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新发现丝绸及象牙的文化意义
——“玉帛为二精”三续考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86年以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6个祭祀坑的发掘，曾引起全球关注。35年后再发掘加上电视直播，传播力大增，成为年度热点事件。本文根据2021年3月新发布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丝绸，从显圣物视角整合三星堆五类奢侈物之谱系（玉、帛、金、铜、象牙），分别做出其源流辨析和时空分布说明，再逐一加以神话学的观念解读，聚焦到中国史前文化中丝绸初用于“帛殓葬”现象，兼及后世葬礼的玉帛互动情况，旨在将原来作为玉教信仰基本信条的“玉帛为二精”说，重新拓展为“玉帛信仰”体系，并确认其对催生华夏文明所发挥的重要文化基因作用。

一、三星堆新出土圣物体系

“显圣物”（hierophany）是源于希腊语的名词，在宗教学中特指神圣显现的对象物。复数的显圣物（hierophanies）则表示神圣能量在物质现象中的各种体现。若要问华夏文明商周时代国家祭礼的突出特点是什么，在孔子的一个反问话语中，曾经给出非常明确的提示，那就是以极度凸显两种华夏文明特有的“显圣物”来概括的，称为：

礼云礼云，玉帛云呼哉？

郑玄注：“玉，圭璋之属。帛，束帛之属。言礼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贵者，乃贵其安上治民。” 如果再追问：玉与帛二种圣物之间有何种关联？那么还可以参考郑玄注《尚书》中的一个说法：“帛，所以荐玉也。” 这就是说，丝绸或丝带通常用来包装玉礼器或串联玉组佩。玉、帛二者既有并列关系，又有主次关系。孔子发问礼乐的话语虽为问句，却在无意间将这两种显圣物玉和帛（丝绸）对传统祭礼的重要性和盘托出。此外，还透露出玉在先帛在后，玉为主帛为辅的表达顺序。

为什么在青铜时代到来1000多年之后，孔子所问古代祭礼的主要成分，却并不突出青铜礼器的重要性，而唯独突出玉和帛呢？而比青铜更加稀有珍贵的黄金，为何根本不在圣人话下？只有在接下来有关乐的问话中，孔子才说出：“乐云乐云，钟鼓云呼哉？”提示商周两代曾经流行的青铜编钟之类乐器的文化重要性。在1986年公布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文物中，在孔子提到的三种礼乐圣物即玉、帛、铜之中，有玉和铜，外加象牙和黄金，尚未有丝绸即帛的发现。

2021年3月20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在四川成都举行，通报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成果 。

刚发布的三星堆6个祭祀坑新出土的500多件文物，包括金、铜、象牙、玉、帛五类奢侈物。与1986年的发现相比，此次新发掘出的圣物只有一种即丝绸（图1）。而且在祭祀坑中的丝织物若隐若现，是人们用肉眼根本看不到的，依靠仪器检测数据才得以证实。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个重磅证据，它可以让几十年来国内外视三星堆为外来文化输入的种种想象与推测，都被出土实物证据有力地驳斥回去。

养蚕缫丝和织绸，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发明，也是中亚和西亚、北非等地中海文明本来都没有的物质生产和工艺活动。玉帛二者完全堪称是华夏文明的特产。三星堆的冶金文化中无疑掺有明显的外来文化成分，特别是黄金权杖（套）与黄金面具之类，这都不是华夏本土自发的产物，而是更加古老的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的原生性重要标志物。不过这两个文明古国都出现在距今5000年前，其存在要比三星堆文化早约2000年。换言之，地中海古文明的显圣物黄金向东传播到我国巴蜀地区的时间，大约耗费了20个世纪之久。其路径应该不是一次性的或直接的传播，而是类似多米诺效应的逐级的、间接的传播过程。但是仅凭丝绸加玉器，就足以证明华夏传统之两大根脉，均已深深扎根在三星堆文化体系的基础中，而且二者彼此也具有息息相通的关联性。依照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四重证据法来审视，第一重证据是传世文献。文献所记蜀王的“蚕丛”之名，看来也绝非浪得虚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试想一下，若是一个无蚕无丝的蜀国，岂能让自己的最高统治者以神蚕为名号乎？

在《说文解字》一书中，东汉许慎曾对“蜀”字做出这样的解释：“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 葵中蚕的说法，意思不清楚。段玉裁注对此纠正说：“（葵）似作桑为长。许（慎）言蚕者，蜀似蚕也。”这就说明，古蜀国的国名与当地先民用桑叶养蚕并缫丝织锦的生产行为有关。自古就有闻名遐迩的蜀地特产蜀绣，蜀地也因此成为全国三大名丝绸产地之一。蜀绣又称蜀锦，所以成都也获美称为“锦城”。如果语言名称和名物方面的证据，能够得到地下出土的第四重证据加持，文化现象便可获得历史深度的透视和理解。已知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在距今3000年前后，蜀绣出现的时间至少也就可以落实在这个时段。而在理论上，还可以早于这个时间。在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先民养蚕缫丝活动的证据还要早很多。笔者在《“玉帛为二精”神话考论》 和《玉帛为二精神话续论》 等论著中，曾经给出距今7000多年的蚕神和蚕茧图像，以及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玉雕蚕作为证据，加以说明。

如果要给三星堆迄今所发现的古蜀国宗教祭祀奢侈物做一个排序档案，那么五种圣物中资格最古老的首选对象，不是丝绸，而是有机物质象牙（图2）、贝壳等。

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数据表明，骨角与象牙、贝壳等有机物圣物，来自旧石器时代后期，至少也有数万年的悠久传统。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有玉石、陶器、金属器等新的显圣物相继登场，有机物在宗教显圣物体系中所占比重就大大降低了。之所以是有机物质能够率先引起史前先民的青睐，成为旧石器时代的显圣物，主要原因还需要从神话观念与神话信仰方面去探寻。美国人类学家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 Barre）对旧石器时代骨角牙崇拜的生命观研究值得参考。其基本观点是，狩猎时代的先民将生物死后似乎永久留存不灭的骨骼角牙视为永恒物质，或承载生命之精（灵）的特殊物质，从而加以顶礼膜拜。

二、从显圣物中筛选华夏文化基因

按照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方面给出的筛选文化基因的标准，三星堆出土的五类圣物中，唯有牙角骨贝类和玉石、丝绸类，因为能够达到五千年以上的文化大传统之时间积淀，可以列入中国文化基因谱。而铜和黄金作为后起的冶金文化对象，尚无法达到时间久远的筛选标准，只能算作次生文化元素，因而暂不能进入文化基因谱。

如果严格按照这五种圣物在世界史前史的出现顺序来审视，那么唯有象牙和玉石是源于旧石器时代的，应该有数万年的历史。其余的三种圣物，都是伴随新石器时代而来的社会奢侈品。先看象牙，目前所知最早的象牙雕刻艺术品，是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一个名为施泰德的山洞里发现的狮头人身雕像，距今约35000年。 这件艺术品究竟是用于宗教崇拜祭祀活动还是其他用途，目前学界尚未有定论。21世纪超级畅销的新锐历史书《人类简史》，将这件象牙雕文物视为智人获得认知革命成果的重要标志物。书中是这样评价的：

第一项确实能称为艺术或珠宝的物品，正是出现在这几万年里；同时，也有了确切的证据证明已经出现宗教、商业和社会分层。……雕出施泰德狮人雕像的智人，已经和你我同样聪明、有创意、反应灵敏。

象牙出自陆地上的最大动物大象。早年生活在亚欧大陆的象，更多为冰河时代的猛犸象。在捷克东部的摩拉维亚，一个叫多尔尼韦斯顿尼斯的地方，考古工作者发现距今3万年至2.5万年之间的人类最早定居点——村落遗址。在这里，猛犸象骨骼和象牙一起，成为当时人搭建房屋用的建筑材料。考古发掘得到的猛犸象骨多达上千根。“这些住所形制为椭圆形，最大的一间约有50英尺长、20英尺宽。……每个住所里都有好几个火炉，最大的那个甚至在房子中央一口气安装了五个炉子。加工食物、制作工具、生产其他手工制品。” 在该村落发现的墓地，属于欧洲最早的一批墓葬。在已经出土的随葬品中，计有：红色赭石、石制工具、贝壳、狐狸牙或狼牙，以及象牙珠子。

据此可知，兽牙和象牙一样是最早被初民筛选出的通灵辟邪圣物。

在此之后比较重要的发现是在俄罗斯的桑吉尔，也是3万年前的两个墓葬里，考古工作者发现1.3万颗象牙珠，这个庞大数量带来的出人意料的认知效果，引起史前学家和宗教学家们的关注。“它们是目前欧亚大陆上发现的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冰河时期墓葬。其中一个墓穴中埋葬的是一名成年男子，我们估计他死亡时大约60岁；另一个建造得更为精巧，是一个少年和一个女孩的双人墓……在这两个墓穴中总共发现了超过1.3万颗象牙珠子，其中这两名小孩拥有的珠子数量最多，每人约有5000颗。大多数珠子都缝在这三人宽大的衣服箍带上，而且他们头上都戴着满缀珠子的帽子。在成年男子和少年的头饰串珠上，除了象牙珠子，还有北极狐的牙齿。这名成年男子的两条手臂上都戴着几副猛犸象牙手镯，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石头吊坠，石块表面被涂成红色，上面有一个黑点。这两个孩子的随葬品更多，其中包括被拉直的猛犸象牙，每只象牙的长度都超过了6英尺，它们可能用来代表长矛。还有象牙小雕像，刻有格子图案的象牙材质平盘，以及经过加工、在上面钻出一连串孔洞的鹿角。”

所有这些饰物的制作都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制作象牙珠子的还原实验证明，制作每一颗珠子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对于一个人类群体来说无疑是相当大的时间投入。在那位年长的男性墓穴里有这么多的手工制品尚且说得通，毕竟他有一生的时间来积攒这些物品，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两个孩子的墓穴里也会有这么多的随葬品。一年总共只有8760小时，而这两个孩子的墓葬中有一万多颗珠子，即使一个人24小时不间断工作，也要耗费将近14个月才能制作出来。这两个孩子有可能是某种祭祀仪式的祭品。 如果按照史前学专家推测的那样，这两个戴有大量象牙珠的孩子是当时社会祭祀用的祭品，那么就和三星堆祭祀坑里所发现的成吨的象牙祭品功能，构成一种隔代的对应。一旦有这样的30000年前的祭祀用奢侈品之先例，3000年前的三星堆再多发现几倍多的象牙，也不足为奇。毕竟，二者的年代相差几乎十倍的时间。

史前学专家佩金格尔有如下评价：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古人付出了极大心血，制作了如此美好的东西，最终却只是将它们永远地埋入桑吉尔或欧洲其他地方——这似乎也说明这些人并没有将死亡视为生命的终结，而是把它当作另一段生命旅程的开始。

在中国本土范围内，比三星堆象牙早4000年，有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200年的象牙雕“双鸟朝阳”图像（图3），也有距今5300年的灵宝西坡大墓出土的象牙镯子。不过从这两个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器在数量上较为稀少，远不能和三星堆遗址及金沙遗址使用象牙为祭品的巨大消费量相提并论。对兽角兽牙的崇拜在华夏文明早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即使在缺乏这类实物的情况下，人们也会设计出一种替代品，用于充当高等级人物墓葬中的随葬品。如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中，就有用木质材料模拟犀角、象牙和玉璧的情况（图4）。这些替代象牙和玉璧的仿制物是否依然承载着信仰者心目中的超自然生命能量呢？如果不能，还会催生此类退而求其次的仿制行为吗？

按照模仿巫术思维，这样的模拟行为也能起到让“精”在不同圣物间转移传承的作用。

几乎与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同时，在我国史前文化中，玉石器圣物登场的时间是距今一万年前后，帛即丝绸圣物则是七千多年至五千多年间开始的传统，而黄金、青铜等金属冶炼产品则仅为三五千年的传统。对古蜀国而言，则是较新的传统。后起的金属物质出现，当然也会带有继承或接替原有圣物的使命。三星堆出土的铜瑗 是模拟玉瑗而来，铜璧是模拟玉璧而来，铜璋形饰 和黄金箔牙璋形器（图5） 是模拟玉璋而来，铜圭形器是模拟玉圭而来 ，等等。新老圣物衍生的前因后果十分明显，其源流关系也较容易得到总体把握。

下文尝试进一步说明五类圣物的神话学原理。笔者在《玉帛为二精神话考论》等文章中指出：《国语·楚语》观射父对楚王问时所说的“玉帛为二精”理论，凸显这两种物质在先秦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令人遗憾的是，迄今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著述，对如此重要的核心信仰观念是基本忽略或无视的！只能等待本土文化自觉从理想口号变成现实，这种无视本土思想资源的现象才有可能宣告终结。这里仍需要根据三星堆祭祀坑集中埋藏五类圣物的情况，略加说明：神圣化的生命力储藏在骨头和牙角、贝壳等海洋生物之中的神话信仰观念，是如何从石器时代产生的。人类学称为“玛那”的那种信仰，在华夏传统即称为“精”或“德”。凡是承载“精”物质，即成为拜物教信仰对象。对“精”的信仰，即对原始神圣生命力（不死性）的崇拜 。在不同的显圣物之间，“精”是可以流转或转移的，即由原来的有机物——神圣动物骨骼牙齿等，转移到无机物玉石上来。

就我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情况看，承继或接替牙角骨头海贝类有机显圣物的物质材料，首选就是玉石，骨珠变成玉珠的情况，三万年前先发生在北亚地区，在距今四千年的齐家文化中，仍然在重复此类珠子制作中的材质变化现象，即有骨珠也有玉石珠的新老并存现象。随后，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出现的养蚕缫丝现象，也就让丝绸（帛）跟随在玉石之后，成为新的生命变形神话的显圣物，并由此而使得玉帛相互结缘，共同支撑起“二精”同在并且互动的信仰天地。

对于华夏文明史前史而言，这种玉石的神圣化过程，既持久又普及，乃至出现我们所说的“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文化现象。正是在“玉器时代”积淀数千年的坚实基础上，才发生后来居上的金属显圣物新传统。三星堆正是这个新传统在中原文明以外地区率先亮相的鲜明案例，因为只有这里出现大件的黄金制品和超大型的青铜礼器。新老圣物能够汇聚一堂，和谐共存，这多少也体现出远古巴蜀文化形成过程中兼收并蓄的融合性特点。

这一次三星堆祭祀坑中新发现的丝绸，其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讨论非常重要。3号和4号祭祀坑的丝绸物证足以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主体内容还是深深地植根在本土传统中的，或者说是土生土长的，三星堆聚落统治者只在稍晚时兼收并蓄由西北部传播而来的外来文化元素而已，如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等。

黄金，无疑是中国境内五种圣物登场最晚的一种。比三星堆遗址出土金器更早数百年的，是在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金耳环（图6），共有15件，其年代距今约3600年。目前所知，在玉门至瓜州一带出土的四坝文化金器，是国内所发现的黄金器的发轫期标本。尽管如此，玉门这个地方并没有得名于金，却得名于玉，这当然和数千年的西玉东输运动密切相关。 玉门当地在四坝文化之后，没有延续黄金的生产和消费，看来只是在史前史期间充当“西金东输”的二传手而已。四坝文化的黄金传统传给谁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就是首选的答案。到三星堆的时代，可以理解为我国境内黄金崇拜从发轫期过渡到成熟期。或许日后还会有新的考古发现来刷新黄金登陆中国文化史的时间纪录。从河西走廊到成都平原，这正是远古羌人的迁徙之路，也就是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奢侈物的传播之路。要问河西走廊西端距今3600年的四坝文化先民之黄金工艺传统从何而来，那么物证即第四重证据所能提示的解答线索，就是一路向西，穿越中亚草原腹地，直达黑海沿岸的史前社会群落。

英国学者彼得·詹姆斯等著《世界古代发明》，对黄金冶炼起源的追溯是距今6000多年前的保加利亚一带：“20世纪70年代在保加利亚黑海沿岸的瓦尔纳墓地——公元前5千纪后半期的一处遗址——发现黄金首饰后，他们曾为其数量之多而大感震惊。……在4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坟墓中共发掘出2200件金器。有个男子下葬时戴了3根项链，每只胳膊上各套3只大臂环，别着2只耳环、6只小发环和若干曾缝在衣服上的圆片——全部为纯金。”

在亚欧大陆上发生最早的文明古国苏美尔和古埃及，人们看到同样兴旺发达的黄金圣物崇拜情况。20世纪20年代在苏美尔城邦乌尔古城一个“死亡坑”中发现古代世界最为出名的黄金首饰。“公元前2500年前后，一系列君主在这里埋葬。女王普——阿比的陵墓最为豪华，其遗体上半身被一层用金、银、天青石、光玉髓、玛瑙和玉髓做成的串珠所覆盖。这些珍宝是用封闭模具铸造、铆接、焊接等工艺制作的，而且使用了金叶。” 我们在1986年出土的三星堆文物中也看到有类似的金叶。

中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县出土的一把小铜刀（现存国家博物馆），距今约5000年。而在欧亚大陆腹地，铜矿开采的情况却要早很多。“到公元前4500年，在塞尔维亚的鲁德纳格拉瓦，已经出现了开采铜矿的活动；矿工们顺着矿脉，用鹿角镐挖掘矿井，深入地下达60英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内，他们发掘了成千上万吨矿石，使巴尔干半岛成为古代世界获取铜矿的重要来源。” 公元前4500年，要比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足足早3000多年。由此可以推测中亚史前冶金文化的向东传播之路，远比以往学界所推测的要复杂。

在世界冶金史上，青铜时代之前存在一个冶炼和使用砷铜的时期，砷铜是由红铜到青铜的过渡环节，砷铜制品在西亚、南欧、北非的公元前3千纪前后有比较普遍的发现，而我国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铜器绝大部分为砷铜制品，这在我国还属首例发现。在玉门火烧沟墓地被鉴定的46件铜器中，13件为红铜，余为青铜。 据此，四坝文化很可能大抵经历了由红铜而砷铜再青铜的发展过程。专家认为，民乐东灰山遗址地处中西交通的咽喉地带——河西走廊上，该遗址出土的砷铜制品，含砷量在2%——6%，全部为锻造加工制成，这与西亚及南欧、北非地区的早期砷铜制品相同。四坝文化制铜技术的出现，是否与这些地区有关？值得注意。 在做出这种冶金文化传播的提示之后十余年，考古专家们对外来文化输入我国的认识再次升级。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著《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一书的结论，至少有如下四类物质文化，是史前期经过河西走廊地区渐次输入中原的：植物考古中的麦类作物；动物考古方面的绵羊、山羊、牛、马和骆驼；冶金考古方面的砷铜和冶铁等，最后是权杖头之类符号物 。对此，专家的明确判断是：“世界上最早的权杖出现在西亚和埃及，河西走廊很早就出现了权杖头这一文化特质，这不是黄河文明的原创，而是西亚通过中亚向远东施加影响的结果。” 如果这个判断可信，则三星堆1986年出土黄金权杖套的文化源流脉络，就自然会再度聚焦到西北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方面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整个黄金文化之源，亦可作如是观。

三、五种显圣物的神话观念

玉、帛、金、铜、象牙五种圣物所传达的神话学意蕴，原来具有惊人一致的共性。那就是史前先民对生命不朽的虔敬信奉和执着追求。

伊利亚德的一个书名“不死与自由”，恰好给出一个解密所有神话幻想之终极目标的重要提示：人生在世，在精神理想上谁都希望能够获得自由。反过来看，人最大的不自由，莫过于死亡大限和死亡威胁。因此，人类最普遍也是最持久的梦想（理想），往往就指向一个明确不变的方向：如何达到不死境界，即永葆生命的永恒性。换言之，对于一切神话信仰而言，不死为因，自由为果。无法做到不死，就难言最终的自由境界。

早期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著作《不死的信仰与死者崇拜》 ，充分展现出五大洲原住民共同拥有的不死信念。人类之所以用想象建构出一个天国的神灵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信神灵拥有超人类的永生不死性，崇拜神灵和供奉神灵，也希望获得神灵的不死性。由此反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五大类物质祭物，原来每一个都是祭祀者想象中的神物或圣物。

我们从人类的史前文化普遍流行的拜物教信仰看，凡是宗教显圣物，都是人类将自己的幻想投射到某种特殊物质上的结果。三星堆出土的五类祭祀圣物，皆可以作为不死的象征物，代表当时人们对自由理念的虔诚追求。当然，能够代表和显现那个时代理想的，只能是其社会的统治集团，而非一般平民百姓。而社会的奢侈物，总是完全集中性地垄断在统治集团手中。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地下先后发掘出无数的青铜礼器，其铭文的结尾措辞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即以不厌其烦的重复性书写，千篇一律地强化提示一种理想。尽管如此，也还是没有引起宗教学和神话学的注意。这一句几乎雷同的话语是：“子子孙孙永宝用。”此话明确传达出的希望是：要借助青铜器的物质耐久性，让圣物的持有人也达到生命永恒的幻想境界。从冶炼青铜，到冶炼黄金，冶金工艺的神话底牌已经得以揭示。从这种神话生命观的意义上去理解后世道教炼丹术的由来，就能做到查源而知流。炼丹术的别称是炼金术。古今中外的炼金术总目标还是永生不死。

所有的金属物质，在冶炼之前的状态都是矿石。金属矿石的发现一定始于人类对各种石头的递进性认识。因此，关于玉石神话或玉帛神话的信仰在先，随后接引出冶金神话的信仰，也就是合情合理的文化衍生现象。要知道，对新开发的冶金物质的神圣性转移，即从原有的自然物质——玉石、蚕丝、牙角所承载的神圣性，现在被全面地转移到冶金物质上来。如果说在华夏传统中，玉石、蚕丝、牙角等是地地道道的来自文化大传统的天然圣物，那么金属冶炼则大致相当于小传统后起的人造圣物。后起的冶金神话幻想，终于给华夏文明带来金声玉振和金玉良缘的最高价值组合现象。

大小传统的深与浅，信仰文化积淀的厚与薄，也体现在神话言语表达中。楚国朝廷中的知识领袖人物观射父，为什么不说金银铜铅锌等在当时已经大量开发的金属，只说玉帛二者为精？这显然是文化大传统在发挥华夏传统信仰底牌的作用。

三星堆五类显圣物的神话学档案表明，玉帛神话观在古蜀国的表现方式与其在中原文化的表现方式是大体相同的，这必然会对后来的华夏文明产生深远影响。按照《礼记·玉藻》的说法：“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比德的“德”，不是伦理道德之德，而是作为神话信仰观念的“德”，即孔子所云“天生德于予”的“德”，即来自天界的神圣生命力。这样的说法最适合对照观射父所云“玉帛为二精”。其间自有交感巫术的信仰原理。“君子于玉比德焉”一句，说的正是“玉不去身”的全部理由。根据玉石神话信仰，个人的生命如果能够和来自天界的神圣生命获得交互感应，就会产生出天下无敌的能量和自信力。那么，古代君子们如何实现“必佩玉”的操作呢？佩玉所用丝绸组绶，同样将以蚕丝所承载的“精”或“德”，增强佩玉者的神圣能量。《礼记·玉藻》紧接着又说到丝绸组绶的神秘意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郑玄注：“绶者，所以贯佩玉相承受者也。” 这是说明不同质量和不同颜色的玉佩，需要和不同颜色的丝绸组绶形成对应模式的组合体，以收相反相成之功效。古人对玉帛组合的五等级分类，原来是如此这般的细致和神秘（图7，图8）。

不过，我们在马王堆汉墓出土彩绘棺画的玉璧升天图（图8）中看到：这里的玉璧颜色和组绶颜色不是相反相成对照的，而是几乎一致的。原来，与组绶共同承担托举玉璧功能的，还有两条巨龙，其龙神的玄色，和白玉璧构成十分鲜明的深浅色调对比效果。二龙自下而上的升腾姿势，动感十足，将墓葬中死者魂灵飞升天国的动力元素表露无遗。像这样以图像叙事表达的本土特有神话观念，还需要多学科视角的攻关研究。

在秦汉时代以前，玉和帛的组合形态，除了表现为玉组佩的串联编组方式，还有西周以来的玉雕蚕的形象、玉雕束绢佩，以及战国以来的玉环形制被加工成扭丝形象的所谓“玉扭丝环”，等等。凡此种种，都是通过对玉材的造型加工来模拟神蚕或蚕所吐之丝的。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古蜀国的文化记忆中就这样依稀表现着神蚕的生命形态变化。按照《山海经》的说法，能够充分体现死而复苏之神圣生命原理的，不仅仅是蚕蛾或蝉（金蝉脱壳）、蛙（蝌蚪之变）之类生物，水中的游鱼也是典型的神话想象标本。如《山海经》所述之鱼妇，就是死而再生的象征符号：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经文作者居然两次强调黄帝之孙颛顼的“死即复苏”，却并没有在中国传统中留下一个类似基督教复活节这样的节日。因为中国版的死即复苏是表现为神话变形记的：蛇乃化为鱼。一个“化”字，凸显出中国版变形记神话的信仰和哲理。从经验观察来看，丝，都是由桑叶加蚕食的两类生物运动而变化出来的。变化如果是一次性的，那就意味着死亡和终结。正因为变化是周期性的，是循环往复的，所以变形的过程就意味着加入生命的永恒运动，变为不死即永生。一个“變”（变）字，为什么造字者想到要用“丝”作为会意字的结构要素呢，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还有，古代中原人指称南方善于养蚕缫丝的民族为南蛮之“蠻”（蛮）字，不是也在字形结构中留下鲜明的“丝”的成分要素吗？

对三星堆原有的出土圣物谱而言，2021年新添的圣物丝绸，其文化意义可以从中国式神话思维得以透彻理解。其连带的学术认知效果，也将会在未来依次展开。比如，从史前时代至先秦时代的“帛殓葬”现象，应该在玉帛神话合流的大视野下，得到和“玉殓葬”同样的重视。如商周以来贵族墓葬礼仪用荒帷包裹棺木的现象 。又如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用丝绸组带编联仿玉璧之铅璧作为饰棺荒帷现象 。再如包山和九连墩等地楚墓所发现的用多重丝织物包裹棺木的现象（图9）。多重的用丝现象不仅是数量上的多，即便是所应用于殓葬的丝绸品种，也是多样的。以包山2号墓为例，其中残存丝织物按照织造方法与组织结构，便可以清楚地区分为绢、纱、绮、锦、组、绦六个品种 。而年代上比包山楚墓稍晚些的马王堆汉墓，其帛殓葬所用到的丝绸种类多达十余种。

在帛殓葬现象中，经常发现的帛书和帛画之类出土文物（图10），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从神话学或宗教学视角的解读还是十分欠缺的。尤其是用丝绸裹尸的现象，也还没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例如包山一号墓外棺用丝织物包裹，内棺里也发现有大量丝织物。包山二号墓中棺外层居然有多达九层的丝织物包裹，“贴棺面的两层饰物以锦带捆扎，其他饰物则直接覆盖于其上” 。内棺的内外都有丝织物，内棺东挡板的铜质府首衔环上用丝绸组带悬挂一个玉璧。墓主人双手置于腹部，双足并拢，臂、手、足有绢带捆扎痕迹 。这样一种身体抱成一团的姿势，再捆扎上丝带，莫非是要模拟神蚕“作茧自缚”形态，以求达到尸解、仙化与飞升的目标？凡此种种帛殓葬现象，由于其物质文化现象背后潜藏的神话观念底蕴没有得到确切揭示，因而成为学术研究的空缺。从起源上看，最早的帛殓葬现象出现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河南仰韶文化墓葬。如2019年公布的荥阳汪沟遗址的4个瓮棺中发现裹尸用丝织品残存，这和20世纪80年代在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墓葬织物，属于同类、同时期丝织物 。如果从蚕茧的仿生学神话视角去审视瓮棺的形制（图11），则瓮棺葬本身亦可理解为模拟神蚕吐丝变形的生理现象。再结合距今约4000年的湖北石家河文化玉器大多出自瓮棺葬的现象 ，则对史前帛殓葬和玉殓葬相互对接的现象，将引发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四、小结

总结本文的讨论，从2021年三星堆新出土显圣物丝绸与玉器等的组合视角，结合史前文化中丝绸最初用于帛殓葬的现象，以及后世葬礼中玉帛互动情况，可将原来作为玉石神话信仰基本信条的“玉帛为二精”说，重新拓展为“玉帛信仰互动体系”的总体认识，并从文化大传统的年代深度上，确认其对催生华夏文明所发挥的重要文化基因作用。在象牙、玉、帛、金、铜五种显圣物中，最具有本土文化基因作用的还是玉和帛。黄金则是通过河西走廊传播过来的外来文化元素。三星堆文化的本根属于华夏传统，但是也明显融合了后起的外来文化元素。玉帛组合现象为华夏独有，这个事实足以反驳一切有关三星堆文化或古蜀国文化属于外来文化的猜想。 hDD9dkC1YXrVJAUvmdmoInf4djHuzo3+fVg+f21HtsdOozciPKe6Je5kHjDLQFj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