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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当三星堆遗址1号和2号祭祀坑横空出世时，笔者正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说实话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后来进入北京大学跟随李伯谦先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聚焦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夔龙纹、兽面纹和凤鸟纹等型式流变及其义理研究，皆涉及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但主要依据展厅里的文物和出版物上的照片、线图。在文物博物馆系统工作时，曾多次见识了三星堆文物展览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它在海外一度是比肩秦始皇兵马俑的中国顶级文物品牌。到上海大学工作后，感谢四川省文物局和四川省考古院大力支持，笔者才有机会以合作形式介入三星堆新发现祭祀坑的考古工作中，真正与三星堆遗址及其文物有了亲密接触，实在是不胜荣幸。
作为“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重大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自然吸引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奈何其实在太神奇，竟令专家学者亦有“越挖问题越多”之惑。中国考古百年之际三星堆新发现祭祀坑“再醒惊天下”，主流媒体多次直播和自媒体的广泛讨论，更是引发社会公众的“围观”和热议，成为超越文化领域和历史领域的社会传播热点事件，并引出众多民间奇思异想。
面对神奇瑰丽的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迄今似乎尚难有全面及深入的解读。众说纷纭之际，笔者亦将前辈、今贤的研究考证与自己的所思所感连缀成文，聊作抛砖引玉。
令不少人深感疑惑的是：自古以“蜀道难”著称、至今仍属偏远之地的三星堆，何以在3000多年前的古代产生了如此先进的青铜文明？
事实上，笔者认为，关于蜀地偏僻闭塞、交通不便的印象主要是其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内部被边缘化以后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开发进步而形成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作《蜀道难》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而从上古时期广域交通角度看，古蜀地区相对而言似乎并不算十分偏僻，反而处在几条重要交通线的交会处。
根据20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目前地球上的所有人，从女性线粒体DNA上可以追溯到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名女性祖先，她的后代大约在距今7万年前陆续走出非洲，逐渐迁徙、繁衍、扩散到全球各地，并消灭取代或杂交融合了各地原有的早期人类（通常也被认为是距今200万年前第一次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的后代）。虽然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此“夏娃假说”和“非洲起源论”也得到了男性Y染色体溯源研究结果的支持，因此已成为国际主流学术观点。艾伦·威尔逊等生物学家追踪DNA发现，其中一支古人类走出非洲后，经西亚、中亚穿越兴都库什山口到南亚，再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向东，到横断山脉东部往北进入东亚和今中国境内，时间大约距今5万年，三星堆遗址就位于这条线上。这条线路其实与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基本一致，这也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迁徙交流大通道，因为后来横贯欧亚大陆的其他两条大通道，北方大草原纬度太高，气候严寒，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尚未驯化骆驼，对于当时人类来说均属于比较难穿越的畏途。
此外，三星堆位于所谓“神秘的北纬30度”上，纬度不高不低，气候不冷不热，宜农宜居利于文明发生发展；与甘青地区虽然群山阻隔，但也有狭窄的山川通道相连；更重要的是，还可通过长江水系与其他地区沟通。正是这样在上古时期相对利于人口迁徙、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区位条件使得三星堆不仅有条件发展成较为发达的区域中心文明，更是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明交汇点。因此，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除了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青铜神坛等具有浓郁而独特的本土特色之外，还有许多文物呈现出明显的“混搭”风格。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不少青铜器，就是在中原风格青铜器基础上再“加工”改造，增添本地特色，形成一种奇异的组合风格，如顶尊跪坐铜人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或者是在良渚文化——齐家文化风格玉器上增加本地文化内涵，如神树纹玉琮；或是在具体使用功能上赋予中原风格玉器新的内涵并对外传播，如数量大、类型多的牙璋实物和图像，不仅让我们清楚得知其在三星堆文化中的使用方式，而且研究证实其直接传播、影响到今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等。
“蜀”字，甲骨文为一大眼（大头）曲身形象，许慎《说文解字·虫部》释义“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而双目比较突出其实也是蚕的生理特征之一。古蜀第一代先王名“蚕丛”，被蜀人奉为“先蚕”，《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大面具应即蜀王蚕丛之形象。
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如果说我国新石器时代是“见龙在田”，在今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均发现龙的形象，秦汉以后是“飞龙在天”，龙成为帝王的象征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那么商周时期中原青铜器上就是“潜龙勿用”，既相对于兽面纹和凤鸟纹数量来说比较缺少龙的形象，且仅有的少数龙形在青铜器上的总体地位也不够凸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当于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则存在大量龙的形象，如广泛见于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神坛、青铜爬龙柱等本土风格的重器之上，地位尊崇，形象生动。
联想到《管子·水地》所言“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蚕与龙似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如前所述蜀与蚕又直接相关，因此，三星堆遗址是一个同时代罕见的“龙窝”也就不足为奇吧。
在后世所称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毛皮之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正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高山峡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中，南方丝绸之路应该是最早出现的，因为与前述上古人类的重要迁徙路线重合，属于“古已有之”，其他丝绸之路均属于后来开辟，而三星堆遗址就位于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端或附近。
1986年发现的2个祭祀坑，由于当时技术条件限制，未能提取到丝绸残痕。这次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无一例外均采集到丝织品遗存或痕迹，显示出丝绸在当时当地的普遍存在，可证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的华丽服饰恐非过去有人以为纯属想象虚构。联想到我国古代传说黄帝正妻蜀人嫘祖发明养蚕缫丝、古蜀先王蚕丛被奉为“先蚕”、印度神话中大神湿婆喜爱黄色丝绸（疑即扬雄《蜀都赋》所言“黄润”细布），结合埃及底比斯在早于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开通前（约公元前1000年）的古墓中出土丝绸头巾，以及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却在大夏（在今阿富汗）见到经身毒（在今印度）贩运过去的“蜀布”的记载，还有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东汉蜀锦护膊、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4架织机模型等，都有力地证明了古蜀地区丝绸生产历史悠久、丝绸贸易兴盛发达，后世“锦官城”无非相沿承袭。
可见，南方丝绸之路应该是最早的且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三星堆则很可能是最早的丝绸之都或集散中心。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权杖，不见于夏商周之后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主流文化，因此不少人认为与西亚北非的古代权杖传统有关。其实，它很可能也具有蜀地本土文化基因。
首先，从权杖的产生背景看，在世界各地的传统社会中，知识都源于经验的积累，即年龄越大见识越多也就越有智慧，老年人普遍掌握着家族话语权，具备天然的权威性。年老力衰后通常需要借助手杖行动，我国汉代即有皇帝赐高寿老人鸠杖的记载。久而久之，手杖自然与老人密不可分，直至成为老人的象征，在某些文化里更进一步成为可以宣示和传承老人权威的权杖。
其次，蜀地山多路不平，自古老人持杖当更为常见，何况古蜀之杖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成为外贸商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通西域，在大夏见到的就有经身毒贩运过去的蜀地“邛杖”。
更重要的是，早在三星堆文化之前的古蜀地区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已出现象牙权杖，说明三星堆文化之前当地已有权杖文化渊源。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权杖，虽仅存外裹金皮，内裹之杖已腐蚀不存，但笔者仔细观察金皮实物和照片，发现有较明显的分节痕迹，因此有足够理由相信金皮里面原来包裹的是一支竹杖而非其他材质。这些无疑都是金权杖的三星堆本土特质，只不过权杖文化在其融入中华文化体系后被中原的主流礼乐文化淘汰、消解了。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面具罕见于世界其他文化，不少青铜面具上还另外覆盖有金面罩，单独出土的金面具也很可能是覆盖在青铜或其他材质的头像或面具之上。这与古埃及、古希腊等出土的金面具往往直接覆盖在人体上明显不同，三星堆面具的风格也更偏向写意而不太写实。
四川及周边地区自古至今盛行面具文化，比如贵州的傩面具、西藏的藏戏面具等，云南很多少数民族也都有面具文化，这些应该都是上古时期巫文化的遗存。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和金面具恐怕难以排除具有同样的文化渊源。
而青铜面具之上再覆盖金面罩的结构，让笔者不禁联想到川剧的一大奇观“变脸”，演员经过刻苦训练可以在眨眼间连续变化数张乃至数十张脸谱。这一绝活长期只在师徒之间秘传，近年方大白于天下。虽然川剧是明清时期才正式形成的，但史载先秦李冰治水后民间即有“斗牛戏”，三国时期又有喜剧《忿争》，唐代更有“蜀戏冠天下”之说，明代杂剧《灌口二郎斩健蛟》则最早明确记载“变化青脸”，因此川剧“变脸”也许具有更加遥远甚至并不自觉的文化基因，可能是某种上古文化的“活化石”。
至于民间以现代某地人长相来比附三星堆青铜头像或面具，虽可作为某种线索来探讨，但恐多属不靠谱的臆想。因为一则青铜头像和面具均属写意多于写实，难以简单具象化理解；二则世界各地现代人无不是长年移民迁徙融合的结果，自然与3000多年前的古人不宜直接对号入座。
《山海经·海外东经》《山海经·大荒东经》《淮南子·地形训》《楚辞·天问》等典籍中关于扶桑、若木、建木的记载，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三界说（与有些人相提并论的苏美尔文明中的生命之树内涵其实不一样），树与高山、飞鸟一样都是最接近神秘天空的造物，成为古人心灵的升天媒介。三星堆出土的多株青铜神树及玉琮上的刻画神树正是中华远古“十日神话”和“通天神树”等神话传说的宝贵遗存。
值得注意的是，古蜀地区的历史传说，可能表明中原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远比一般以为的更加直接、更加深厚。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等记载，古蜀最早的五代君王名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已有学者注意到“柏灌”与“伯鲧”发音相近，“杜宇”与“大禹”亦发音相近且均遭遇洪灾，“开明”与“启”则意义相似，其中“开明”与“大禹”均因治水功劳而继位，而“开明”与“启”均开创家天下世系。但由此以为三星堆为夏都则大谬不然，推测应是商灭夏后，夏族一支逃至蜀地，带来部分中原文化，后世将夏人先世与蜀人先世移植嫁接所致。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牙璋、青铜尊等文物，应该就是这种历史联系的物证。
中华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重瓣花朵”结构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形成的，在此之前应该是呈现“满天星斗”形态，当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交流与融合，而随着中原地区逐步脱颖而出并在青铜时代牢牢确立中心地位，周围各地依其与中原的交互关系先后融入这一文化体系。三星堆文化不从时代而从形态看，属于从“满天星斗”向“重瓣花朵”的过渡状态，它既受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其他文化密切影响，比如青铜尊、罍的器型、纹饰，以及玉琮、玉牙璋等，或多或少；也可能与西亚、北非、南亚等更远的域外地区存在经济文化交流，比如金权杖、金面具、五芒星轮、象牙、海贝等，若隐若现；但是更有其自身的独特风格，比如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青铜神坛等，独一无二。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三星堆遗址所反映的浓厚“神权”文化，亦随着周革殷命而被“不语怪力乱神”的礼乐文化取代，成为绝响。
从三星堆遗址及出土文物形态推测，三星堆的文化面貌，大约40%是由古蜀本土文明发生发展演变而来，大约30%是受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其他文明的影响，大约30%可能与西亚、北非、南亚有一定联系。可以说，三星堆文化进一步印证和丰富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内涵，是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多元、交流、融合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实证。
当然，毫无疑问，三星堆遗址还有太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阐释。而且这种发掘、研究、阐释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合力，不仅需要考古学、历史学，也需要神话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等的参与，共同解读笼罩在远古迷雾中的神话传说，揭示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文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