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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假回家就躲起来。躲在楼上的育儿室，躲在新电子游戏里。我一直在玩《光环战争》（Halo），对手是自称先知的美国人，他只知道我叫“Billand Baz”。

我躲在海格洛夫庄园的地下室里，通常是和威利一起。

我们称它为H俱乐部。许多人以为H代表哈里，但实际上它代表海格洛夫。

地下室曾经是个防空洞。要进入它的深处，就得穿过地面上一扇沉重的白色大门，然后走下一段陡峭的石头台阶，沿潮湿的石头地板摸索着往前走，再下三层台阶，走进一条低矮潮湿的拱形长廊，然后经过几个酒窖，卡米拉在那里存放着她装在最漂亮的瓶子里的美酒，然后经过一个冷冻室和几个储藏室，里面装满了绘画作品、马球装备以及外国政府和要人赠送的荒唐礼物。（没有人想要那些东西，但又不能转送、捐赠或扔掉，所以只能登记造册，仔细记录，密封起来。）最后一间储藏室后面，有两扇绿色的门，门上有小小的黄铜把手，另一边是H俱乐部。这里没有窗户，但粉刷成骨白色的砖墙让人感觉不那么幽闭。此外，我们用各种王室住宅的精美家具装饰了这个空间。波斯地毯，红色摩洛哥沙发，木桌，电动飞镖。我们还安装了一个巨大的立体声系统，听起来不十分悦耳，但声音足够大。一个角落里放着一辆饮料推车，里面装满各种饮料。由于“库存充足”，总是有淡淡的啤酒味和其他酒的香气弥漫。多亏有一个运转良好的大通风口，这里还能闻到花香。爸爸花园里的新鲜空气不断地被抽进来，带着淡淡的薰衣草和金银花的味道。

周末晚上，我和威利偷偷溜进附近的酒吧，喝上几杯酒，喝上几品脱 的“蛇咬” ，然后召集一群朋友，把他们带回H俱乐部。人数从不超过十五人，但不知怎么的，也从不少于十五人。

我还能想起一些人的名字。巴杰、卡斯珀、尼莎、丽齐、斯杰比、艾玛、露丝、奥利维亚、琴普、佩尔。我们都相处得很好，有时甚至有点儿好过了头。有天真的接吻，也有不那么天真的喝酒。朗姆酒，可乐，或者伏特加，通常倒在大玻璃杯里，再加一点儿“红牛”。

我们经常喝得晕晕乎乎，有时酩酊大醉，但从来没有人把毒品带到那里，更没有人在那儿吸食毒品。保镖总在附近转悠，所以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当然，不仅仅是这样。我们自己也有分寸。

H俱乐部对于十六七岁的青少年来说，是完美的藏身之地，尤其对我这个“青少年”。想要平静时，H俱乐部提供了安宁。想恶作剧时，H俱乐部是最安全的地方。想独处的时候，还有什么地方比英国乡村中心的防空洞更好呢？

威利也有同感。我常想，他在那里似乎比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要心平气静。我想，在一个他觉得没有必要假装与我是陌生人的地方，是一种解脱。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一起玩游戏，听音乐，聊天。伴随着鲍勃·马利、流线胖小子、DJ萨金或尤曼达的背景音乐，威利有时候想谈论妈妈的事。H俱乐部是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可以谈论这个禁忌话题。

只有一个问题，我不愿意谈及。他刚开口，我就改变话题。

他会很沮丧。而我不承认他的沮丧。更大的可能是，我根本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如此迟钝，情感如此淡漠，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我没有能力。我还没准备好。

有一个话题永远是我们喜欢聊的，那就是不被人看见的感觉是多么美妙。我们推心置腹地谈论荣誉、奢侈、隐私，多么希望能远离媒体的窥探，哪怕只有一两个小时。我们都说，真正的天堂是那些狗仔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地方。

可他们还是找到了我们。

2001年年末，马可来伊顿公学找我。我们在镇中心一家小餐馆共进午餐，我觉得这真是一种享受，还能借机逃课，离开学校，我高兴得满脸笑容。

但是没那么简单。马可脸色阴沉，说他可不是来跟我玩的。“怎么了，马可？”

“他们要我弄清真相，哈里。”

“什么事儿？”

我怀疑他指的是我最近失去童贞的事。我和一个年长的女人不光彩的苟合。她喜欢马，非常喜欢，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匹年轻的种公马，过程迅速短暂，之后拍了拍我的屁股，让我去吃草。这件事有许多不妥之处，发生在一家繁忙的酒吧后面的草地上。

显然有人看见我们了。“什么真相，马可？”

“关于你是否吸毒的问题，哈里。”

“什么？”

大概就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小报编辑最近给爸爸的办公室打电话，说她发现了我在不同地点吸毒的“证据”，包括H俱乐部，还有一家酒吧（不是我失去童贞的那个酒吧）后面的一个自行车棚。我父亲的办公室立即派马可与这位编辑的一位副手秘密会面，地点是在一家酒店光线昏暗的房间里，那位副手把他们掌握的情况告诉了马可，现在马可告诉了我。

他问是不是真的。

我说是谎话。全是谎话。

他逐条说出编辑的证据。我逐条反驳，提出异议。

错，错，错。基本事实、细节，都是错的。

然后我问马可，这个编辑到底是谁？

我猜，一定是那个令人作呕的癞蛤蟆。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就是屁股上的脓包，一个狗屁不通的烂记者。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她已经设法争取到一个权力很大的位置，最近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的身上。她在“猎杀”王室“替补”，毫不遮掩，毫无歉意。好像不把我的蛋蛋钉在她办公室的墙上誓不罢休。

我不知所措。“就因为做了青少年都可能做的事情，马可？”

“不，孩子。不，问题没那么简单。”

马可说那个编辑猜测我是一个瘾君子。

“一个什么？”

不管怎样，马可说这就是她要发表的故事。

我就这位编辑如何处理她的报道提出建议，让马可回去告诉她，她全错了。

马可答应说他会的。

几天后马可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按我说的做了，但编辑不相信，她现在发誓不仅要揭穿我，还要揭穿马可。

我说我相信爸爸肯定会想办法阻止她。

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马可说爸爸没去阻止。爸爸的办公室想了一个……不同的方法。王宫没有让编辑闭嘴，而是选择与她合作。他们采取内维尔·张伯伦 式的绥靖政策。

马可有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还是后来我才知道，影响他们采用这个腐朽策略的人，正是爸爸和卡米拉最近雇用的那个“公关专家”，也就是泄露我们与卡米拉私下“峰会”细节的那个家伙。马可说，这个“公关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推出去。这样做一石二鸟，既可以安抚编辑，也可以提振爸爸日渐衰落的名声。“公关专家”从这些令人不快的事件、敲诈勒索的花招中，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个给爸爸的亮光闪闪的“安慰奖”。在世人眼里，爸爸不再是那个不忠的丈夫，而是一个要面对吸毒成瘾的孩子、饱受折磨的单身父亲。 O26nWGoPTBamno3+7ldcDnJUNqqWiyweDqoCLVtbnGWef3FZdoLb/xA0FkwG5r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