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索托很美,但也是世界上生存条件最严酷的地方之一。它是全球艾滋病流行的中心,2004年,政府刚刚宣布了发生在这里的医疗灾难。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艾滋病,整个国家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孤儿院。到处都能看到孩子们跑来跑去,一脸茫然。
“爸爸在哪儿?妈妈在哪儿?”
乔治和我签约去几个慈善机构和学校帮忙。我们都被遇到的那些可爱的人折服。面对如此深重的苦难,他们表现出的坚韧、优雅、勇气和乐观深深地感动了我和乔治。我们像在澳大利亚的农场一样卖力地干活,满心欢喜,充满期盼。我们建学校,修复学校,搅拌砂砾,浇铸水泥。需要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本着同样的服务精神,有一天我同意干一件在其他情况下打死也不会做的事情——接受采访。如果我真的想曝光这里的情况,别无选择,只能和该死的媒体合作。
但这不仅仅是合作。这将是我第一次单独面对记者。
一天清晨,我们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见面。他首先问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明明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
我说莱索托的孩子们陷入困境,而我爱孩子,理解孩子,所以自然而然想要帮助他们。
他穷追不舍,问我为什么喜欢孩子?
我给出最好的答案:因为我难以置信的不成熟?
我听起来伶牙俐齿,甚至油嘴滑舌。记者笑了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关于孩子的话题是这些人探究我童年的一扇门,也是通往他或任何人真正想问我的唯一话题的大门。
“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让你想到……她……许多过往?”
我往山下看了看,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嗯,不是对我,而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她去世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报道出来的东西都很糟糕,所有报道出来的东西,所有那些磁带……”
我指的是母亲去世前录制的录音,那是一种类似忏悔的东西,已经泄露给媒体,与那个管家的回忆录同步面世。在被追踪躲藏了七年之后,母亲仍然在被追踪和诽谤,这毫无道理。1997年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清算,那是英国人集体反省和反思的时期。大家都认为媒体是一群怪物,消费者也接受了指责。大多数人说,我们都需要做得更好。现在,许多年过去了,一切都被遗忘了。但历史每天都在重演,我告诉记者,这是“一种耻辱”。
这虽然算不上重大的宣言,却是威利和我第一次公开谈论妈妈。我很惊讶第一个出头的居然是我。在任何事情上,威利总是捷足先登。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他、对整个世界有何影响,尤其对爸爸会有什么影响。(不太好,马可后来告诉我。爸爸坚决反对我谈论这个话题。他不希望他的两个儿子谈论妈妈,因为担心这会引起轰动,影响他的工作,也许还会给卡米拉带来不利的影响。)
最后,我故意虚张声势,耸耸肩,对记者说:“坏消息才有销路。就这么简单。”
说到坏消息……记者现在提到了我最近的丑闻。当然是指“三版女郎”。
他提到,有些人想知道我是否在戒毒所接受了教训。我真的“皈依”了吗?我不记得他是否用过“皈依”这个词,但至少有一份报纸用过。
哈里需要皈依吗?哈里是异教徒?
我突然之间怒火中烧,“红雾”在眼前升起,几乎认不出那个记者。怎么会谈起这个话题?我脱口而出,对所谓“不正常的事情”大发议论。记者听了目瞪口呆。好了!这下子他的头条有了!他的新闻有了。他得意扬扬,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吧。
我应该是瘾君子吗?
我对我所说的“正常”解释了一番。我的生活并不正常,是因为我无法过正常的生活。“就连父亲都提醒我,很遗憾,威利和我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我告诉记者,除了威利,没有人知道生活在这个超现实的鱼缸里是什么感觉,正常的事情被视为不正常,不正常的事情却被例行公事般地正常化。
这就是我想说的,正要继续说下去,我又往山下看了一眼。贫穷、疾病、孤儿——死亡。面对这一切,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值一提。在莱索托,无论你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他们相比,都是幸福的。我突然感到无地自容,不知道这位记者是否有足够的理智和良知,也会感到羞愧。坐在这里,无视所有的凄惨,大谈“三版女郎”?哦,来吧!
采访结束后,我找到乔治,一起去喝啤酒。很多啤酒。好几加仑
的啤酒。
记得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吸了一整包大麻。我可不推荐这样做。
不过话说回来,也可能是在另一个晚上吸的。当聊到满满一袋大麻的时候,谁还记得到底是哪一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