消了没有还不好说，杏花哪能这么快就开了。
婆婆突然蹦出来，让她不再去想那些纷繁的白树，她不想和她争论，一来没必要，杏花开没开，其实她们说了都不算。再一个，这事也没有多重要。就婆婆的本意，无非是想说她的娘家那边苦寒，不如这边，她嫁到她们这边可算是嫁对了，甚至是他们把她从苦海中解救出来了，婆婆其实就是想表达那么个意思。婆婆这个人喜欢接别人的话，接话不怕，关键是接住以后就要发挥，修剪，批驳，往相反的方向牵引，最后再按照她自己的意思剔骨头一样剔得一干二净；也或者层层包裹，往里面吹口气，然后再裹一层，直至把你最初的那个意思发酵般裱糊修饰得又大又圆，以至于常常让人忘了最初的缘由或模样，眼前只剩下那个怪物。
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山区里走着，沿着一种草绿加牛毛黄的方向走了很久。那时，四周的树木渐渐多了起来，一些人家的房屋也紧紧地挨着。一个很大的、里面住着很多人家的院子里，往往会有好几种不一样的房子，有挤挤擦擦的小的，也有扬着头的很高大的。小的那种，又低又矮，又黑又旧，很真实地给人一种“窝”的感觉。说山区空空荡荡，那要看怎么说，有时候有些地方好像也并不空荡，甚至还十分拥挤和狭窄。一扭脸，又看见一个不久前才见过的人，穿着破衣服，胳膊肘和前后都破了，给人一种纷纷扬扬的感觉。再一转身，又看见了一堵黄泥墙后面的那个荒废的园子，她从它的旁边路过应该不止一回了。
远远地起伏在她视线里的是一些坟堆，有新的，更多的是旧的。
在这个无论远近到处都显得很空旷的日子里，她曾经几次目睹了一些灰褐色的枯枝。后来走到一道褐黄色的土墙下面时，她十分清晰地听到了从土墙的那一边传来的一种声音——女人的叫喊和男人的呐喊，不过，却并不高亢，都是经过了一再的过滤和挤压，似乎有一只手一再地想把那种声音压下去。旁边的草也在做游戏一般，倒下，起来，再倒下，再起来。
那时候她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音咚咚的，起初还以为身后有一个人正在拼命奔跑。
后来才发现土墙的那边其实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只有几堆破旧的干草，有的堆成敦实的方形，有的是圆形，还有两堆像两座塔，都已经发黑了，有几只鸡正在那里刨食。
此前她所担心和害怕的那些痕迹和枝节，竟一丝一毫也没有，最初还怕有人突然蹿出来，这让她很害怕地站住。想即使有一些草灰，葵花籽的空壳，或者一张门板，甚至几块砖头，一捆解开以后的干净一些的草，那也算，凭那些普通零碎的标识，那也会让人有一种找到了依托和凭据的感觉，也会让人的心里略为踏实一些，感觉是在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但是，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她以为能够看到的那些随便而又零碎的东西或标识，一点点也没有看到。
那时候，她才感到那种空旷也好、拥挤也罢的背景，其实十分的苍凉。
那种单调到有些老实笨拙的景色里，总觉得其中隐藏或者埋伏着一种看不见的灾难，有的很凶险地隐匿在山上和树上，有的则趴在那些圪梁下面。日子好像也有些脱节，头一天与第二天的中间好像有一种东西把它们隔开了，打断了，就像两扇门，本来一直都能关得严丝合缝，不知为什么，却忽然关不上了，那种忽然出现的距离是从哪儿来的呢，她不知道，只知道有东西在中间卡着，顶着，最坏的时候就是，开，开不了，退又退不回去。
日子真的有些脱节么，事实上并没有，日子从来就是那样的，一天连着一天，紧紧挨着，从未断开过，真要是像车子的链条一样忽然少了几个，那可能会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呢。她觉得，那种事情，不能试验，车子少了几个链条，最多就是不能转了，可要是日子呢？
这个女人，几天前被山区里的一个人吓过一次，自那以后，连续有好几天，噩梦便以小人书的尺寸，以连环画的式样，每天都悬挂在她的记忆里。那一张张凶险而又不褪色的骇人的画面无声无息地翻动着，让人虚实难辨，分不清真假。是谁在一页一页地翻给她看？似乎怕她看不明白，有的地方还要多停顿一会儿，很耐心地等着她，觉得她看清楚了，看够了，才开始再往下翻。她边看边哭，有时候又好像能隐约看到一种多年以前的紫色，那是哪一年的事？面对那种似曾相识的颜色，她从画面上闻到了一种浓烈的血腥气。在最初的一幅画面上，她看见天空里飘浮着弯曲的镰刀和红蓝两种颜色的树叶，以及一些尺寸很短的身体，嘭嘭的瓦盆碎裂声和呛人的焚烧谷糠的气息，还有一股一股的白烟，一直都弥漫在画面以外。
吓她的那个人，她好像曾经见过，却又完全想不起在哪见过，又似乎从来都没见过。她还不能肯定他是不是这个山区里的人，要是，以后肯定还会碰到，要不是，也就是那仅有的一次了。她希望他不是，希望那是仅有的一次，百年不遇的一次路过，因为她觉得他就是一只多毛却又十分滑腻的紫殷殷的手，只要一想起这些，她便会情不自禁地浑身发抖、抽搐。
每次吃饭的时候，她便会看见那一张脸在她的饭碗里飘浮、晃动。
那张脸就像是一张死人的脸，又白又虚，还点缀着一些黑点红点，每次只要它慢慢地飘浮上来，她就一口也吃不下去了，心里堵得满满的，嗓子眼里似乎还有虫子在往上爬，熙熙攘攘地探头探脑，有时甚至还能突然看见那张脸躺在饭里，一睁一合地朝她眨眼。
有几天她一直坐卧不安，经常从梦里含泪惊醒。那张脸带着那只手，就隐蔽在她的梦里，有时候重重地落下来，有时候又哗哗地飞起来，还展翅，亮相，手指之间并不是空的，而是相互之间有粘连的黏膜，有半透明的蹼。那时候，她的两条辫子就会变得十分的疼痛，钻心刺骨，感觉是被凌空吊到了一棵高大无比的树上。她经常梦见一些灾难深重的大树，都一律的灰褐色，好像从未绿过，上面都落着一些孤单的或者三五成群的鸟，她不认识那些鸟，她觉得也许是乌鸦，要不是乌鸦，就只能是别的什么她没见过的东西。她的辫子就吊在大树上的那些坚硬的树枝上，那位置使她看到她的头顶上方是一些破碎而陈旧的晚霞，有如一些破布或者棉絮，有如一缕一缕的血丝和一种残存的建筑遗址。那时候，她听到她衣服上的那些孤独的小花全都一瓣一瓣飘落到了地上，有马过来踩它们，有狗过来吃它们，有雨下来淋它们，有风过来刮它们，刮得四处飘零，后来剩下的那些有的烂在路上，有的被灰尘埋了起来。
在她一个人心神不宁地回忆这些，回忆衣服上的那些飘走的小黄花小蓝花的时候，总觉得事情还没有完，总觉得还要发生一件什么事，而且那件事情已经出发，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后来她就不再独自到很远的地方去，有时候只在离家不太远的地方一个人走一会儿。去供销社买东西的时候，碰巧了，也能和别的女人搭个伴，两个人就和一个人时大不一样了。
平时她从来都不愿意想起那天的事，一有那种苗头或影子开始闪现，她都会立刻抬起头，把脸转向别处，可是那件事却总是在她的心里黑糊糊地盘踞着，推也推不动，赶也赶不走。
那条路，平日里她并没有觉得它有多么的漫长无边，她常常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就回了家，可那天她就是觉得那条路十分漫长，仿佛永远也走不完，永远也到不了。她后来在回忆那件事的时候，总觉得那条路在某些方面与从前不一样了，好像少了一些什么，又多出了一些什么。其实，那条路上能够称为标识的东西很少，始终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并没有少了什么或者又多出了什么，真正觉得少了什么或者又多出了什么的，或许正是她的心里。
那是一条又细又白的路，与其说它是一根苍白的带子，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根乡间的扁担，挑起了沿途众多破旧的房屋和窑洞，以及无数个凄风苦雨的白天和夜晚，有一些杂乱的树点缀在路的两边，都是一些最常见的乡村里的树木，不外乎杏树、榆树、杨树和柳树，没有更稀罕的，除此之外，那路上还有一个早已不用了的磨坊和几个黑色的草垛。西南方向是一大片庄稼地，庄稼长得密密匝匝，里面别说藏一个人，藏上几百个人，外面也都看不出来。
路的尽头就和山区的大路接上了，有河，河两边都有人家。河东面的那片地方叫河东，河西面的却并不叫河西，什么也不叫，虽然住着大多数的人，也更大，却并没有专门的名字。
虽然她是从外面很远的地方被娶回来的，虽然不是自小就在这个山区里长大的，可对于眼前的这条路，也不能说不熟悉，哪一天不曾看见它，哪一天没有走过，可是偏偏那一天就鬼上身一样碰上了那个人。那时候她才从供销社里面出来，买了一小块花布，在供销社门口和一个叫斋苗的女人说了一会儿话。可以想到的是，她要是和那个叫斋苗的女人再多说一会儿话，后来就肯定不会碰上那个人了，说不定就永远地与他错过了，可是她当时显得很着急，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不断地催促着她，还没正经说几句就着急地要走了。后来她不住地反问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着急啥，难道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么，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也没有。
这中间有鬼呢。后来她不得不这样想，早就命中注定了一样呢。
不是么，迟不走，早不走，偏偏就在那个时候走上了那条又细又白的路，巧合也是命呢，不然就不能叫巧，更不会那么巧，要不是早有安排，哪有那么巧。而就她这个人来说，别说是那时候，直到今天她也还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到处都飘扬着美丽的歌声，歌声里流淌着蜜一样的、糖一样的故事。在她的心里，无论任何时候，天永远都是蓝色的，云彩也像花朵，不是么，小时候，翻开课文，每一页都阳光灿烂，歌声嘹亮，雨露甘甜。有坏人么？好像也有几个，却总是被巨大的铁拳砸得稀烂，像一堆烂泥破布一样被丢弃在某一个角落里。那巨大的铁拳是谁的铁拳？当然是咱们这边的铁拳，她记得很清楚，很多时候，对方，敌人，好几个人捆到一起，也没有我们这边的一条胳膊粗呢，那他们还有什么希望，什么希望也没有，更不会有。敌人，对方，不仅渺小，而且丑恶，要么憔悴，要么狰狞，脸色也都很差，不是蓝色的就是灰色的，要不就干脆黑得像锅底或者白得像鬼，但是不管他们是什么，只要被光芒万丈的红太阳一照，立即就都现出了原形。有的身上长出了芨芨般的刺，有的全身塌陷，转眼间成为骷髅，更有的呈螺旋状或波纹形，逐渐变小，变没，直至最终气泡一样彻底消失。一切坏的反动的残渣余孽被一簸箕一簸箕地撮走，世界晴朗了，世界明亮了，这以后，剩下要做的就是多年来一直坚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改造世界观。那些年月常有鹅毛般的歌声在她的耳边飘起，可是，让她感到羞愧和难过的是，他们却并没有做好呢，不仅别的什么都没有做好，就连学习也并没有学好。大多数的同学都止步于初中毕业，一放下书本，即拿起锄头，挽起牛犋；更有一些年龄稍大一些的女同学，初中毕业的当年冬天，便早早地为人妻母了呢，第二年再见面时，已经领着孩子回来住娘家了，坐在从前家门口的石头上，自然地、旁若无人地撩起衣襟或者解开胸前的扣子喂孩子吃奶。
直到走在那条又细又白的路上以后，她才发现，整条路上实际上只有她一个人在走，但即使那样，她也仍然什么也没有去多想，甚至发现路上只有她一个人，也是后来才意识到的。
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不过，也好像不能那么说，不能说一个人也没有，不是还有她么，她难道不算个人？当然算，不仅算，而且还自认为也算是一个不难看的人，这一点似乎平日从别人的眼里和言谈中也能找到答案，每次一出去，人们就都说她长得很好看，常常倒让她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时候地里好像还没绿，到处还光秃秃空荡荡的，只有一些粪堆坟一样在远近的地里到处散落着、堆着。粪堆本来就是黑的，被它上面的蓝盈盈的天一衬、一对比，就显得更黑。
有风，有阳光，但阳光不是她心里的那种阳光，而是田野里的阳光。
远处的山很虚，常给人一种布景的感觉，那种展开以后的长长的绸缎，让人有一种风大了以后会一下全部飘走的担心。小时候，一看见那些遥远陌生的山，她首先便会想到那很可能是外国的一些地方，比如苏联，朝鲜，越南，比如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阿尔巴尼亚。学校里的老师们经常跟他们说到这些地方，她知道那些地方都非常的遥远，都远在天边。老师们其实也不知道那些地方在哪，只知道个名字。他们也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广播里听来的。
她们做学生的都不看报纸，不仅仅是因为没有报纸可看，即使有也轮不着他们，哪有学生看报纸的，那还不把人笑死。每一回，学校里的报纸一来，转眼便被老师们都抢光了。看完以后，有的拿回去糊窗户，糊顶棚，还有的用来裱糊出纸坛子，纸缸，干了以后会变得又干净又结实，一敲还咚咚地响，可以放粮食。为这事，校长没少训斥他们，有时甚至还翻了脸。校长不让他们那么干，实际上校长自己家里也有报纸糊的坛子罐子和缸呢。
其实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来没有看过一张报纸，他们也都终于长大了，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能够用自己的心去想问题了。那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明一个人长大，和很多东西都没有关系，除了吃的和穿的，在成长的路上，有什么也行，没有什么也行。
所以，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有没有报纸也并不那么重要。
可是，真的不重要么？在你出生和成长的路上，有什么和没什么真的一样么？后来，她才一年一年地觉得那说法并不对，是人们用来哄骗自己安慰自己的，是没办法才那么说，因为你没有，所以只能那么说，不是么。有人是在歌声里长大的，有人是在砍柴声里长大的，你对自己说，你对别人说，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因为都长大了。是的，大的方面可能是一样的，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都有一个死在那里等着大家，等着所有的人，在土坑柴堆里滚大的肯定得死，在蜜罐里泡大的也得死，也不可能一直都在里面泡着不出来。大家都得死，都两眼一闭，永远不再出来活动了，到那时候就都真正的差不多一样了？
在那个过程中，她已经不知不觉地走了很长一会儿了。再走一会儿，穿过一些有土墙围着的院子和窑洞以后，就马上能看到自己的家了。那也是一个用三道土墙围着的院子，在院子外面的土坪下有一些年老的榆树和一丛一丛的灌木，灌木的颜色有红黄白绿好几种，上面经常会落着一些颜色杂乱的鸡毛或者别的什么，有时甚至会是一只手套或者口罩，看上去让人觉得有些害怕，也不知是什么人的。她好像也是第一次才发现，所有自然的东西都不可怕，鸡毛，柳絮，甚至蜘蛛网，都很正常，只有那些被人用过的东西才会让人觉得有些瘆瘆的。
就那样，她很轻松地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她回家的路上洒满了晴朗的阳光。
然后，她就看见在前面的一个快要拐弯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无声无息地从一堵褐黄色的土墙后面走出来（其实更像是从那褐黄色的后面扒开一片水游出来的），站到了她的对面，脸上浮着一种稀软酥松的笑容。她也说不清为什么觉得那种笑容那么稀软。
日常见的东西里都没有类似那样的，她想找个相近点的比喻，一时都找不到，想不起。
她看见从土墙后面走出来的这个人好像有点儿面熟，一时却又想不起来是谁，在哪里见过。不过她想，应该也是一个村里的人吧，村里还有不少的人她还不认得呢，包括一些女人。
一切都恰如偶然一样，一切又都像是事先安排设计好了的一样，所以，当她看见站在她对面的那个人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意外或者不对的地方，更没有觉得害怕，凶险，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往那些方面去想过。山区里的人相互之间都混得烂熟，不能说像一个家里的，可是也差不了多少，对于某些更熟悉的人来说，甚至谁的身上有个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记号或者标识，大家的心里也都清清楚楚，谁是什么样的人，人们也都像熟悉节气一样明白。她尽管和很多人还不熟，甚至还很生，像个外人，可是慢慢地也都会熟起来的，不是么。
按现在的情况来推算，那时候她应该还不到三十岁。不过她并不知道，站在她对面的那个人其实也还不到三十，只是面相上看上去显得大一些，常被人以为已经很大了，很老了。
确实，那时候他还真的还不到三十，但是那时候他满脸雀斑，黑压压地堆积、占据在他的脸上，又密不透风地遮盖着他的真实的年华。在她的眼里，曾经有无数只蚂蚁死在他的脸上，没有清理，或者没有来得及清理，之后便又永久地固定了下来，成为他脸上的主要内容。
至少有一阵，她有些发呆、愣怔，发呆愣怔的原因应该也是来自他的那张脸，那张黑麻麻的长满雀斑的脸，真的让她吃惊不小。她知道雀斑通常会长在一些女人的脸上，男人的脸上很少能看到那种东西，但是，他不仅长了，而且还长了那么多，那么密，除了真实的年龄被盖住、被改写——往坏的非常不好的方面改写，其实还伴随着一种伤害，一种足够严重的先天的伤害，甚至是毁坏。仅从这一点来说，他也真的够得上是一个例外了，很少再有人像他那样的，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正在立身或者正要立身的人，有那么一张脸，首先在很多方面就输了，除了自己觉得自己不行，在别人眼里也是黑黢黢的一个，乌漆麻道的一片，很难好到哪里去，不要说挺拔、英武，就连最起码的鲜亮、正常，也谈不上，也与他根本不沾边，这还没算上他矮墩的身形，就算长得够高，那又能怎么样呢。
当时，当她看见他站在她的对面时，她也站住了。他身后的那堵墙又老又旧。当她看见他目光很专注却又很纷乱很迷离地望着她时，便以为他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便站住等着。
她等了一会儿，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话，却只是听见他喘得很厉害，呼哧呼哧的声音从对面传过来。她抬起头去看他时，发现他的目光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迷离、茫然，而是变得像两条蛇一样滑腻腻的，一种带毛的滑腻腻的感觉，正在从他那边出发，朝她伸过来。
这以后，她几乎就被吓哭了。
日后她再回想这件事的时候，觉得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的。
她的脸先是红的，后来忽然变白，再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她就不知道了，因为她已经开始跑了，她看见路两边的一些东西开始变得模糊，有的还长着胡须，可能是树，也许不是树。
奇怪的是，她并没有朝不远处的家里跑，而是顺着那条又细又白的路一口气跑到了河边，不知她是怎么想的，这事或许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在河边，她听到一间作坊里传出来的哗哗的流水声和敲打铁器的叮当声，知道有人正在里面干活儿，她却没有进去，也没有叫喊。
很快，她又从河边的那座手工醋坊前经过，看见那个身材丰挺、浑身上下酸溜溜的女人正在作坊前的空地上搅拌醋糟，看见她胸前鼓胀，面如圆月，却没有注意到她的身上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作坊前的那片空地上摆着一片大缸，里面分别装着等待发酵的醋糟和部分已经淋好的醋。那片大缸有没有二十口，她没有数过，不知道，但是她觉得至少也有二十口。
那女人在搅拌醋糟的过程中好像还抬起头瞟了她一眼。
（类似的风俗场景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依旧一派昔日风光。某一年，这个四十多岁的丰饶健硕的女人在一个夏日的黎明时分忽然死去，横尸河边，这事至今仍是一团迷雾，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在那个已逝的夏日的黎明时分究竟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人明白那事情的真正原因。在一些人的记忆里，只依稀记得那个夏日的黎明时分，天空里流泻着一些不同类型的颜色，清脆的金属和瓦片的声音在这个高寒的山区里久久回荡，余音缭绕，之后又是沉闷的木头的声音和哗哗的流水声，似有无数看不见的木头从天上沉重无比地滚过。）
她跑着跑着，就看见天上出现了一些红色的口子，绽开的伤口一样。
她听见有人坐着云彩走了，不久又有人乘着霞光来了，一来了就叮铃咣当，啪叽啪叽地打了起来。云彩是沙丘的样子，霞光如大幕，都先后被踩破、撕碎，却并没见有人掉下来。
她跑着跑着，就看见荒凉的天空下横陈着的那个够得上虚缈古怪同时也仍旧熟悉实际的村庄了，她看见村庄上空炊烟袅袅，天色蔚蓝。又听见村子里鸡犬之声相闻，烟火气互相串门，捆绑着相随着缭绕在一起。结构松散的房舍之外，狗望着远处，牛羊缓缓地漫过红色的山岗，与戴草帽的放牧的人和割草的人一起在寂寥的天底下构成了一种空旷而遥远的景象。
她跑着跑着，就感到自己有些身轻如燕了，她感到她的一些肢体正在轻轻地逐渐卸去，牙齿也正在一排一排地悄然离去，没有留下任何嘱托和片言只语，一切都变得轻松如风。
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天空下。
只是，那天空下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不仅没有一个人，一辆马车，就连一口水井一枝黄花也找不到了。一些地势也发生了改变，高坡变成平地，洼地里长出了红色或蓝色的小山。
不知跑了多久，不知跑了多远，她停下来，一瞬间忽然感到那个人似乎还一直站在原地，至今还在那里站着。她跑了那么久，跑了那么远，他自始至终一下也没有动过，没有追赶？
蛇？最初，看见对面那道软绵绵滑腻腻的目光直直地唰唰地伸过来的时候，她就那样迅速而又简单地想了那么一下。那时候她的脑子里又空又白，什么也没有，连一根草都没有，只有那么一个滑软的东西，展开后是长长的一条，要是盘起来可能就是椭圆或浑圆的一团。
奔跑的过程中，她隐约地觉得身上好像丢掉了一些什么，听见有东西掉了，但具体是什么，却又不知道，有人要是问她，她一定说不上来。不过，就算知道，也不敢返回去捡了。
那时，天空里残留着一些洇湿的形状或痕迹，她无意间抬头看了一下，却并没有认出是什么，甚至连颜色都说不准，就像有人在天上尿了炕，这会儿正把那些湿了的地方晾晒出来。
你咋了，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妈今天出去抽柴火的时候跌倒了，好半天才爬起来。
你看见了？
嗯。
老了，人老了都免不了会那样。
黑夜连饭也没吃，泡着腌菜喝了一点儿水。
今天黑夜的星星真多啊，东西两边的山上全是，你看，北面更多。
今年又是个旱年，他们还蒙在鼓里呢，在那该种豆子的干巴梁上种了好多麦子，秋天哭去吧。
我记得有一年秋天分粮，每人分了三斤麦子。
那还是好的，有好几年一斤也没有，你忘了？蒸馒头用的是大豆的面。
想起来了，你一说大豆面的馒头，我就想起来了。人们真会发明，真会想办法。
咱们说的那种大豆，实际叫蚕豆，它真正的名字就叫蚕豆，咱们这儿的人们从来都瞎叫一气。上辈人瞎叫，下辈人跟着瞎叫，把乱叫成烂，把外孙叫外甥，辈分乱了都不知道。当姥姥的，当姥爷的，领着两个孩子，很理直气壮地对别人说，这是我外甥，这是我外甥女儿。
谷正楼有一次很稀罕地拦住我，对我说，看你也没啥干的，要不给我当秘书吧。
我一听，差点儿当场笑出来，差点儿当场把苦胆笑破。我想，这人疯了吧，我隐约地模模糊糊地知道，好像只有公社书记这一级以上的领导才有资格有秘书，他一个大队书记，一个土老帽，一个黑牛牛，竟然也想要秘书，简直可笑之极！用南园老周的话说，简直是狗吃天，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嘴有多大。而且，公社的那个秘书也是全公社的秘书，是一个正式的正经的职位，也并不是他公社书记一个人的私人跟班，铁打的秘书流水的书记，也很普遍呢。
于是，我对他说，我不干，我也伺候不了你。
他一听，脸就绿了，很快又紫了，两个眼睛铜铃一样。
他说，真他妈的，我完全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你爹老实圪蛋一个，还是我们的支委，你以为看上你了？知道你瞌睡了，给你一个枕头，你还不要，不要就算了，有的是人要。
我对他说，我没瞌睡。
他说，好，很好，有本事你就永远别瞌睡。
爹回来说我，说我不该当面顶撞他，让他气愤难堪，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呢，再说人家哪受过这种顶撞和蔑视，你不尿他也行，那你就在心里不尿他，至少表面上不要让他看出来。
父亲作为一块腌菜，作为一块被腌得软溜溜又疲筋筋的老腌菜，算是已经被生活这口腌菜的大缸给彻底腌软了，腌蔫了，也彻底腌得更咸了。你要想把他捞出来，他肯定还不愿意让捞出来呢，捞出来去哪儿，晒干，放在那儿招蝇子、惹蚊子？在这一大片干旱贫瘠的山区，父亲这个年纪的人，基本都是他这样的，一生早已定型，很难再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们发生改变。每年掉两颗牙，看人看东西比上年的时候更模糊不清，在他们看来都是老天的安排。发现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会大惊失色，跟着就灰心丧气，一蹶不振，认为大限到了。人们好像都知道，一个人要是快要死的时候，身上忽然就没有虱子了，原来的那些都哪儿去了？都跑了！一个虱子也不来了，新的当然不会再来，原来的那些也纷纷逃跑、逃离，那说明什么，说明全身已是废墟，即将朽坏，连虱子都躲着你，不再理睬你，不再光顾你，你不完还等啥。就有孝顺的儿女偷偷地从别处捉了虱子，放进老人的贴肉处，还要想办法保证它们一直活着，一直兴旺发达子孙满堂地活在老人身上，防止它们到处乱跑，最主要的不要从老人的身上跑到别处去，为的就是吉利祥和，更为了让他安心，让他相信自己还有用，还有很长的来日。黑碗窑的薛二炮老汉，半夜醒来，除了觉得孤单又冷清，好像还有哪儿不对劲，一摸瘦骨嶙峋的身上，一片寂静，一派萧瑟，一个虱子也没有摸到，明明记得前天才放进去的，怎么会一个也没有呢。叫醒睡在另一头的儿子，说，一个虱子也没了，你看看，是不是都跑到你那儿去了？睡得癔症迷糊的儿子说，不可能。薛二炮老汉说，咋不可能，肯定是。儿子仔细一摸索，果然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了虱子们的踪迹。儿子翻身坐起，咬牙切齿地开始捕捉，凡捉到的，大部分都掐死，只留下少量的几个，重新放回薛二炮老汉的身上。老汉人虽衰朽，但自知之明却一点儿也不少，老汉对儿子说，不要再放了，不顶事了，没用了，放也是白放，你前脚放上，它后脚就又跑了，你能管住它，你能拦住它？这还不是明告诉你，没几天活头了。这话说过没多久，大约一个多月以后，薛二炮老汉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