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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星堆文化为重要代表的巴蜀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的一朵奇葩。它既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色，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众多学者已经就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古文化的相似和差异之处，做了细致的研究和阐述。现在的问题是：三星堆文化为什么会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古文化有如此明显的差异？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和意义何在？本文准备从文献与考古结合的角度，再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即：问题可能出在二者是否已经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社会变革——“绝地天通”。
“绝地天通”是中国上古传说时代“五帝”
中居第二位的颛顼最大的一个功绩。“五帝”是中华民族与国家初创时期五位杰出首领的总称，颛顼的“绝地天通”是继“人文初祖”黄帝建立华夏民族和早期国家之后，对国家社会形态和管理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一直延续到了尧舜禹时代。
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尚书·周书·吕刑》和《国语·楚语》中有详细的记载。《尚书·周书·吕刑》概括地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
《国语·楚语》讲得更为明确具体：“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所谓“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呈现的正是一种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认为人人处处都可以“人神相通”的原始宗教信仰和“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的神权国家状态。颛顼帝要“绝地天通”，正是要彻底改变这种没有等级秩序并且影响到君王威严的社会状况，从而把“神权”也集中到君王的手中，真正建立起“王权”的绝对权威，实现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
从近几十年中国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在史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确存在过“崇尚神权”和“崇尚王权”这两种国家形态，两者曾进行过长期而复杂的斗争，从而表明关于颛顼帝曾“绝地天通”的记载和传说，在中国的古史进程中，确实具有其“真实的素地”。
苏秉琦等考古学者认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曾经历过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再到“皓月当空”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形成了“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中国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夏商周时期”和“秦汉至清代”
。
李伯谦进一步提出：古国阶段的国家，可分为“崇尚神权”和“崇尚王权”两个类型。“红山古国走的是通过铺张的祭祀活动崇尚神权的道路，一切由神的意志来决定。”“神权支配一切，这是古国阶段的特征。”“良渚文化……开始接受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崇尚神权的宗教观，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仰韶古国走的是崇尚军权、王权的道路。实践证明，崇尚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因比较简约并注重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延续下来了。”“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
距今约5000年的仰韶古国，可能正是黄帝所建立的那种早期国家。它地处黄河中游，条件比较艰苦，需要抱团取暖，家族纽带较强，注重物资积累，从而为首领和王权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种崇尚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因比较简约并注重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延续下来，形成了中原地区占主流地位的华夏集团。为了进一步完善王权体制，颛顼帝又采用“绝地天通”的办法，进一步强化了国王的权威，健全了王权国家的社会管理制度。
近代学者从全新的视角高度评价了这次重大社会变革。徐旭生先生说：“这样一来，社会所应遵守的科条才得统一”，“这是宗教里面从低级到高级上升的一大进步”
。苏秉琦认为，“颛顼的‘绝地天通’”，是把“权力集中到一人为标志的政权转折，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转折点”
。因此可以说：颛顼帝的“绝地天通”，是崇尚王权的古国在与崇尚神权的古国斗争中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在颛顼以“绝地天通”等名义，对中原地区的古国基本完成了宗教和政体改革之后，进一步把这项革命推向周边地区崇尚神权的古国，借此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其中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等崇尚神权的古国，早已由于“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而对南方的“苗蛮集团”的改造则比较艰难，先后进行了多次，一直持续到了尧舜禹时代，前后长达数百年，其间曾反复对苗民进行了“放逐”，可见这场斗争的艰巨和复杂，成为传说时代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经近代学者研究，中国史前传说时代主要有黄河流域中段的“华夏”、黄河流域下段的“东夷”、长江流域中段的“苗蛮”三大民族集团，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初的主体
。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并为新的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黄河流域中段的华夏集团和黄河流域下段的东夷集团，在炎、黄时代就基本实现了融合。而长江流域中段的苗蛮集团，却因为在生活习俗和社会体制上的差异，与华夏集团产生了长期的纷争，这种纷争从颛顼以“绝地天通”的名义进行宗教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就以越来越激烈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史籍传说中对这一纷争曾有过大量的记载，主要的斗争至少有三次。《尚书·周书·吕刑》和《国语·楚语》中所言的帝颛顼时期以“绝地天通”的名义，对“苗民弗用灵”“民神杂糅”“民神同位”进行的改造，只是一个开端。但南方的苗蛮集团这次并没有被驯服，仍然顽强地保持着神权古国的固有面貌和习俗，因此便有了嗣后更为激烈的抗争。
到了尧舜时期，这种冲突变成了大规模的征伐战争。《吕氏春秋·召类篇》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徐旭生说“这次战役大约就是这次大斗争的开始”
。《墨子·非攻下》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吕氏春秋·恃君览》说“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史记·五帝本纪》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天下咸服”
；《尚书·虞书·舜典》记述为“窜三苗于三危……天下咸服”，说的都是这件大事。这次征伐进行了很长时间，传说舜帝还死在了南征的途中，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并以“迁三苗于三危”的方式，把很大一部分三苗人赶出了长江中游，迁往了遥远的“三危”。
第三次征伐发生在大禹时期，《吕氏春秋·上德》说“三苗不服，禹请攻之”；《墨子·非攻下》云“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所谓“遂几”，就是说并未完全被消灭，而是被分散或赶走了。《战国策·魏策》“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楚辞·愍命》在概述这些情况时说“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伦以充庐”
，说明当地的三苗从此之后大部分都被“放逐”了，才有后来一批批的中原等地移民迁入楚地，与留在当地的苗民再次融合在一起，在长江流域开创了以楚国为主体的历史新篇章。
这场对南方苗蛮集团的反复征伐，多次“放逐”，为传说时代中华民族大融合，留下了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其中“迁三苗于三危”的情况、去向和后续发展，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下面我们试着从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进行一些分析研究。
过去史家多认为“迁三苗于三危”是到了大西北地区，但除了在敦煌附近有座“三危山”之外，尚无实据可证。何介钧甚至认为“‘窜三苗于三危’，在实际上则更是毫无踪迹可循”
。近年有些学者研究认为，这场反复进行的“迁三苗于三危”，曾驱使长江中游的很大一部分“三苗”人到达了四川西部，成为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俞伟超先生的《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一文，是最早提出“迁三苗于三危”的“三苗”可能是到了三星堆文化之中的文章之一。他说：“我则以为，蜀文化所以迅速发展起来，同公元前3千纪中叶有一批长江中游的‘三苗’之民来到这里并带来了比较发达的文化有关，况且直到公元前2千纪的后叶，早期蜀人始终与‘三苗’集团存在着密切的文化关系。”他首先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进行了分析，指出：“约属四千五百年前的三星堆遗址北部的西泉坎遗存，又大体反映出这个系列的晚期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以西泉坎等遗址为代表的成都平原等四川地区新石器晚期遗存，以大量的灰白陶为重要特征之一，而且普遍存在一种镂空圈足豆。这亦是长江中游屈家岭中、晚期至湖北龙山文化（即石家河文化）的特点之一。”“西泉坎等地点盛行灰白陶和镂空圈足豆，应当是屈家岭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向西影响的结果。这就暗示出其时有一批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居民，曾经西迁至成都平原等四川地区。这种居民按古史传说，当属尧、舜、禹时期的‘三苗’。”
俞伟超先生所说的“三星堆遗址北部的西泉坎遗存”，目前已经被命名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大体同时，在成都平原的西南部出现了8座古城。俞伟超在宝墩古城址群刚发现不久，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三苗的文化在长江中游一带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它到达蜀地之后，自然促进了当地的原有文化。近日成都市周围发现的新津市宝墩古城、都江堰市芒城古城、温江县鱼凫古城、郫县古城、崇州市双河古城，都是屈家岭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影响到那里以后出现的。这种现象正具体表明了三苗文化的来到，使当地文化发生了跳跃性的进步。”
俞伟超先生还引用了新的文献研究成果，指出：“最近饶宗颐在其新作《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西南部族地理与三星堆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出）一书中，改正甲骨文中董作宾旧释的‘下旨’为‘下危’，又找到一条‘上危’材料和若干条‘危方’材料，并在《银雀山简》中寻出‘舜击三苗方（放）之危’的记载，推断‘危方’当即银雀山简中的‘危’，而危方因分为上、中、下，故后称‘三危’。甲骨文中的‘危方’，据有关材料推定，近于峨山”，因此他认为“‘三危’就在四川的西部”
。
宝墩古城址群的形状、分布、建筑方法，特别是两面堆土拍夯城墙的筑城技术，是从长江中游传入成都平原的，表明宝墩古城址的筑城方法，正是距今4500年前后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传入的。同时传入的还有稻作技术和灰白陶与镂空圈足器等典型器物。他们进入四川成都平原的直接动因，可能就是尧舜时期第一次“迁三苗于三危”。因此我认为“尧舜之际的第一次大规模征伐‘三苗’，并‘迁三苗于三危’，很可能是发生在距今45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转变时期。‘三苗’中的一支，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长江中游迅速到达了成都平原的西南部，以其堆筑城墙的古城址群和成熟的稻作农业为主要特征，建立起了史前古城址群，并与当地原有文化快速融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宝墩文化’”
。
我们还认为，不仅宝墩文化可能主要来自长江中游，而且其后的三星堆文化，也包含有大量的长江中游古文化因素，使之成为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的重要文化源头之一。
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的大禹时期，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征伐，使三苗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墨子·非攻下》云：“昔者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所谓“遂几”，就是说并未完全被消灭，而是被分散、被赶走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在这时候经由三峡地区，再次进入了成都平原，在三星堆遗址等地扎下根来，并把他们比较成熟的信仰观念和祭祀形式也引进了三星堆原有的祭祀文化之中，使之逐步发展成为高度繁荣的三星堆文明。至于先前到来的宝墩文化古城址群中的居民，很可能是因为有族群的认同和祭祀活动的吸引，加之水患的影响等原因，逐渐集中到了三星堆遗址中，最终形成了此后数百年间一座三星堆古城独尊独大，而宝墩文化的各个城址却都被放弃了的情况
。
关于三星堆文化一些特征明显的器物的来源，其中陶盉与竹节柄豆的原型可能出于大汶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它们率先出现于江汉地区，可能是经由长江三峡传入巴蜀的。釜罐类的一组器物，也具有江汉地区古文化的传统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众多高柄豆，已经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高柄豆非常相似。至于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类似于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也有可能是经由江汉地区辗转传入四川的。
这些器形很可能是在夏商时期由江汉地区经三峡发展到成都平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三峡出口的鄂西地区，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一支新的文化类型”的古文化遗存，以小平底罐为主体，数量最多，也最有代表性。典型器物中还有细长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形器把、鬲形器、陶盉等，并且盛行花纽器盖和动物状塑形器，也包含有一些釜罐类的器物，都与三星堆文化特征很相似。研究者一般认为，它们可能是巴蜀文化的一个分支，可称为“路家河类型”，或称为三星堆文化的“鄂西类型”。这组器物很可能是在夏商时期由江汉地区经三峡转传入四川，并融入当地原有文化，发展成三星堆文化的。其原因可能是大禹时期对三苗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征伐，迫使一部分三苗再次西迁
。
由于水患等原因，川西平原上的古文化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它们主要是由盆地周边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文化逐步汇合而成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蜀文化，可能是来自西北山区下到成都平原的一支古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在平原西北部的什邡地区首先形成了桂圆桥文化。距今4800年以后，他们进一步前进到了三星堆遗址，在吸收多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距今4800年至4000年前繁荣的三星堆一期文化。这时的三星堆大型中心聚落，面积已达到了500万平方米
。
如上所述，距今4500年前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中的一支，因尧舜征伐苗蛮第一次“迁三苗于三危”，而进入川西平原西南部，先后修筑了8座古城，与本地文化融合，发展成为距今4500年至3700年前的宝墩文化。距今4000年前后，又因大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又有一大批三苗人由江汉地区经三峡转传入四川，融合当地原有文化，发展成距今4000年至3200年的三星堆文化，包括了距今4000年至3600年的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和距今3600年至3200年的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在此之后，他们又在三星堆遗址延续了一段时间，成为距今3200年至2600年前的三星堆遗址第四期，从而也进入了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阶段
。
古蜀文化在这两千余年间，同中国各地的古文明一样，经过了从“古文化”“古城”“古国”，逐步向“方国”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在其中距今3600年至3000年前后的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在吸引和吸收多方面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这里逐步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神权古国。其最主要的两个文化来源，一是距今5000年后从西北山区下来的桂圆桥文化和距今4800年后的三星堆一期文化；二是距今4500年至3700年由长江中游过来的三苗人，与本地文化融合形成的“宝墩文化”，和距今4000年至3200年的三星堆文化，最终在三星堆遗址建成三星堆神权古国，成为古蜀文明的一个繁华的中心都邑
。
三星堆神权古国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以“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为主体的信仰观念，并创作出一大批表达这种信仰的神奇的大型造型艺术品，包括以太阳、树木、山川、星云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以鸟、鱼、龙、虎为代表的图腾崇拜；以眼睛、巨手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并通过以大立人像、人头像为代表的巫祭集团的活动，组织成为独具特色的神权国家
。因此可以说：三星堆文化在其繁荣阶段，曾是一个以祭祀活动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和组织统一的神权国家，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文化类型。它以青铜神坛和雕像群体为理想形式，以大型神庙为中心场所，以各种祭祀坑为最终结果，共同构成其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坛、庙、坑”就是三星堆神权古国文明因素的一套典型“组合”。关于三星堆的文化性质特征和产生缘由，大体可以概括为：“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内因；“过度消耗”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早期丝绸之路”是三星堆文化丰富多彩的外部原因；“多元一体”是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定位
。
三星堆神权古国为什么会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逐步形成、稳定发展、长期存在，最终建设成为高度繁荣的古代文明中心呢？我们认为它可能是既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又具有自身的人文传统，从而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神权古国。
首先说一下“三星堆神权古国”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人文传统。如上所述，从颛顼以“绝地天通”从名义上进行宗教和政治体制改革起，就对“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的神权国家进行了强制改造。但南方的苗蛮集团并没有被驯服，仍然顽强地保持着神权古国固有的面貌和习俗，因此便有了嗣后越来越激烈的抗争。到了尧舜禹时期，这种冲突变成了大规模的征伐战争，最后尧舜禹取得了胜利，并以“迁三苗于三危”的方式，把很大一部分三苗人赶出了长江中游，迁往了遥远的“三危”，即四川盆地西部岷山脚下的成都平原。这些苗蛮之所以被放逐迁移，正是因为他们要固守自己“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和“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的神权国家。他们是因此而被一再驱逐的，所以必然要顽固地保持住其“神权国家”信仰观念和管理制度，并把这些人文传统、宗教信仰和国家体制，带到新的地区的三星堆文化之中，从而促成了三星堆神权古国的产生。
这种分析已经得到了考古资料的佐证。从近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看，在三星堆文化阶段能快速出现的浓烈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祭祀习俗，除了本地原有的传统观念之外，也是受到了外界文化的强烈影响，其中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源头。在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西部的印信台遗址，发现了一个6000多平方米的方形祭台，上面有数十件大型套缸组成的台边，套缸上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划纹符号。祭台上的瓮棺葬中，出土了数百件精美的玉雕神人像和凤鸟等饰件。在石家河古城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塑动物和数以万计的尖角状小陶杯，都是一些专用的祭祀品，说明当时石家河古城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祭祀活动中心。特别是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中发现了一大批玉雕神人头像，如谭家岭9号瓮棺出土的神人头像等，与三星堆文化中出现的青铜人头像有极其相似的装束和神态，它们很可能就是三星堆青铜神像造型和内涵的一个重要源头和依据。方勤认为“在石家河出土玉器中，还有撞脸三星堆的神人头像。这枚玉人像出土于谭家岭，头戴平顶冠，眼目凸出，口含獠牙，鼻似鹰钩，这种纵目、阔耳、獠牙的特征，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中也有所体现”。“设计这样的形象，其实传达了古人传统的观念，给人赋予了神格化的力量。眼睛凸起，是千里眼；耳朵很大，是顺风耳；鼻子隆起，嗅觉灵敏。”方勤说，纵目、獠牙、鹰钩鼻，这些都为后来国家文明时期神权人物和巫师的形象所继承，比如三星堆文化。他说：“由于材质的原因，三星堆采用青铜铸造，造型能够做得更夸张。”
进一步推测，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雕立人像，从造型和内涵，也可能是经由石家河文化进入四川，来到三星堆文化中的，成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和大量人头像的一个主要源头与依据。三星堆时期狂热的宗教祭祀习俗，有很多就是从江汉地区传入的，可见三星堆文化中带有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深厚的祭祀文化遗风。这就从考古学的角度印证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崇尚神权”的习俗，很大一部分是从江汉平原迁移的三苗人，因屡次“迁三苗于三危”而带到成都平原来的。
成都平原上原有的从西部山区下来的桂圆桥文化和三星堆一期文化，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但从后来蜀史传说中蚕丛氏的神奇故事，和开疆拓土、教民桑蚕、聚居成市，并被尊为始祖和开国之王等情况看，他们也开始具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观念和崇尚神权的古国形态。这些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在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被加以抬升和放大，使“蚕丛”成为三星堆神权古国的祖神和主神，并与后起的宝墩文化的“柏灌”、三星堆文化的鱼凫一起，被尊为蜀国最初的三代蜀王。
三星堆神权古国能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产生、发展，并繁荣昌盛了数百上千年，还因为它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这是它兴旺发达的客观物质基础。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就以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著称于世。《山海经》称成都平原为“都广之野”，说它“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其草也，冬夏不死”
。《华阳国志》说它是“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季代熟，糜不有焉”
，呈现出的是一派百谷繁茂、百兽欢闹的生机勃勃的场面。从西北山区下来的早期蜀人，和从长江中游进来的苗蛮族人，都把这里视为上天赐予他们的特殊恩惠，使他们能在此顺利地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因此也更加崇敬先人所信奉的“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真诚地拥护“人神相通”的神权国家体制，并经过了上千年的不懈奋斗，创造出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
四川盆地又因四面环山，地处偏远，山高路远，相对封闭。因而在早期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较少受到外界的干预和侵扰，从而得到了长期比较安定的生存环境，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自身生活习俗和美好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古蜀先民也并不封闭保守，而是具有强烈的开拓精神，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以其丰富的物产和优秀的文化，特别是利用所盛产的丝绸，开辟了早期丝绸之路，吸引并吸收了四面八方的优秀文化和艺术。他们本身又具有崇尚神权和注重造型艺术等优秀文化传统，从而创造出拥有神圣的信仰、神奇的艺术、神秘的历史的灿烂的区域性文明。
由于这里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特有的人文传统，从而能较长时间地保持生活习惯的稳定性和社会制度的延续性。在各地相继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三星堆古蜀文明可能仍然保持了神权古国的政治制度和信仰习俗，从而利用新材料和新技术，制造出大量祭神时使用的精美神圣的造型艺术作品，创造出璀璨夺目的三星堆文明。而将这些新材料和新技术，乃至祭神信仰新观念新形式带入成都平原的，恰恰又是存留在长江中游的一部分三苗后裔。
关于三星堆文化后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来源问题，俞伟超先生在前文中也曾敏锐地指出：“到了商后期，洞庭湖周围及其附近的三苗余部，在商文化的影响下，青铜工艺极为发达，铸造出许多体形高大和厚重的铜铙和铜鼓，以及动物造型的礼器如乳虎卣、象尊、猪尊和人面方鼎等，一般形态的青铜礼器，则有尊、罍、卣等，而尤以尊和罍为多，成为这一带的文化特色。
“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是，在三星堆和彭县竹瓦街等早期蜀文化的遗存中，其青铜礼器都是尊和罍，这显然又表现出与同时期的湖南等地的三苗文化，依然存在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系。另外，在近十多年中，在湖北宜昌地段的清江之中和四川巫山大宁河畔又分别出了类似于三星堆遗物的商时期的铜罍和铜尊各一件，又多少暗示出那时的巴人也和三苗余部存在着相当的文化联系。”
俞伟超先生的这些论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苗蛮集团在商文化的影响下，曾创造出了长江流域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明；二是三星堆璀璨的青铜文化很可能主要是从中原经由江汉地区传入的。
在商代早中期，中原商王朝曾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盘龙城修建了一座大型据点，可能主要是用来掌控长江流域富有的铜矿资源。近年来，盘龙城考古取得重大进展，证明它是商代前期在长江流域建立的一个带都邑性质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基地，从距今约3500年开始，大约存在了300余年。这里不但有完整的城池、高大的宫殿、高等级墓葬，而且有了成熟的青铜铸造产业。是它把商王朝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带到了长江流域，还通过这里控制了当地富有的铜矿资源
。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这些商人突然从这里撤走了，但其青铜铸造技术却被当地的三苗等人学习和继承下来，结合各自的生活习惯和民俗信仰，相继创造出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如大洋堆铜器群、炭河里铜器群等。而他们所共同选择的青铜礼器，则主要是铜尊和铜罍，而与中原地区以鼎、豆、簋为主要组合的成套青铜礼器传统有所不同，从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并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青铜文化体系。
由于三苗曾几次被迫迁入成都平原，又在那里遇到了良好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发展出繁荣昌盛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三苗的余部可能与三星堆文化一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当他们掌握了商王朝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之后，自然会把青铜工艺传播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这时的三星堆文化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一个充满宗教狂热的神权国家，正好利用这种新鲜的先进材料和技术，铸造出大批青铜神像和祭祀用具，从而创造出灿烂夺目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它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在青铜礼器的选择和神像祭器的制造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共同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
具体说到“三星堆神权古国”衰亡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为凸显奇异的信仰观念而进行的盛大祭祀活动，特别是打造的大量神器和祭器，已大大超过了古国的承受能力。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社会财富消耗，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使三星堆神权古国后期的国家逐渐失去了控制，最终造成了生存危机和精神恐慌。正如李伯谦所指出的：“这时的社会充满宗教狂热，主持宗教事务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这是古国阶段的特征”，他们“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了下去”，就成为这些神权国家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三星堆古国最后很有可能是遇到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瘟疫之类的特大灾害，出现了人畜大量无端快速死亡的情况。在这些无法理解又无力抗拒的巨大灾难面前，人们便认为是这些神像和神器都已经彻底“失灵”了，自己也无法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就用大型神庙中的神像祭器，先后进行了多次燎祭，并用祭祀坑分别瘗埋了所有的神像和神器，还连神庙也一起烧毁，最后彻底放弃了三星堆古城，迁都到了金沙遗址。三星堆神权古国从而走向衰亡
。
关于古蜀国的历史和传说，史籍中多有记载，其中西汉扬雄的《蜀王本记》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时间较早也较为具体。对于这些记载，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其中有一些“真实的素地”，即使是“疑古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也认为，“蚕丛等为蜀王”是“真的历史的事实”
。我在开始综合研究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时，也曾得出“考古新发现印证了典籍传说中蜀史发展的几个过程大体可信”的初步结论，并一直向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索研究
。
《蜀王本记》开头便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
。他所记载的，可能正是以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阶段的历史情况。三星堆文化的主人大约是鱼凫氏蜀国，目前已经是多数学者的共识，近几年我又提出了三星堆一期文化和宝墩文化的主人，可能是蚕丛氏蜀国和柏灌氏蜀国的初步设想
，共同表现了蜀国开始阶段即所谓“三代”时期的社会情况。这些记载中都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说他们“皆神化不死”，证明它们都曾经是“神权国家”，是那时的人们曾具有“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信仰的一种形象表述。其中“鱼凫田于湔山，得仙”，“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并造成了“蜀民稀少”的情况，是其中专门明确记载下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可能就是鱼凫氏蜀国走向衰亡时社会情况的一种被神化和美化了的集体记忆。
如果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蜀国的研究结论成立，那么三星堆中心祭祀区众多大型祭祀坑的集中出现，可能正是鱼凫氏蜀国最后灭亡时真实情况的一个客观反映。三星堆古国最后很可能是遇到了一场特别严重的瘟疫，出现了人畜大量无端快速死亡的情况，连他们的“群巫之长”国王也都死去了。在这些无法理解又无力抗拒的巨大灾难面前，人们便对自己一直极度崇拜的神灵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认为可能是这些神祇和神器已经“失灵”了。于是，他们就把神庙中包括国王使用的金杖在内的部分神像和祭器，搬到了三星堆西南侧的祭祀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燎祭”，焚烧打碎了神像祭品和人兽尸骨，郑重有序地把它们埋到1号祭祀坑中，用以表示把它们送回天上和神界，以祈求天神和祖先帮助他们消除眼前的灾难，再次给他们带来好运。但灾难可能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消减，反而更加严重，人们便彻底绝望了，又从神庙中搬来更多更重的一大批神像和祭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燎祭，形成了2号和3号祭祀坑。在数次燎祭都无效之后，三星堆人便感到已经无法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了，只好把所有的神像祭器全部搬来进行燎祭，形成了7号和8号祭祀坑。最后连神庙也一起烧毁，将所有残碎器物和一些红烧土块埋在了8号祭祀坑的器物层和象牙层之上，随后迁都到了成都的金沙遗址
。
这种情况很可能正是各代蜀王能够“神化不死”，特别是其中“鱼凫田于湔山，得仙”，“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造成“时蜀民稀少”等文献记载的历史真相。《华阳国志》讲得更为具体形象：“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
，说明他是突然死亡的。这一事件曾作为一种被神化了的集体记忆流传下来，并被历史学者记入了史籍之中。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上“真实的素地”，很可能正是这个三星堆神权古国，“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了下去”，最终走向衰亡的具体情况。
近几十年三星堆大型祭祀区和众多祭祀坑的集中发现，可能为我们深入解读史书中特意要专门描述的最后一代鱼凫氏蜀王“忽得仙道”，“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等历史突发事件的真实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绝地天通”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和形成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徐旭生先生说“这是宗教里面从低级到高级上升的一大进步”
，苏秉琦认为它“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转折点”
，都说明颛顼以“绝地天通”的方式进行的早期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中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目前对五帝时期由颛顼“绝地天通”开始的这场政体革命，在“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具体时间和所起的实际作用，尚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它是古国阶段“崇尚王权”的古国在与“崇尚神权”的古国斗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有的直接称它为“方国”时代正式开始的标志
；也有的认为这还只是“宗教里面从低级到高级上升的一大进步”
；最近还有学者根据古籍中“绝地天通”的文字记载出现的时间很晚，认为“‘绝地天通’思想最早出现在周穆王时期”，它只是为了保证西周施行“祀天子位”制度的一种措施
。
具体到以考古材料来认定方国时代正式开始的时间，也有着多种看法。最初大多认为方国指的是“夏商周时期”，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一步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些将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的古国，就可能已经开始进入方国（王国）时代，“所以认识到良渚文化已具方国规模，才更有实际意义”
。这些观点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但由颛顼“绝地天通”开始引领的这场政体革命，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一事件至少可以作为方国（王国）时代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正式开始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既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它以青铜大面具、大立人像、神树、鸟兽等大量造型艺术品，以及神坛、神庙、祭祀坑为代表的特殊祭祀性遗存，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神权古国的一个典型标本，有着特殊的研究价值。
三星堆神权古国之所以能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继续存在，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可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关键可能在于它一直没有完成以“绝地天通”方式进行的早期国家的体制改革，发展成一个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反而是保持和发展了神权古国的社会形态，最后因过度消耗而走向衰亡。神权国家可能就是造成三星堆神权古国兴盛与衰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因。在这里我们试着从本身和外来的因袭、主观和客观的条件等方面，再做简要的分析。
从本身因素来看，古蜀先民距今5000年左右最早从西部山区进入成都平原时，正是原始宗教盛行的氏族社会末期。人们来到这一块宝地，感谢天地万物给予他们的恩惠，感谢前辈祖先为他们创下的基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以“万物有灵”为中心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崇尚神权的早期国家形态。这些观念都在蜀史传说中对蜀祖蚕丛的崇拜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
从外来的因素分析，上文已经讲到，从4500年前到4000年前的尧舜禹时代，以对神权国家进行“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的名义，对长江中游苗蛮集团进行反复征伐，多次“迁三苗于三危”，使大量的三苗人进入成都平原，从而把他们崇尚神权的国家形态和信仰观念带到了蜀国，进一步健全和强化了原有“神权古国”的社会观念和文明形态。从三星堆文化中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情况看，当时可能还吸引了周围其他古国中信仰神权的民众来到“三星堆神权古国”，共同促进了蜀国的繁荣。
从客观环境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四季代熟，糜不有焉”。四川盆地四面环山，地处偏远，山高路远，相对封闭。从商代以前这里尚未出现巴蜀式兵器，也未发现过外来的实用武器等情况看，在早期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它可能较少受到外界的干预和侵扰，反而是通过“早期丝绸之路”，吸引并吸收了四面八方的优秀文化和艺术。三苗的余部还把青铜工艺带到了三星堆，从而利用这些新材料和新技术，铸造出大批青铜神像和祭祀用具，创造出灿烂夺目的三星堆青铜文明。
从主观愿望看，古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后发展得比较顺利，从而得到比较长期安定的生存环境，保持相对稳定的生活习俗和良好开放的社会心态。他们因而乐见于各方民众的到来，享受着各种新奇的物品和奇妙的文化，特别是可能还把他们作为朝奉的对象，把这里当成了信仰的圣地，使蜀人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成就感。因此，他们就更想方设法编造神奇的传说和神话故事，制造出各种奇异的神像和祭器，举行越来越盛大、越来越神奇的各种祭祀活动，有意制造了一个神权古国的宗教祭祀中心，从而创造出璀璨夺目的三星堆文化。
古蜀人因此更加相信这种“人神相通”的原始宗教，更加迷恋这个神权国家的繁盛状态，于是就更加狂热地制造出大型神像和祭品，营造并扩建了宏大的神庙，进行越来越盛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把大量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直至最终造成了生存的危机和国家的衰亡。
三星堆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包括了众多的学科内容和课题。首先就是要弄清这些青铜和金玉雕塑作品的性质作用、艺术特征、制作方法、铸造技术、生产地点、原料来源、成分分析等直观特征和技术问题；进而涉及它们的文化类型、宗教观念、来源去向、社会形态等社会和文化问题；进一步可以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它的年代序列、文化分期、因素分析、聚落形态、都邑布局、精神信仰；从历史学角度探讨各代蜀王时期的经济技术、地域变迁、重要事件、兴衰过程等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古蜀文明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乃至它在中外艺术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贸易史、宗教史上的地位等。它在众多领域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值得大家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在这里，我想再就它的社会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谈点看法。
我觉得要解析三星堆之谜，首先需要弄清三星堆文化的社会性质。我在为参加1991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撰写的《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一文中，就曾提出三星堆古国“以祭祀活动作为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与组织统一的重要形式”，认为“这种以原始宗教进行统治的状况，反映了古国的古朴面貌”
。该文得到了李学勤先生的赞赏，邀请我参加了由他主编的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图书“早期中国文明丛书”的编写，让我撰写了其中《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卷
。近年我进一步提出“三星堆神权古国”可能是整个问题的关键等看法
，在此基础上，我一直明确支持发掘领队提出的“祭祀坑说”，较早地提出了三星堆遗址中存在着众多不同形态的祭祀坑的看法，特别是认为在三星堆南侧祭祀区上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燎祭和瘗埋的一组大型祭祀坑，更是三星堆众多祭祀坑中的典型代表。
祭祀坑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三星堆考古的学术价值，苏秉琦先生在1986年10月于沈阳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就曾经说：“应从它可能是蜀中的一个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课题进行研究，其意义、工作方法、前景就大不一样了。”
苏先生一再提醒我们“要从‘坑’里跳出来”，在1987年5月召开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讲道：“大家从两个坑谈到‘城’，坑埋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城，城内外怎么样，我看还是从区系角度提问题……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特征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四川这段工作有划时代意义，在这个基础上看两个坑和城，不妨说是看到了四川的古文化古城古国。”
苏先生在为这次会议的题词中，正式将其命名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
。
近年三星堆考古再次取得重大进展，不但又发现发掘了6座大型祭祀坑，而且发现了众多神坛、大型神庙和各种形态的祭祀坑，进一步证明说它是“神权古国”是有一定道理的，表明它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三星堆古国的人群，最早来自西北地区，那里正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后来不断迁入的“三苗”人，则是来自长江中游的“苗蛮集团”，也是构成早期中华民族三大民族集团之一。三星堆文化还大量吸收了中原等地区的文化因素，证明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吸收多方文化的同时，也根据自身的信仰观念，进行了精心的选择和改造，如他们选择用“尊”作为中心礼器，目的主要是用它来祭天敬神，而不是放在墓葬中代表等级和身份；他们把中原等地已经是用来“以玉载礼”的玉石礼器，重新当成了“以玉通神”的祭天祭神工具，证明他们一直都没能完成“绝地天通”的重大宗教和政治改革，走上王权和礼制化的道路，而是始终保持了神权古国的社会形态。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等地区同时期的古文化之所以出现一些明显的差异，问题很可能就是出在它们没有完成中国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社会变革——“绝地天通”。三星堆先民根据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观念和祭祀需要，继续创造出大量造型奇异的神像和祭品，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传统。在主客观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使得“三星堆神权古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进程里神权古国这一类型之中，发展水平最高、延续时间很长、特征极为显著的典型案例，从而创造出神奇的三星堆古蜀文明。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巴蜀文明，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多姿多彩，又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丰富、灿烂辉煌。它与各区域各民族各时代各类型的古代文明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正如李学勤所说：“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