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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前提是真相,而信史必定素面朝天。

——题记

窑洞灵光——马背上的神来之笔

那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1947 年 3 月 18日晚离开延安,在陕北的沟壑梁峁间辗转迁徙六个多月,于9月23日抵达葭县(葭县1964年改称佳县)神泉堡,在这个小小的驿站停了下来。

黄河自莽莽昆仑集流汇溪,一路东向遇吕梁山掉头南下,左晋右陕中分黄土高原,形成七百二十公里的晋陕大峡谷。坐拥“明五暗二两厢六”窑洞群的神泉堡,即嵌于黄河中游晋陕峡谷西岸。

陕北转战半年,这个马背上的司令部指挥千军万马,于南北两线绝地反击,解放战争由此翻山过坳、扭转乾坤,呈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喜人局面。此前三周,9月1日,毛泽东在葭县朱官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方针指示: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1]

中外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内战爆发之初处于战略防御态势的人民解放军,正全力出击外线,力促攻守转圜。而扭转历史车轮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运筹于交战双方大本营的战略。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周恩来时问:“你对蒋介石如何评价?”曾经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回答:“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自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到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革命的每一段历史,都令人信服地印证了周恩来对他的这一评价。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天空,有两颗并不对称的行星,于风云际会间留下高低互见的轨迹。回首毛泽东和老对手蒋介石沙场鏖战的历史,蒋介石虽然在战术上经常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如在辽沈和淮海战役中,把诸多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兵团填进覆灭的陷阱,但在战略上,有时也能达到与毛泽东对话的高度。

1946 年 6 月 24 日,蒋介石终于撕下“和平”的假面具,公开宣称“四十八小时以后将有惊人之举”。两天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围攻中共中原军区部队,打响了全面内战第一枪。

这场典型的非对称战争,国共双方的经济、军事实力均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从日军手中接收火炮一万二千余门、军舰一千四百艘、坦克装甲车五百四十三辆、机枪近三万挺、步枪六十八万余支、手枪六万余支、战马七万匹,足以装备八十个步兵师、十个炮兵师、六个骑兵师、七个装甲团。接收军舰的排水量,相当于抗战前国民党海军全部舰只总吨位。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拥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总兵力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共军队仅一百二十七万人。

蒋介石挑起内战之初,曾大言不惭地宣称,只需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取得胜利。1946 年10 月 17 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同一天,南京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也对《中央日报》记者夸下海口:“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

历史确曾让国民党狂妄了一把。是年底,解放区版图大变:苏中和豫皖解放区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失去四十六座县城;张家口、承德失守,致关内外联系阻断,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侧后处于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之下。西北彭德怀部、华北刘伯承和聂荣臻部、山东陈毅和华中粟裕部、东北林彪部,均被压缩在狭小区域。

不过,历史见证了中共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武装,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的逆势生长。

内战爆发三个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一百九十三个旅,被歼二十五个。

内战爆发六个月,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宿北反击,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二万一千人,鲁南战役又歼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和快速纵队五万三千人;晋冀鲁豫野战军继巨金鱼战役歼敌二万八千人后,汾孝和豫皖边战役再歼敌二万八千人。

失地存人的解放军非但没有被“打垮”和“解决”,反而由战争初期的一百二十七万人,迅速增长为二百二十三万七千人,并在大兵团协同作战中,获得了对敌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宝贵经验。

1947 年 3 月 13 日,国民党军以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余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五天后,毛泽东踏上转战陕北征程。

彼时中国,权倾东南,势蕴西北,黄河犹如战略大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国共双方的战略对弈棋布星陈、金鼓连天。

在“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南京,阔居高堂华屋的蒋介石,以“黄河归故”构筑从风陵渡到济南上千公里的“黄河防线”,遏阻我军,在南线实施中间防御、两翼进攻的哑铃形“黄河战略”,维持在陕北和山东的强力攻势。

而在陕北靖边小河村,蜗居窑洞的毛泽东已熟筹破敌之策。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实功者,常于西北。”从东南转至西北的中共勃兴之势,印证了西汉司马迁揭示的历史轨迹。移师陕北十载,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赓续了当年在江西瑞金铸造人民共和国雏形的探索,极目大河上下,科学分析中日两国国情国力,石破天惊地提出了震动中外的持久战理论,攀上了战略创新高峰。

在战争的大棋盘上,战术家弈子,战略家弈势。

1946 年 6 月,中共中央制定南线和北线战略计划(南线指华东、晋冀鲁豫和西北晋南、榆林、宁夏诸战场,北线指东北、晋察冀、晋绥诸战场),决策“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指南线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合力出击津浦路徐蚌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浦段及其东侧地区,乘胜渡淮南下),“北线夺取三路四城”(指北线晋察冀、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太原、大同四城)。毛泽东驰电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决定由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形成南线作战的基本力量盘。 [2] 11 月 21 日,毛泽东提出:“过去至今已歼灭了三十八个旅”,“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 [3]

执政资源在彼,军事经济实力较弱,即使与国民党不在一个重量级的战争初期,毛泽东的战争图景设计仍着眼“长江以南”。

毋庸讳言,实施“南进战略”是一次惊险跳跃。局外人很难揣度到的是,国共博弈的焦点是战场摆在谁家地盘,交战双方由谁“管饭”。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把战场摆在解放区,打上个一年半载,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和民夫,单是人吃马喂就会把解放区吃垮。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还在井冈山反“围剿”时,他就针对蒋介石“以吃代兵”的把戏,提出内线依托根据地大量歼敌,同时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实施反攻。陕北过招,毛泽东照旧依计而行。

1947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敌我兵力悬殊以十倍计,毛泽东却誓言不打败胡宗南,决不离开陕北!3 月 29 日,清涧县枣林沟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共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改称“昆仑纵队”,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纵队司令任弼时取职务谐音化名史林。4月13日,昆仑纵队转移至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延安市安塞区),改称“三支队”。

7月10日,毛泽东在小河村代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高岗电,掀开了大军南渡构想的盖头:“第二年我军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 [4] (按:山东太行两主力,指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这一计划,勾勒了南进战略两翼齐飞构想最初的轮廓。

转战陕北途中,一个袖珍版图书馆与马背上的司令部并辔而行。便携式木箱中,毛泽东延请的战略大师各领风骚:孙武的《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挥师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

6月 8 日晚,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根据电台测定方位,兵分两路扑向毛泽东所在的安塞县王家湾,进至距离不足十里的寺湾村,我军才发现。毛泽东率仅有四个警卫连的“三支队”冒滂沱大雨转移,天色微明来到毛乌素沙漠南缘靖边县小河村。毛泽东一行刚想歇脚烤衣服,侦察员来报,敌已窜至十几里外的王家湾,于是再度启程西移。10日,又是一个风雨之夜,支队司令任弼时下达三条命令:不准说话,不准打火抽烟,用绳子捆住牲口的嘴不让它叫。毛泽东骑的小青马马掌磨坏,他心疼自己的坐骑,一路下马徒步跋涉。雨夜行军中,向导迷了路,任弼时急命另寻向导。行至墩儿梁,前卫部队与刘戡部两千多人迎头相撞!隐蔽沟底的毛泽东,已听见敌军长官的叱骂声和骡马嘶鸣。突然,敌军向沟底扫射。指挥员判断敌系虚张声势,未下令部队还击,避免了一场兵力悬殊的遭遇战。毛泽东及“三支队”在天赐湾居留七日,又重返小河村。

7 月 21 至 23 日,周恩来、任弼时与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贺龙及远道而来的陈赓等十四位在陕精英,于小河会议上一睹毛泽东擘画的宏图:“对蒋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同他决战。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他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5]

蓄势反攻的战略布局开始浮出水面。小河会议期间,毛泽东于 23 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谭(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东局电:刘邓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陈赓纵队“指挥太行纵队、五师、三十八军共七万余人,8 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陈士榘、唐亮所部以一部钳制邱清泉、吴绍周,“放手歼击陇海线上及其以北地区分散孤立薄弱之敌”;“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叶陶两纵,指叶飞任司令员的华野一纵和陶勇任司令员的华野四纵),“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6]

29 日,毛泽东又致电刘邓陈粟谭等人及华东、邯郸局:“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7]

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制通令,嘉奖刘邓大军鲁西南战役大捷,通报全军是役“歼敌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五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当日,毛泽东又代中央军委起草三个A级电报,再电刘邓陈粟谭、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并告陈谢彭(陈赓、谢富治、彭德怀):“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8] 此电预示着,中共中央已经做出战略决策,不等敌重点进攻被完全粉碎,也不等我军在数量上超过敌人,果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此前,1947年4月27日,中央军委即发出指示,要求在冀鲁豫边及晋东南方向预备船只,准备南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9]

对于战略进攻,毛泽东有着深邃认知和独特敏感。

1942年 10 月上旬,斯大林格勒战局悄然生变:6 月 28 日开战后攻势如潮的德军颓势乍显,处于战略退却的苏军一部突破德军包围。这一细微变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他断定,苏德双方攻防开始转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机已在眼前。他接连给《解放日报》写了三篇社论,第一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阐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果然,到1943年2月2日,此役收官时终结了德国南方集群自1941年起保持的攻势局面,成为扭转“二战”东部战线局势的转折点。不过,同盟国从防卫作战转向战略性进攻,是以苏、英、美三大战役胜利(苏联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第八集团军歼灭隆美尔统率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近六万人,扭转北非战局,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毙伤日军二万五千人),导致与轴心国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后发起的,而直出大别山,则开创了世界正义战争非优势条件下展开战略进攻的先河。

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挥师取得鲁西南大捷征尘未消,深夜接到陕北急电,两人从附注的“阅后立即销毁”,看出陕北乃至战略全局的风云紧急。于是,一个扭转时局的决定诞生了:部队停止刚刚开始的休整,义无反顾挺进大别山!

人民解放军军史,为这一气势磅礴的进军留下如是记录:

6 月 30 日夜,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二、三、六纵共十三个旅十二万余人,从山东阳谷以东之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之临濮集间一百五十余公里间,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转入外线作战,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序幕。

面对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性转折,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这一惊人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被突破!

那是一场极为壮阔的艰难行军。8月17日,刘邓大军过黄泛区。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回忆,“蒋介石为了阻止我军南下,数月以前虽然把黄河当作‘四十万大军’改回故道去了”,可黄泛区内依然“淤泥无际,浅处至膝,深则及脐”。一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旅,靠牛拉人推炮车或将重装备化整为零肩扛徒涉,当天硬是蹚过了近二十公里宽的黄泛区,又一鼓作气渡过沙(颍)河,把死亡和覆灭远远抛在自己身后。虽说不得不忍痛丢弃了若干重装备,但出其不意的战略转兵,毕竟吹响了转守为攻的号角。蒋介石这才察觉刘邓军系有意识南进,急忙调兵到汝河南岸布防,企图实施南北夹击。当天,国民党军掘开兰封(今兰考一部)境内贯台前鹅湾、辛庄两处黄河大堤,口门宽达百余丈,长垣、滑县、濮县堤防尽皆冲毁,河水灌入解放区。

中原进军艰难竭蹶,陕北转战亦履险蹈危。8月16日,毛泽东率已改称“九支队”的中共中央机关,冒雨从米脂县陈家岔到葭县乌龙铺,夜半至曹庄风雨大作,无法前行。前有黄河,后有追兵,毛泽东和“九支队”步入了转战陕北五个月来最凶险的境地。在村头曹发家窑洞磋商行动路线,毛泽东主张迎敌西进;而沉默的“骆驼”任弼时却力主向东过河暂避,两人爆发激烈争论。毛泽东说:“要过你们过,给我留一个排就行了!”

一生喜到中流击水的毛泽东,其战略思维亦与水有缘。长征路上,毛泽东重返红军指挥岗位,即背倚河川演绎奇谋,书写“四渡赤水”这一终生引为骄傲的得意之笔。此刻在陕北,毛泽东却一改故辙,视黄河为不可触碰的战略底线,几度背水迎敌决不东渡,甚至不惜冒兵家之大忌侧水转兵。3 月 25 日,青化砭战役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均劝毛泽东东渡黄河。他摆摆手说,我是不走的,我一走,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增加那里的压力。我要牵着胡宗南在陕北转,把他拖死!枣林沟会议,毛泽东复陈誓不离陕决心。有人主张增兵陕北以策安全,毛泽东说:“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小河群英会,陈赓再劝毛泽东东渡,说旅长们都要求来陕北护卫,毛泽东仍不为所动。

这片割舍不下的高天厚土,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共移师西北建党建政新的试验田。一身赴鼎镬吸敌重兵于陕北,减轻各解放区压力并鼓舞军民,何尝不是统帅胸中的一腔豪情!

党中央转战陕北与刘邓挺进大别山,虽远隔千里又声息相通。时任豫皖苏区党委书记段君毅回忆:刘邓二位首长十分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一天,司令部找我们几个同志谈问题。吃饭时邓政委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今天破例吃一杯酒,因为今天收到党中央的电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我们表示庆贺!

枣林沟的春天空蒙而迷离。为便于与胡宗南“泡蘑菇”(按“蘑菇战术”是毛泽东提出的一种战术思想,即在陕北战场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与胡宗南部进行周旋,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毛泽东将除《辞海》《辞源》外的图书,连同中央文件资料转往绥德籍警卫战士马汉荣家“坚壁清野”,后又送往河东山西临县三交镇。

陈毅说:“毛主席和蒋介石在陕北这个棋盘上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无悔。”黄河,已成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命运之河!

风雨曹庄,周恩来提出先向北走,再出敌不意西进。贺龙接中央军委“诱敌解围”电令,与习仲勋的西北局机关冒雨沿螅蜊峪东行,由部队掩护在葭县城东渡过黄河。胡宗南以为中共首脑机关渡河东去,遂命封锁黄河。彭德怀派许光达三纵在乌龙铺一带抗击刘戡援军,接应“九支队”向葭县以北转移。

毛泽东葭县履险,调动刘戡部数万人追至黄河,将整编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钟松指挥的整编第一二三旅引向乌龙铺,为在沙家店聚歼该师主力创造了战机。8月17日,“九支队”抵达位于山腰的白龙庙。骤雨初歇,毛泽东坐在村前大青石上远眺黄河,轻松哼起京剧《空城计》唱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10]

陕北始化险为夷,中原正破釜沉舟。8月23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机关及六纵进抵汝河北岸。阻师在彼,追兵在兹,刘伯承发令:“狭路相逢勇者胜!”邓小平鼓动:“要有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两句惊天动地的口号,成为凝神聚气的旗帜和灵魂。部队不顾敌机轰炸扫射架设浮桥,于24日拂晓突破敌河防阵地。

26 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中路七个旅六万大军,急进至淮河北岸河南息县小王湾村。此时,国民党军十九个旅正尾追而来,先头部队已向三十余里外刘邓大军后卫部队发起攻击,而负责掩护和策应中路大军的右路军三纵和左路军一纵,已从三河尖、正阳等地先期渡河。淮河横亘,追兵紧逼,怎样才能绝渡逢舟、逢凶化吉?刘伯承多次询问当地群众,均说汛期不能徒涉过河。部队只好多路找船,仅征集到十几条小船和木排,运力远远不够。最危险时刻,刘伯承深夜携长竿登木排勘察水情,发现河中可架浮桥。蓦然,希望奇迹般降临了——刘伯承看到,上游一战士牵马徒涉到达南岸!他当即下令:争分夺秒过河!天刚蒙蒙亮,部队循昨夜预设标志多路徒涉,8 月 27、28 日两天顺利渡过淮河。或许是天佑劲旅,中路大军甫一过河,上游陡涨的洪水便呼啸而至。刘伯承回忆,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率军赶到河边,看着安然渡河南进的刘邓大军,自己的队伍却被洪峰阻于淮河北岸,不禁望河兴叹:“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8月 27 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逆势打开战略进攻新格局。邓小平说,我们就好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山东,一头挑着陕北,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

9 月 5 日,陈毅、粟裕抵山东郓城,于菏泽沙土集集中四倍于敌兵力,一举歼灭整编第五十七师,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和山东内线抽调四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策应了刘邓在大别山展开。

整编第三十六师两个旅进入“口袋”,五个月来一直唤作“李德胜”的统帅下令轻装,备足干粮,做好出长城、进沙漠、向西突围准备。在梁家岔,他拿起电话喊道:“我是毛泽东!”春雷般的声音标志着战局转折点已到来!8 月 18 日至 20日,西北野战军同仇敌忾歼敌六千多人,“抓了一沟俘虏”,一举扭转西北战局。

23日,毛泽东策马再赴前东元村参加沙家店战役总结会,向旅以上干部祝贺胜利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11] ——“过坳”系指西北战局已跨过最艰难的那道坎。9月28日,在葭县神泉堡,周恩来给中央直属单位干部作时局问题报告说,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线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可我们已经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 [12]

政治出牌、军事筑底、经济埋单,国共全方位战略博弈,毛泽东棋高一着,抢抓头筹,指挥人民解放军立足内线歼敌一百二十二万,由内线成功转向外线作战,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

中秋佳节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战士在窑洞前席地而坐,共赏明月。就着辣椒浅酌的毛泽东吟出一首五律诗:“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周恩来赏月后展笺挥毫,修书给在太行山的妻子邓颖超:

超:

今天是八月中秋节,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大反攻已开始……六个月中,我们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既未到黄河边,又未见长城,心既不死,又非好汉……

落款是与信首昵称对应的乳名“鸾”。

信由延安电影团的陈默带到河北西柏坡,秘书陈楚平将信送给邓颖超时,打趣说:“情书来了!”邓颖超阅信后笑道:“这哪是情书?分明是作形势报告!”陈楚平指着信末不无缱绻的“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入梦”几句话,追问:“这还不算情书?” [13]

登顶在望,使毛泽东的征战之旅泛起新的亮色。警卫战士申虎成奉命东渡黄河后,袖珍版图书馆又重归“九支队”。有一天,李银桥进窑沏茶,发现毛泽东正在读《红楼梦》…… [14]

战争形势的有利变化,使毛泽东萦怀于心的“向长江以南发展”的愿景重新活跃起来。10月3 日、4 日,毛泽东在葭县神泉堡致电陈粟并刘邓,两度提及华野“渡淮南进”,兵锋直指长江北岸。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神泉号令”(指中共中央在葭县神泉堡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开篇即申明“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首次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向中外宣布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纲领,发出了进军江南的预备号令。

10 月 15 日,毛泽东拟制关于华野东西兵团指挥和建制问题电(华野东线兵团,亦称内线兵团,下辖二、七、九纵队和正在组建的十三纵队等部;华野西线兵团,亦称外线兵团,下辖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一纵队),设想两翼齐飞跃进江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 4 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 [15]

11月 20 日,陈毅、粟裕直面问题,电禀中央军委:部队南下后,脱离后方,连续作战,患南方疾病多,伤病员安置无安全保障。“有的部队风闻要南渡长江,也有不安心现地工作的。”毛泽东28日复电:“在明年8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 [16]

为策应刘邓,渡江南进屡启屡放。统帅在期待新的战略转机。

1947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刘邓在蕲春高山铺设“口袋阵”,一举全歼尾追之敌整编第四十师和整编第五十二师八十旅一万七千人,随之悬师而来直捣长江望江一线,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原则开辟根据地,控制北岸三百余里,直接威胁南京和武汉。蒋介石敕令桂永清率舰到九江护航,11 月下旬又命白崇禧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统揽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实施军事围攻与政治利诱相结合、军事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总力战”,企图以三十三个旅的重兵剿灭刘邓大军。12 月中下旬,粟裕率华野西线兵团协同陈(赓)谢(富治)集团,在平汉、陇海进行大规模铁路破击战,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三师。南京被迫从大别山抽调十三个旅回援平汉路。

毛泽东在神泉堡运筹帷幄五十七天。秋风大凉,粮食日紧。窑主长子高景德建议,他家亲戚马新民在米脂杨家沟的窑洞群,宜于过冬。经汪东兴考察,11月14日,毛泽东踏上转战陕北最后一站。

转瞬来到 1948 年。3 月头三天,西北野战军在宜川一举歼灭整编第二十九军两个师、五个旅三万多人,击毙刘戡和九十师师长严明。3月7 日,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论,盛赞西北战场“第一个大胜利”,并和周恩来跳起秧歌舞,任弼时拉胡琴伴奏。 [17]

毛泽东豪迈地说,人民解放军最大的胜利是去年转入进攻。去年7、8、9三个月,刘邓大军走前头,转入大别山,其次陈谢转入豫西,陈粟转入豫皖苏,这是带决定意义的步骤,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扭转了战局。这是战略的胜利。 [18]

推动历史转圜的伟大战略,必定会打开新的历史之门。

刘邓率军转战大别山半年余,歼敌十九万多人,解放上百座县城。当年曾任南京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说:“我研究了一辈子军事,在世界军事历史上,最让我佩服的是‘千里跃进大别山’,它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无后方供给线的深入敌后作战。”他还说,假如没有刘邓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不可能打四年就结束。

战略之伟力不仅在于统帅先胜后求战的擘画,而且在于各路将领的共识与力行。着眼吃饭,弱势出击,雄师跃进,八方策应,毛泽东反弹琵琶的“窑洞战略学”,成为兵家时时回味的经典。

“九个月来,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1948 年 4 月 25 日,豫陕鄂前后委(即豫陕鄂前方后方工作委员会,办公旧址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老城大街中段、县委大院西侧的福音堂)联席会上,邓小平笑逐颜开地这样说。毛泽东对挺进大别山曾有三种估计: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周围打游击;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而今,“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剩下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所说,“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邓小平紧扣将士关切发问: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第五次反“围剿”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 [19]

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官兵颇为“人装损失多、消灭敌人少”而纠结。1948 年 4 月 17 日,刘伯承给三、六纵和直属队干部讲话,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关系上“解扣子”。他说,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就是要扭在我们解放区里打,消耗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趋于枯竭,走向失败。这一基本战略是世界战争,也是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经验。胜利不要单看自己,要看到友邻的胜利,看到整军过后东北几个伟大胜利一直到收复四平街、西北战场上打死刘戡的大胜利,也要看到陈唐、陈谢在洛阳的胜利,山东在胶济路西段的大胜利。不要以为自己一个连伤亡和掉队了几个人,好像全国革命就完了。哪个部队打仗没有钳制和突击方面?吃肉就好,啃骨头就吵起来,这样看问题是很不全面的。四个回合的胜利很大(指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战胜敌人追击完成战略展开;战胜敌人合击突出重围并消灭追击之敌;内线坚持展开桐柏、江汉两个军区和淮西地区斗争;配合友邻部队发起平汉战役消灭国民党三师并给二十师以歼灭性打击)。毛主席说到打胜仗的部队,也提到南线兵团,我们也是其中一个。南线兵团钳制了敌人九十个旅。

8月17日起,已赴任中原的陈毅,推光头、穿圆领衫,在宝丰皂角树村外树林给二、六纵队团以上干部作了三天报告。陈毅说,毛主席讲,蒋介石这个人不是完全不懂战略,多少懂得一点。他的战略方针是无论如何把战争摆到解放区。假使我们不出击,当然不会有跃进大别山的损失。可敌人仍在你解放区打,解放区一定要垮。西北首先垮,逼迫西北野战军退过黄河。不是敌人厉害,而是没有饭吃。山东也一定不能坚持。关内解放区一垮,就只剩东北了。如果照去年8、9 月西北和山东的情形,战争能否支持,任何人没有把握。所以去年无论如何要转入战略进攻。我们一进攻,军事上转变了战局,政治上稳定了人心,经济上安定了地方。敌人退了,老百姓都回来生产,战争形势就大变了。 [20]

陈毅轻挥芭蕉扇说,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毛主席给刘邓的指示说,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这是古今中外没人讲过的,毛主席讲了这句话。 [21]

三个川音一个调,透辟解读与精彩践行正相关。当顾大局、懂韬略、知进退的南线诸将,用最生动的语言使南进战略掌握部队、灌注官兵时,怎能不在战争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毛泽东和他马背上的司令部,在陕北塬梁峁沟十二个县、三十七个村庄战斗生活了一年零五天,引领解放战争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回首这段非凡战斗历程,周恩来说过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跃进江南的诗和远方

一辆通体漆黑、蒙着皮篷子的美式吉普车,从濮阳孙王庄华野司令部驶出,像一道黑闪电掠过豫鲁平原,直奔山东成武九女集。“黑闪电”驶入战地马背大学——华野随营学校,随着一声悠长的“立正”口令声,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从车上走了下来。

在此之前六个月,也就是 1947 年 5 月前,“黑闪电”还在整编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帐下效命。1946年 9月,张灵甫率军占领淮阴、淮安后,随即开了庆功会。会上,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淮海指挥部指挥官李延年,手拿蒋介石发来的嘉奖令吹嘘说,国军像七十四师这样的部队不要多,只需十个,就安邦定国了!全部美械装备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成为国民党军进占华中和重点进攻山东的领头羊,一骑绝尘的“黑闪电”一时风头无两。1947 年 5月,华东野战军“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于孟良崮一举歼灭蒋介石视为命根的“御林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张灵甫,“黑闪电”遂成为陈毅座驾。在华野广大官兵眼中,此乃本军战斗力强大的最好证明。

1947 年 11 月 9 日,陈毅在华野随营学校作完报告,10 日到莘县朝城华野后方机关调研华野后方机关超编问题,并作整顿后方报告,11日经山东阳谷、聊城、德州,直奔渤海区委驻地惠民县。

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后,黄河以南解放区相继沦陷,黄河北岸渤海根据地成为华东红旗不倒的大后方。陈毅与北移至惠民的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领导会商工作后,11月18日,“黑闪电”自鲁北西行,直抵晋冀鲁豫中央局驻地河北武安冶陶。为节省时间,车后挂着可供睡觉的封闭拖斗,再后面还跟随着一辆载有卫士的大卡车,这个“2+1”车队,成为燕赵原野上一道移动的风景。

内战爆发以来,华野斩获颇丰,是解放战争第一年歼敌数量最多的野战军。陈毅24日抵冶陶,与滕代远、薄一波协调部队供给问题。这时刘少奇、朱德来电,要陈毅去西柏坡谈谈华野情况。12月初,陈毅抵西柏坡,得知党中央要他去陕北参加“十二月会议”,遂换乘中工委汽车,经五台、到代县,过雁门关、出长城,越管涔山、再入长城,从神池、兴县抵晋陕大峡谷黄河中段。天降大雪,道阻且长,陈毅不时弃车策马交替前行。

“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战略进攻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战局,雄伟壮丽的山河,令上马杀敌、下马写诗的将军诗兴大发。《平山呈朱德同志》《吟反攻形势》《大雪过雁门关》《神池岢岚道中》……鞍马劳顿,佳作迭出。陈毅再渡黄河经葭县、米脂到达中共中央驻地杨家沟,已是1948年1月7日了。

1947 年 11 月 22 日,为解决粮食和过冬问题,已改称“亚洲部”的中共中央机关,从神泉堡移驻杨家沟(杨家沟位于陕西省米脂县城东南二十公里处,清同治年间始建马氏庄园。1938年,曾留学日本的窑主马醒民历时九年建成十一孔带有西洋风味的石结构拱券门楼窑洞。1947年11 月起,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留四个月)。此前中央虽已通知各方,明年 8 月以前不拟派主力渡江,但精兵南渡营造直抵国民党“卧榻之旁”的战略态势,始终是毛泽东久蓄心中的构想。

12 月 4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明年 8 月以后,“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为着准备执行上述计划,请考虑目前开始派少数地方工作人员或少数游击支队南渡,求得生根。”“到明年夏季,则准备派一个较大的游击支队南渡。” [22]

陈毅 1945 年 8 月从延安飞赴前线,与毛泽东已暌违三年四个多月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过贺龙部从河东搞来鱼为他接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作陪。毛泽东安排陈毅阅读“十二月会议”文件、汇报华野情况并参加中央会议。比邻而居又朝夕相处,陈毅与毛泽东有了自延安揖别后首次从容交流的机会。毛泽东把贺龙捎来、没舍得吃的腊肉拿出来款待他。两人开怀畅谈,内容海阔天空:

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 1947 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

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现在,人心向我,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适当。

军事上完全改观。二十年来我们长期防御、被“围剿”,没有进攻敌人。1947 年 7 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

经济方面,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经济1947年比1946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1948年再搞一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

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日本投降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内战临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现在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 [23]

说起来,这是陈毅参加革命后,第三次长时间同毛泽东朝夕相处了。1928 年 4 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陈毅从“八月失败”中认清毛泽东是引领红四军走上胜利道路的带头人(1928年 7 月 12 日,毛泽东率井冈山红四军三十一团赴永新作战,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支持由湘南农民组成的二十九团去家乡宜章,朱德、陈毅力阻无效,为防该团孤军作战为敌所算,又命二十八团同去。二十九团一部在为土匪所灭,一部在郴宜散佚,所剩不足百人并入二十八团称新二十八团。8 月,新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投敌,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在追回被其裹挟的部队时英勇牺牲。湘南冒进史称“八月失败”),连夜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并参与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使“七大”上落选的毛泽东重新担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这是陈毅思想上的第一次飞跃。1944 年 2 月,陈毅在“黄花塘事件”后奉召到延安参加整风(1942 年,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指示,在驻地淮安盱眙黄花塘开展整风,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乘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并策划围攻陈毅,酿成“黄花塘事件”)。经毛泽东开导,陈毅懂得了“做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的道理,开阔了心胸,积极参与起草党的“七大”军事报告,协助做好友军工作,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陈毅思想上的第二次飞跃。现在,陈毅从毛泽东纵横捭阖、充满自信的谈话中,得出对时局和战争发展趋势的几个判断:第一,政策适当,人心在我;第二,转入进攻,优势明显;第三,乘势而上,进击江南。他的思想,正在酝酿和产生第三次新的飞跃。

毛泽东说,根据我们作战一年半的经验,如果从 1946 年解放战争开始时算起,我们作战五年,建设五百万解放军,歼敌七百五十万人,就可以说已经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了。陈毅问,能说我们已接近全国胜利了吗?毛泽东说,我们确是胜利在望了,我们肯定要在全国胜利了!

陈毅得此回答,内心喜悦无以言表。毛泽东与陈毅都具有诗人禀赋,在气质和思想上也更易沟通。精兵劲旅渡江南下,于国民党统治区心腹地带实行新的战略展开,陈毅为毛泽东描绘的壮丽战略图景陶醉了,举双手赞成把 1948 年的战略重点放在精兵跃进江南上,并由粟裕挂帅出征。在陈毅看来,即将取得更大胜利的新的一年,渡江南进无疑是最绚烂的一幕。

在杨家沟的憧憬如诗如画之际,一封沉甸甸的中原来电飞上毛泽东案头。1月22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

目前江北(中原、豫鄂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时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24]

电报针对敌“守备技术加强”,“筑工效率提高”,“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的实际,提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建议军委统一计划调剂和生产炮弹,以增强反攻之效能;为“让敌背上守备大城市之包袱,我则先解放全国之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以缩小敌人之兵源及粮源”,“为能迅速变新区为解放区,须从老区抽调大批干部前往新区工作”;“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界限之分”,“打破本位主义”,“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效能”。 [25]

解放战争中,粟裕对中央关于战略全局和全军建设的建议不下十多次,但像这样对全国战局和全军建设重大问题全面建言,尚属首次。粟裕保存的抄件证明,此电 1947 年 12 月 10 日就已拟就,经四十多天静观默思,特别是平汉破袭战证明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可行后,方郑重发出。

这封著名电报,史称“子养电”(当时电报均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循此惯例,故名。子养,即 1月22日)。

粟裕用兵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决策前深思熟虑,寻求最佳方案;看准了则坚定不移,敢对历史负责。“子养电”发出前后,从 1948 年 1 月 5 日到3月15日,粟裕上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刘伯承、邓小平的四份电报,在华野直属队干部大会、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先后七次阐述“子养电”基本观点,并在华野征求过张震、郭化若等多数将领的意见。

粟裕苦心孤诣的战略建言,正是毛泽东日夜思虑的军国大计。实施战略进攻以来,我军“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陈谢大军直出豫陕鄂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扩大原有根据地。三路大军互为掎角,逐鹿中原,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间开辟新的中原解放区。1948年年初,蒋介石为实施尽力坚守东北、坚守华北、不许解放军在中原生根的新战略计划,在中原部署了三十七个整编师,约六十六万人,国共双方在中原对峙中形成僵局。

为打破中原僵局,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商定,南线三军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晋冀鲁豫南下的三万新兵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2、3、4三个月内,陈粟、陈谢在中原打几个中等规模歼灭战,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斗争;以山东兵团许谭率七、九两纵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两地活动的华野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分兵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

粟裕的“子养电”,正是在党中央苦寻破局之计时进入统帅战略视野的。馆存收电译稿显示,毛泽东阅电逐句圈点;周恩来阅后批注:“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毛、周、任、陈复议后决定,维持中央既定南进战略不变,根据党中央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深远后方战略方针,在解放战争第三年适当时候,派粟裕率华野一、四、六纵组成第一兵团跃进江南,以此破局,吸引敌中原地区部分主力部队回防江南,为我军在中原创造大量歼敌战机。27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

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掩护你们渡江。(乙)丑、寅、卯三个月按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三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任掩护。(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月全军北发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 [26] (按:丑、寅、卯三月,分别是农历十二、一、二月;辰月,农历三月)

粟裕“斗胆直陈”暂不过江

中央军委电令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后,毛泽东如释重负。转眼陈毅来杨家沟已时近一月。经党中央同意,陈毅拟于 2月 1日东返。毛泽东殷殷嘱托说:“你们作战是可以放心的,今后要讲究政策,整顿纪律。回去代我问候同志们,问候华东部队全体指战员好!”陈毅尚未动身,1 月 31 日中午,粟裕给中央军委的复电到了。

1 月 27 日,粟裕受命率军渡江南进,即派侦察科长南下侦察,组织部队开展水网稻田地区作战和以攻坚、巷战为重点的临战训练。党中央为华野一兵团印制了东南流通券,筹足到新区用的银圆,还调金明(时任胶东区党委副书记、胶东军区副政委)、骆耕漠(时任华中军区供给部部长)随军南下做新区党政和财经工作。

是分兵跃进江南,还是聚力中原歼敌?粟裕备战南渡之际,也在弹斤估两、反复权衡。他的思绪又飞回浙西北天目山区。

1945 年 2、3月间,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根据党中央深入苏南、开辟浙西,以便战略反攻“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的指示,率部在天目山两次反顽告捷。但排兵布阵时总感兵力不敷使用,致使一些围歼战打成击溃战。粟裕慨叹:“要是手中有三个纵队,一个堵截,两个突击,仗就好打了!”鉴于日寇收缩兵力,撤出南宁、柳州、福州等地,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粟裕部南下后,再派二、三梯队南下发展东南计划。粟裕分析苏浙敌我形势,2 月 28 日发电建议叶部“仍如期南来”,以利苏浙巩固发展。3 月 2 日,新四军军部复电两部暂不南下。粟裕再电“坚主叶仍提早出动”,军部将粟电转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 11 日致电华中局:“叶部可即令其南渡,谭部仍留现地待机。粟、叶两部以加强苏、浙、皖交界根据地工作为主要任务。”4 月 7 日,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叶飞、十旅政治委员金明,率教导旅骨干及地方干部渡江,在孝丰吴家道与粟裕所部会师。6 月 19 日,粟裕指挥部队诱敌深入,先阻东打西、后阻西打东,先后击破两路顽军,歼灭顽军突击第一队少将司令官胡旭盰所率六千八百多人,取得天目山第三次反顽作战胜利。

天目山三战三捷歼敌一万三千余人,扩大了苏浙皖边敌后新区,在全军率先开启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战略转变的尝试。粟裕在党的“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出席“七大”归来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酝酿选举中央委员人选时,高度评价粟裕同志,说他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粟裕并非军校科班出身,更无天赋异禀,他是得警卫红军中枢之利,起步即于中军帐观摩红军之父的战略运筹,在可塑性最强的年龄段喜获战略素养并经实战运用存乎一心,终成栋梁之材。

1930 年末,在宁都小布镇中央苏区誓师大会主席台上,一副对联吸引了红六十四师师长粟裕的视线:“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粟裕称赞毛泽东妙联道尽红军战略战术要旨,是“克敌制胜法宝”。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粟裕率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与兄弟部队全歼敌十八师,创造了毛泽东笔下“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骄人战绩。在实战这所最严酷、最丰富、最管用的学校里,粟裕掌握了朱毛指挥战争艺术的精髓,登堂入室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

长期南征北战,粟裕立足全局、着眼实际确定作战方针的思维习惯,早已化为对党、对军队、对胜利负责的一种政治自觉。面对新的重大使命,他习惯性地回到指挥所地图前,倒骑椅子,眼前浮现出一望无尽的高山大河、平原旷野、要津通道……各种作战方案和千军万马,像电影画面一样在他眼前演示出来。

粟裕说:“不谙地图,无以为宿将。”他习于识图,长于识图,乐于识图,作战地图是最令他赏心悦目的风景。少年时,粟裕的最爱是口琴、月琴,从军后,已被运筹戎机的地图取代。图上自有百万兵。图前计算与思考,是粟裕特有的思维和决策方式。读图集数据运算、动态前瞻、有机联想于全程,融抽象与形象思维、静态与动态分析、敌情与我情研判于一体,隐含于每一条曲线中的利与钝、危与机、胜与败,无不变幻莫测、奥妙无穷。

当年华野负责为首长绘制作战地图的作战参谋秦叔瑾回忆,在他所接触到的军事指挥员中,还没有一个像粟裕那样精通地形图而又熟记战区地形的。他不仅看当面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而且要看友邻部队地区的二十万分之一图,还有更大范围的五十万分之一图和全国一百万分之一图。不仅考虑当面的战役、战斗,还要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把战役的局部和战略的全局结合得很好。

粟裕探讨制胜之道,历来注重敌情、我情、友情三个方面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四个领域情况研究。早在 1940 年 4 月他就提出,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各种力量的总决赛”。地图前的缜思细算,印证了数月推演的结论。通过对敌我双方兵力构成、装备特点、江南江北地理环境对作战影响,我军插敌战略纵深其可能回防的部队类型,南北两地我军可依托保障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分析,粟裕对渡江南进有了更为科学、明晰的认识。

孟良崮战役后,国民党军兵力大为集中,华野一直未能得手。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成为创造新战机的当务之急。为尽快改变中原战局,华东中原我军势必要强强联手,以战略决战的姿态与敌打几个大歼灭战,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在山东战场,由于敌军坚固设防地域多,我军作战地区狭窄,暂无打大歼灭战的战机。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中原黄淮敌重兵集结,因防守铁路干线和大中城市占用兵力多,机动兵力减少,易于创造歼敌于运动之中战机;中原黄淮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如破坏铁路公路,敌重装备机动受限,我军发挥徒步行军强项,可快速集中兵力歼敌;中原黄淮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我军作战支援和伤病员安置治疗有保障,相当于半后方作战;我三路大军逐鹿中原时逾半年,新解放区各项建设成效日显,军民关系逐渐密切,支援战争的力量正在形成。一地同时具备上述打大歼灭战的优势,可遇而不可求。

粟裕还想到,我三个纵队跃进敌战略纵深,无疑会给敌以相当震撼、威胁和牵制,但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首先,我三个纵队约十万人,渡江后转战数省,行程当以万里计,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遭敌围追堵截,兵员补充、粮弹等物资供应、伤病员安置治疗等,困难甚大。兵员日减使我军无力攻占大中城市,有时不得不坐失有利战机。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五千多里到达皖南,兵员已减一半。从中原挺进闽浙赣边,行程是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两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一半。大兵团长途机动不便携带重装备,而无重装作战实难攻坚速决。

其次,渡江南进可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两支王牌均为半机械化部队,不适应江南水乡作战,不会调到江南与我进行游击战。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矛盾日深,不可能放虎归山,让桂系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回师江南,养痈遗患。不能把中原敌四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南进预期目的。

粟裕笃信“打仗就是算数学”。战略转兵在即,情报和算计成为粟裕缜密战略成本核算法宝。打大歼灭战,突击和阻援牵制均需足够兵力。中原我军现有十个纵队,中野、华野四六占比,加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可与敌一较高低。一兵团迟出江南,以同样代价,可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而分兵南下,不仅江南歼敌受限,中原实力也会锐减。显然,集中兵力歼敌江北更为有利。 [27]

善于在历史中比较鉴别,是粟裕进行战略选择的习惯。1947 年 5 月 11 日,进犯沂水的国民党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较为暴露,华野拟首歼该敌并视情打援。命令下达后,又查明整编第七十四师正向坦埠推进,而华野主力恰好位于该师进攻正面,不需作大的调动,就可集中五倍于敌的兵力将其围歼。5 月 12 日晨,陈毅、粟裕改变战役决心,准备在敌重兵集团密集靠拢态势下实施“猛虎掏心”,从敌战线中央割歼第七十四师。当日,毛泽东致电陈粟:“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28] 统帅的信任,更坚定了华野打七十四师的决心,13日发起总攻,16日即全歼该师。

当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教训,使粟裕如鲠在喉;统帅的明智和以往据实建言收到的好效果,又使他不吐不快。1948年1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军史上著名的“世午电”,此电对叶王陶三纵行动时间建议有二:一、“即将叶王陶纵调至陇海线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至3月下旬即可出动”;二、叶王陶纵“仍随三、八纵及陈谢南下,参加一至两个战役后再行北返”,“至 5 月中旬即可出动”,“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粟裕电报中说:“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按:三个野战军,指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陈赓谢富治集团;三个地区,指鄂豫皖、陕豫鄂、豫皖苏地区)电报还提出了“由武汉以西渡江”和“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从南京至江阴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两个方案,并分析了两案渡江难易和转至闽浙赣地区的利弊因素。 [29]

电报留人,毛泽东让陈毅推迟东返,参与研究复粟裕“世午电”。

毛泽东注意到,粟裕电所说在忽集忽散中打几个歼灭战,实则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暂不分兵南进而“歼敌主力于江北”。

粟裕苏中七战七捷“封神”后,毛泽东对其备极赞赏,经常发电征求他对某一作战方案的意见。但这一次,毛泽东并未因粟裕建言而动摇筹划既久、思谋亦深的渡江南进战略。

1948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刘邓等人电:“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三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三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叶王陶三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 [30]

2 月 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沟为即将东返的陈毅饯行,席间,毛泽东将自己草拟的一份文书当面交给陈毅。瘦劲清隽的行草,列有东南野战军及第一兵团领导人的名单:

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副司令〔员〕粟裕

副政委邓子恢

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一、四、六纵)

兼司令员及政委粟裕

副司令员叶飞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东南野战军第二兵团(三、八、十纵)

准备一九四九年二、三月出发。人选临时决定。

党的东南分局书记粟裕

副书记叶飞、金明中共中央设想组成东南野战军并分批南下,是继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出大别山后,实施第二个战略跃进的又一重大构想。 [31]

陈毅将毛泽东草拟名单带回华野交给粟裕,粟裕一直珍藏身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震与粟裕谈及这段往事,粟裕让夫人楚青取出毛泽东手书件。这份名单虽不是中央军委正式命令,但征求过中央领导和陈毅意见,实则是南渡部队班子配备方案。

陈毅对于华野担负渡江南进任务,充满喜悦与自豪。这种心境,从他写的《失题》一诗中,小溪潺湲般欢快地流淌出来:

小住杨沟一月长,

评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

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

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今可卜,

稳渡长江遣粟郎。

因诗作涉核心机密未曾示人,直到陈毅1971年逝世才被发现。

陈毅的陕北之行,远超原定赴华东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协调工作活动半径,工作内容也从协调部队供给,拓展上升到深度介入南线进攻战略筹划,收获颇丰。“小住杨沟”成为陈毅戎马岁月之中继井冈山、延安后,与毛泽东空间和心灵距离最近的一个时期。

陈毅动身离陕赴豫,标志着渡江南进战略开始付诸实施。

1948 年 2 月 6 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同意他们“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的建议。 [32] 7日,毛泽东再电刘邓,要求指挥八个半纵队将敌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部机动。17 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李先念:“粟裕所部为敌五军等部扰乱,不利休整,需要榘唐、陈谢及你们淮北部队集中兵力打几个胜仗调动五军等部,方能安心休整。该部休整需一个多月”,“粟部出动时,则以全力配合粟之行动”。 [33] (按:榘唐指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和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19日,毛泽东致电粟裕,“如鲁西南被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纵“可考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 [34] 20 日,毛泽东再电刘邓粟,十、十一两纵暂“在沙河、陇海、津浦之间机动作战”,“调动五军等部向南,以利粟部休整。该两纵暂时受粟裕指挥”。 [35]

27日,华野命一兵团一纵南越陇海线,钳制迷惑国民党军,掩护野指和四、六纵北渡黄河,进至濮阳地区休整。3月11日晚北渡完毕,继续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和跃进江南临战训练。

陈毅离开陕北后,周恩来反复思考并与任弼时沟通,向毛泽东郑重建议,转战陕北的使命已胜利完成,为适应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一分为三的中共中央机关应尽快合一。中国革命和解放战争战略指挥中心放在何处为宜?毛泽东征求周恩来、任弼时意见。两人的手不约而同越过作战地图上的黄河,指向太行山东麓的晋察冀。那里位置居中,环境适宜,便于指挥全国各战场。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这一建议。

形同姊妹的黄河、长江,在数千年双脉并流中孕育了中华文明并连理同枝。当国共在黄河大棋盘上的战略对弈,以刘戡毙命、胡宗南黔驴技穷而在陕北见诸分晓时,面向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靠山、倚河、望江,已成新的战略选择。

1948 年 3 月 21 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23 日下午,毛泽东在吴堡川口村园则塔东渡黄河,为历史积淀深厚的河西高原,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传奇。在黄河东岸,毛泽东回望战斗生活了十三个春秋的陕北,似有千般不舍。这时,载运马匹的船遇到风浪,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小青马受惊落水,在漩涡中打个转,又扬鬃奋蹄游向西岸。“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毛泽东默念着,对周恩来和任弼时深情说道,“陕北是个好地方!”风涛中再度传来小青马的嘶鸣,后续过河船只将它载到了河东。毛泽东一行从九曲黄河第一古镇山西临县碛口进入晋西北。窑洞灵光,辉映三秦大地,铭记表里山河。

华野一兵团屯兵濮阳,是备战南渡的磨刀期,也是对渡江南进战略的消化反刍期。4 月 1日,陈毅风尘仆仆回到濮阳孙王庄华野司令部,为备战南渡整风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已召开有日。

濮阳的“春脖子”很短,鹅黄尚未褪尽,绿荫已悄然笼罩四野。三个多月来,粟裕对兵出江南还是暂留中原的思考,也从新芽初绽到枝繁叶茂,日趋丰盈而绵密。4 月 16 日,陈毅和粟裕同与会的两广纵队领导谈话。交换意见间隙,粟裕突然向陈毅提出,一兵团暂留中原歼敌,比远出江南作战略机动更为有利。

“你要改变中央军委的南线战略?”陈毅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粟裕所言,可是与中央军委战略意图方枘圆凿啊!陈毅何尝不知,毛泽东向东南发展的决心由来已久,1941 年 2 月就提出将来准备出天目山,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1944 年粟裕率部挺进苏浙皖,党中央即要求视情况变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对渡江南进计划,毛泽东更是深思熟虑。作为参与这一战略方案的制订者,没有谁比他更清楚毛泽东对渡江南进挚爱之深和倾注心血之巨了!陈毅一时无言,胸中却有如波涛翻涌。

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是中共中央《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明确的基本任务,渡江南进则是 1948 年南线作战重中之重。如今,令发庙堂,箭在弦上,受命统军南下的主将对中央军委之命连发改弦易辙之声,再次建言被采纳的可能性有多大?粟裕能够承受由此带来的影响之重吗?

不得不说,在运筹作战、沙场点兵上,陈毅对腹中兵甲、算无遗策的粟裕之了解,比其他人都要多。这个心倾胜战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年轻战略家,一旦悟透戎机与胜算,必会不遗余力对上建言。从苏中到淮北,从鲁南到中原,历史兜兜转转,与以往何其相似乃尔的一幕幕尽现眼前。陈毅是懂粟裕的。1947年华野奉命“七月分兵”后,数次招致败绩,南麻临朐战役,陈粟以四个纵队八个师围攻胡琏整编第十一师,因敌广筑子母堡和逢雨弹药受潮功败垂成。八个多月未能痛歼国民党重兵集团,已成华野之痛,专司战役指挥的粟裕,郁结心中的块垒大如磐石!军中有云,下级向上级建议,事不过三;同一内容,只有三次建议权。面对粟裕与中央军委决策相左但可能蕴含巨大转机的建议,陈毅同意粟裕再次驰电中央军委建言,并准其写明此电经他看过同意发出。

4月18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第三封电报即“卯巧电”:

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

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如以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如是对战局较有利。

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以十万之众进入江南山区……粮食补给则是长期的严重问题……双方大军往返拉锯,直接与民争食,也同样将自己弄乱……

我们南渡后估计能调动敌人为二十五、二十八、八十三、六十三、二十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至于桂顽之七师、四十八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五军及十一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此四个整编师战力最强,为中原敌人骨干,如我军南进仍未能调动……则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僵持局面…… [36]

电报对今后作战提出了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打几个较大歼灭仗;对敌人近后方,则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每路多则一旅,少则一个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对敌人深远后方,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每路至多三千人,少则一千人即可),配成掎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等建议。电报最后说,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

4 月 21 日,毛泽东收电第三天,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东渡黄河进入晋察冀,毛泽东心情大好。一年前的 3月 14日,在延安王家坪,他对新四旅旅团干部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7] 时过一年一个月,收复延安已成现实。

1948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致电华野:“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至卯世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 [38] (按:卯有,4 月 25 日;卯世,4 月 31 日)陈毅、粟裕正组织华野一兵团高干会议,22日急电中央军委,请求粟裕 24 日作完报告即北来,陈毅在部队主持会议不北上。

中央军委回电:“请你们两人提前于卯感赶到中工委会晤。”(按:卯感,4月23日)

陈粟23日电复中央军委:“拟于明晚及后天白天作一天半报告,传达中央指示及政策”,“我们两人于有晚即动身北来”。 [39]

毛泽东接陈粟电即批示:“朱、刘、周与陈、粟、薄(一波)、李(先念)商复。”中共中央即告刘邓:“陈、粟二人日内可到阜平和我们会商行动问题及你们提出的中原机构组织问题。” [40]

据粟裕秘书蒯斯曛回忆,当时中原局第二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经濮阳去西柏坡,陈毅、粟裕与他谈了暂不渡江南进问题,安排蒯斯曛做记录,以备李先念带上转报党中央。

25 日黄昏,陈毅、粟裕分乘吉普车,风驰电掣驶向太行山。

“行宪”惊魂:总统选战暗藏杀机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在中国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悲剧屡见不鲜。然而,像国民党“行宪国大”闭幕仅半年,总统就组织专班谋杀副总统,这样惊世骇俗的奇闻则着实令人咋舌。

1946 年 9 月,国民党九个军攻占塞上重镇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打着“还政于民”的幌子,10月 11日将中共等党派排除在外,网罗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因大会旨在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称“制宪国大”。时过一年五个月,1948 年 3 月 29 日,蒋介石一手操弄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再次在南京开幕。大会旨在施行宪法,选举总统,故称“行宪国大”。又因是年为“行宪”元年,故称“行宪年”。

李宗仁建言蒋介石从缓行宪,先稳定国内政局再说。蒋介石却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白崇禧又劝蒋介石,“戡乱”时期,政治得失全由战场胜败决定,可否等到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再说?蒋介石坚持说,鉴于当前内外形势,大选决不再行延期。

1947 年 10 月中旬,李宗仁派秘书程思远给蒋介石呈送他意欲竞选副总统的信函,并另函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请其就自己参选副总统事,在蒋介石面前善为说辞,力促其成。当日,李宗仁还将一封火漆密封函交程思远,让他亲自送给司徒雷登私人顾问傅泾波,向司徒雷登报告竞选副总统事并请求支持。

李宗仁驰函南京后仍不放心,于 1948 年 3月 25 日谒蒋再陈参选愿望,希望有所指示。蒋介石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国防部长白崇禧、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同声反对李宗仁参选,因蒋桂积怨甚久,已成不世之仇。

桂系向有新旧之分。清廷任用的提督陆荣廷,是控制广西的军阀,亦是旧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位广西才俊,脱胎并砥砺于陆荣廷旧桂系,结缘并成就于新桂系。

1920 年 8月,旧桂系挑起第一次粤桂战争。禄步圩之战,营长李宗仁和连长黄绍竑、白崇禧率先冲锋陷阵,桂军突出粤军重围。首次并肩血拼,奠定了李黄白半生合作的基础。旧桂系1921 年溃散后,拥兵两千的李宗仁获委玉林警备司令,黄绍竑、白崇禧为其营长。新桂系于1925 年 6 月统一广西,李黄白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1926 年,蒋介石主动提议与桂系领袖李宗仁义结金兰,换帖成了拜把子兄弟。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指挥李宗仁率军一路征战,统一两广,奠定北伐胜利基础,1927 年建立了南京政府。1929年3月6日,蒋介石整编部队欲“杯酒释兵权”,遭李宗仁等实力派抵制,遂反目。蒋介石安排李宗仁任参议院院长闲职,暗输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武器装备以打击桂系。李宗仁果断将鲁涤平免职,蒋介石恼羞成怒,派人刺杀李宗仁。身陷杀手埋伏的李宗仁拼死冲上二楼,从楼梯旁窗户一跃而下死里逃生。

有这样你死我活的过往,怎可能在一个屋檐下和平共事?为劝阻李宗仁,白崇禧请桂系军师黄绍竑北上。黄绍竑设身处地为李宗仁分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春秋已高,退休在即,不妨竞选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院长,必定马到成功。如违蒋意旨逆势参选,必然引发蒋桂之间新的摩擦,祸及生死同心的“一白二黄”(白崇禧、黄绍竑和黄旭初)。

笃志参选的李宗仁自信抗战胜利后洁身自处,作风开明,颇负时誉,被党内外一些人士视为国民党内民主改革象征。此次挺身参选副总统,进可入府建功社稷,对国民党作起死回生之改革,挽狂澜于既倒;败则独善其身,摆脱于国于己两无建树的政治生涯,解甲归田,息影林泉。如此进退两利纾困解窘,何乐不为?

李宗仁对黄绍竑说:“国民党人心尽失,大家都希望像我这样开明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我不做监察院院长。因为我不可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我行使职权,首先要弹劾的便是蒋先生,那时你们岂不更受牵累!”

黄绍竑劝李宗仁弃选无果后,李宗仁分别致电吴忠信和白崇禧重申竞选决心,并请他们便中转报蒋介石,希望蒋同意自己竞选。不久,吴、白复电,称已将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对任何人公开竞选皆毫无成见云云。李宗仁得此保证,遂于3月11日在北平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竞选副总统谈话,在南京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并设办事处,正式拉开竞选大幕。

此间,东北局势已不可收拾,华北大半已入中共之手,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程潜、于右任和东北耆宿莫德惠,相继登报声明参选副总统,民社党也推出了徐傅霖。3 月 22 日至 24 日,李宗仁现身沪宁,两地欢迎阵势均盛况空前。李宗仁俨然成为或许能使国家转运的人物。坊间舆论和媒体预测其当选可能性最大。

眼看李宗仁在竞选中坐大,蒋介石坐立不安。经与心腹密谋,拟以党提名的办法,将李宗仁的名字从候选人中剔除,遂以“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为名,召开了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会上就以党提名办法征求意见时,遭李宗仁和程潜坚决反对。

4月3日晚,蒋介石在寓所单独召见李宗仁,劝他顾全大局,急流勇退,以免党内分裂。李宗仁以事先数番向委员长请示均已获准,现作为参选人已粉墨登场实难撤销为由不肯从命。同坐一张沙发的宾主二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度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府邸晤面不欢而散。蒋介石当晚日记描摹约见李宗仁情形:“彼乃现丑陋之态,始尚温顺,继乃露其愚拙执拗之悖语,反党反政府之词句几乎一如李济深、冯玉祥之叛徒无异。”“后见布雷、立夫、铁城等,更知桂系为李竞选事,对党以分裂与广西代表不出席国大、推倒国大相威胁,可以说其不惟不择手段,且无廉耻。”

蒋介石逼迫李宗仁退选,消息在京城内外不胫而走。一些国大代表为此愤愤不平。蒋介石在国民大会堂出席会议时,示意左右要代表们“肃静”,代表中竟有人公然戗蒋,令其十分难堪。蒋介石回到官邸,便召集黄埔系国大代表动员说:“李宗仁参选副总统,无异于将一把利刃插入我的胸膛。你们如果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忠贞干部,就应该替我拔掉这柄利刃!”

鉴于现有竞争人选均不足以拔掉心头“利刃”,蒋介石重新物色竞选“黑马”,力推立法院院长孙科与李宗仁一决雌雄。孙科本无意竞选有名无实的副总统,但其系总理哲嗣,党内外势力颇丰,又是广东人,可分流李宗仁在南方的选票。宋美龄两度上门劝说,蒋介石又亲自出马,孙科只好答应参选。

4 月 4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中央执委临时会议上假惺惺说,不参选总统,宁做有实权的行政院院长。首届总统应选学术上有成就、国际上有威望和对国家有贡献的党外人士。中常委和全会讨论,仍以蒋做总统候选人。为“劝进”,决定扩大总统权限,在宪法之外另立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18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宪法”尚未实行,便已遭践踏。

19日,蒋介石在国大总统选举中,以两千四百三十票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陪选人居正得票二百六十九张,废票三十五张,有选票写的是“孙中山”。翌日,国民大会发布公告,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六人为副总统候选人。

“黑马”孙科一登场,助选团队便分头找国大代表拉票,承诺凡投孙科票者,要钱有钱,要官有官。报上时见中伤李宗仁的新闻,最骇人听闻者,说某省为支持李竞选,接济其数卡车法币。

黄绍竑本不赞成李宗仁参选,眼看大哥选战被泼污水,这位素以政治谋略见长又具文学天赋的军师,便想出一招以文助选妙计。

23 日,国大开始选举副总统。因是国民党当政后首次“民主”选举,竞争激烈的副总统选举成为真正看点。当日上午进行第一轮投票,代表入场后,发现每席都放有一张当天的《救国日报》。报纸一版,一篇活色生香的时文《敝眷蓝妮》赫然入目。

蓝妮是上海滩著名交际花。抗战胜利后没收敌伪财产,她从德国进口的一批颜料被没收。蓝妮向老情人孙科求救,孙科遂致信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要求发还“敝眷”蓝妮的颜料。蓝妮是立法院孙院长的“如夫人”一经外泄,各报竞相爆料,成为街头巷尾谈资。李、孙对决的关键时刻,黄绍竑化名重书当年儿女风情,给了志在必得的孙科致命一击。绘声绘色的香艳描写,唤起人们对当政大员绯闻的记忆,一时成为会场内外的热议话题。

孙科实力和声望本就不敌李宗仁,遭此打击,选情更显委顿。首轮投票李宗仁旗开得胜,以七百五十四票领先;孙科居次,得票五百五十九张;程潜第三,得票五百二十二张;于右任第四,得票四百九十三张;莫德惠第五,得票二百一十八张;徐傅霖殿后,得票二百一十四张。按竞选规则,于、莫、徐三人首先出局。

因初选无人达到法定票数,4月24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孙科为争取国民党中组部部长陈立夫支持,当日散发自己放弃立法委员资格的声明。陈立夫垂涎立法院院长职位已久,如孙科不明确宣布放弃此位,陈立夫不会全力支持他,于是只好忍痛割肉。

蒋介石召见黄埔系干将贺衷寒、袁守谦等人,面谕他们为程潜助选,拨给可观竞选费用,企图以程潜分散李宗仁选票。

4月24日投票,李宗仁得票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增四百零九票;孙科得票九百四十五票,增三百八十六票;程潜得票六百一十六票,增九十四票。因《救国日报》披露孙科风流韵事重挫其选情,激怒挺孙的粤籍国大代表,张发奎、薛岳、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诸上将,率众乡党代表涌向报馆将一楼捣毁。社长兼主笔龚德柏拔出手枪,守在二楼楼梯口与打砸者对骂,方使二楼幸免于难。张发奎等砸报馆犹不解气,又写报告给国大状告龚德柏。龚德柏也将一纸诉状递至国大主席团。李宗仁过意不去,托程思远将四根金条转交龚德柏。此后,孙科助选团队变本加厉活动,深更半夜还到代表住处敲门送钱,代表皆不堪其扰。

眼看李宗仁胜局已定,蒋介石于 24 日下午召见程潜,要求下轮投票将其选票投给孙科,承诺将起用其助选人,补偿全部竞选费用。程潜对蒋介石操纵选举极为反感,当面予以拒绝,并于当晚召集支持他的六百余名国大代表宣布,“本人已受命弃选”。一众拥趸闻讯怒不可遏,声言宁可不投票,也不选孙科!

蒋介石恼羞成怒,指使陈立夫采用非常手段诋毁李宗仁。陈立夫唆使国民党党部人员,24日起在大会堂散发匿名传单,攻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就要逼宫,三个月就要逼领袖出国”。某中央社刊物载文说:“李某竞选成功则逼宫,不成功则叛乱。”

面对蒋系流氓加无赖的缠斗,黄绍竑深感忧虑。24日晚,李宗仁和助选团队讨论应对之策。李宗仁坚信胜选无疑,提出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如不加以阻止,说不定会闹出一桩血案来。众人议至深夜,黄绍竑提出“以退为进”,由李宗仁本人声明,由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果,故自愿退出竞选。选情看好的李宗仁哪舍得退选?黄绍竑给他分析:德邻兄一旦退选,孙科和程潜为自证清白,肯定也会步此后尘。三人一齐退选,选举便流产了。如此,蒋介石绝不会坐视不管,只得减轻压力恢复竞选秩序,则德邻兄必然当选。

25 日上午,李宗仁致函国大主席团宣称:“唯迩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去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退选,会场和坊间舆论大哗。支持李宗仁者尤其是东北代表无不义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操纵选举,破坏民主,孙科当选也无脸见人。孙科只好以“没有对手来做竞选是不民主的”理由退选,程潜当日跟进。国大代表群情激愤,纷纷质问:李宗仁、程潜为何退选?有人高呼“打倒CC”,还有人向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于右任喊话:“要于老担任副总统!”人财两乏“完全以地位和声望做资本”的光杆元老于右任,在六名候选人中实力最弱,为加持选情只好使出看家本领,购得数千张宣纸彻夜挥毫写对子送代表拉票。于右任首轮惨败本已够沮丧,此刻痛睹会场乱象,禁不住老泪纵横。许多国大代表也因“国家将分裂而痛哭”。不得已,国民大会只好通过临时休会动议延期再选。

李宗仁一招“急流勇退”,令蒋介石无计可施,孙科助选团队也霎时藏锋敛锷。蒋介石只好找到白崇禧说:“北伐和抗战两个时期,因有你和德邻帮助而获最后胜利。今天这个局面,仍需要你们支持。你去劝劝德邻,让他继续参选,我一定支持他。”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信誓旦旦表示支持他参选,黄绍竑只是微笑。李宗仁答应取消弃选行动,但说:“总不能私相授受,要由主席团出来转圜才行。”不仅完全占据政治主动,还加持了选情。

4月 28 日决胜选战,蒋介石亲自指挥,蒋经国在南京中央饭店支摊,为孙科竞选兜底。国民大会恢复投票后,李宗仁票数依然领先,孙科得票明显落后,程潜得票居三,依法退出。29 日,国民大会经四轮投票,李宗仁最终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超过孙科的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决胜的第四轮投票开始,蒋介石在官邸紧张地收听电台实时播报。当听到李宗仁得票超过半数,依法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时,蒋介石怒火中烧,一脚踢翻收音机,抄起手杖和披风即令备车。蒋介石上车后,侍从问:“委员长,车去哪里?”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司机想到蒋介石烦躁时常去中山陵,乃驱车前往。刚驶上陵园道路,蒋介石便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开车回到黄埔路官邸,蒋介石下车后复又上车,再命出车。车行至中山陵,蒋介石又喊“掉转头”,回到官邸即令开往汤山…… [41]

选举当天,蒋介石忧悔交织写下日记:“竞选副总统之各人浪费金钱,政治风气与革命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尤其桂系之各种卑鄙手段,苦笑谄胁,无所不至。自副总统选出以后,固有之四维八德,扫地以尽,不胜为国家民族前途忧焉。”

5月20日为正、副总统就职日。李宗仁通过侍从室向蒋介石请示,就职典礼时如何着装?答复为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颇为疑惑:蒋先生素喜提倡民族精神,何以决定这次穿西装呢?不过还是夤夜联系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燕尾服。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蒋介石手谕,着军常服。李宗仁只得遵命。就职典礼那天,礼炮响过,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蒋介石长袍马褂登台,而紧随其后的李宗仁一身戎装,活像个毕恭毕敬的卫士。在满场文武官员和各国使节眷属燕尾高冠、钗光鬓影映衬下,着装不搭调至近乎滑稽的民国当选正、副总统,成了中外来宾猜不透的谜。李宗仁知道这是蒋介石有意让他难堪,心中暗忖,总统以一国元首之尊,尚且容不下副手一次得体适度的着装,面对非常岁月的惊涛骇浪,谈何生死与共、共克时艰呢?

1946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延安为南京召开的“制宪国大”预言:“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

李宗仁不知,就在他为就职典礼着装出丑念兹在兹时,一场杀身之祸已经临头。11 月下旬的一天,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按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急电要求火速抵京后,毛人凤便赶到他下榻的保密局招待所,告诉他说,这次是总统亲自点将。这项任务原拟选派保密局专门主管暗杀业务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担任,但总统听说叶是文人出身,只会动笔而不能亲自动手杀人,连说不妥,指定要沈醉这个老手去主持完成这项任务。

毛人凤和沈醉乘车到中央军校蒋介石住处请见,蒋介石笑望着沈醉,颇为和气地问:“毛局长告诉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沈醉点头回答后,蒋介石又关切地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语重心长地说:“这次叫你主持这项事关整个大局的工作,是我对你的信任和重托。共产党迟早总可以打败,而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采取这个办法,才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

蒋介石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故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三个敌人,几方面应对,困难就大得多。”他叮嘱沈醉,此举关系党国安危,绝不能外泄。要从速布置,只等他做出最后决定,便要坚决完成使命。他还列举史上“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专诸、要离、聂政等著名刺客,勉励沈醉为党国建立不世之功。

谈话约半个小时,蒋介石始终没点破暗杀对象是谁。沈醉知道蒋的潜规则,军统局替他暗杀了那么多人,从未见他写过一张指令。最后,蒋介石抓着沈醉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如他工作、生活上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次日上午,毛人凤、沈醉等人密商成立“特别行动组”,人员分为暗杀、监视两部分。一周后,一个周密的刺杀行动计划出笼。

李宗仁官邸位于市中心鼓楼附近傅厚岗,门前路窄且有拐弯,汽车出入均须减速,故从东、西两个方向都便于下手。“特别行动组”在李府附近马路拐弯处设一旧书摊,以便监视李宗仁行踪。为防止李宗仁突然逃离南京,毛人凤组织设计了陆上、空中截击方案,在通往机场的街上开了小卖店,内有电话直通保密局,发现李宗仁去机场可直报毛人凤,毛则通知两架随时待命起飞的战机尾随李专机,一俟其飞离南京上空就行击落,对外称飞机失事。在火车站设香烟铺,在东郊汤山附近公路上设小饭馆,一旦发现李的行踪即发警报,枕戈待旦的刺杀小组可于第一时间中途截杀。

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刺杀计划后,蒋连声说好:“白崇禧两次致电叫我下野,美国人还和他们勾结起来。如果让李宗仁离开南京,他一定会到武汉拥兵自重。因此,在南京以外任何地方采取行动,都无须向我请示。如果他在南京哪也不去,你们也要按兵不动,不能因小失大,不能让我蒋某人为其他人留下口实。” [42]

此后一段时间,李宗仁一直待在南京,深居简出。沈醉等人辛勤蹲守却始终不能得手,只得沮丧地向毛人凤禀报。很快,毛人凤向他们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取消暗杀行动。

一场注定要震惊中外的暗杀为何戛然而止?原来,三大战役结束后,来日无多的蒋介石发现了李宗仁的新价值:自己下野后,李宗仁可代理总统与中共周旋,暗杀计划遂无疾而终。

194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反省”云:“本年最大之失败为政治,而政治失败之总因即在选举副总统。”

1966年,李宗仁看到沈醉写的《蒋介石准备杀李宗仁的阴谋》,后怕不已。联想归国时台湾特务一路追杀,不由仰天长叹:与蒋介石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其心肠之歹毒还是超出想象!

历史在城南庄拐弯

1948年3月24日,毛泽东东渡黄河翌日,抵达中央后委驻地山西临县双塔村,同杨尚昆等人晤面。摆脱了胡宗南围追堵截后,毛泽东有条件从容描绘攀越解放战争大山新的战略图景:

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我们是“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作“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毛泽东是在解放战争“前三十个月”时逾三分之二,战争形势仍在“爬坡”,但已“过坳”,快要“到顶”时离陕入晋的。

26日,毛泽东抵晋绥解放区贺龙、李井泉驻地兴县蔡家崖,在此调研八天。4月12日到达河北省阜平县西下关村,当晚开会议定,毛泽东到阜平晋察冀军区驻地城南庄后暂住,做访问苏联准备,周恩来、任弼时去西柏坡与中工委会合。13 日晚,毛泽东由聂荣臻陪同安抵城南庄,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前往西柏坡。

毛泽东暂留城南庄,拟率一个精干代表团,驱车经内蒙古抵蒙古,乘苏联飞机去莫斯科,打算就解放战争一些重大问题同斯大林商量。5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鉴于傅作义部开始进攻蔚县,担心毛泽东旅途是否有安全保障,建议把来访时间往后延缓一下。当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同意推迟访苏。

毛泽东访苏未能成行,一个改写战争进程的拐点却不期而至。

4 月 18 日,毛泽东到城南庄第五天,案头出现了粟裕近三千字的长电。毛泽东阅电思人,眼前闪过井冈山时期那个面容清癯、眼窝微陷的警卫连长的影子。1929年 10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往漳州养病,协助指导闽西地方工作,红四军三连连长粟裕带兵随卫。人生低谷的平视,使毛泽东对粟裕的忠诚、机警、细心、缜密,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曾当面问粟裕:“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粟裕回答说:“我们家是汉族。”(按:1986 年,经粟裕家乡湖南会同县政府调查,确认粟裕祖上是侗族。)二十年烽火砥砺,当年初出茅庐的警卫连长,已步入中国革命战略殿堂。

粟裕以个人名义发“中工委并请转中央军委”电,说明此电系经陈毅同意并“鼓励勇气”“斗胆直陈”。4 月 16 日,粟裕就渡江南进专电刘伯承、邓小平,文末不无恭敬写道:“请钧座予指正。”

同为前敌掌兵人,刘伯承、邓小平与粟裕的心是相通的。4 月 18 日,粟裕发出“卯巧电”当天,刘邓给中央军委并陈粟发电:“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刘邓从粟裕建言,看到了中原破局转机,召集陈士榘、唐亮、陈赓谋划作战,已把“粟部迟出”作为“掌握主动”最重要的变量:“敌目前在淮河以北机动作战者为九个师,而我方野战部队为二十万人,如果粟兵团加入中原作战则为二十八万人,实力可大大超过敌人。如能寻机歼敌两三个师,即可完全掌握主动。”

刘邓驰电挺粟,这枚砝码,对影响战略决策有足够分量。

李先念在城南庄也给毛泽东分析:“如果不集中兵力歼灭敌人几个正规师,想过长江也过不去,即使过去了,也难以扎根……”

此行太行,粟裕同司机轮流开车,歇人不歇马。一路上他牵挂于心的是,“卯巧电”是否会干扰中央军委决心?

粟裕为连电建言不无忐忑时,统帅部正处于重大战略抉择十字路口。3月10日,毛泽东在杨家沟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 3 月 20 日动身东移,约于 4月 15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毛泽东注意到,粟裕“卯巧电”征得了陈毅的同意。刘邓来电也支持粟裕建议。中原诸将众口一词建言歼敌江北而不主张分兵南进,粟裕直言一兵团进军闽浙赣边,不会调动中原蒋军四个主力师(军)回防江南,这不能不令原指望以此吸引蒋军二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的毛泽东,重新思考南线战略进攻部署。

4 月 25 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告知中央书记处会议第六议题是“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要求对拟研究的各问题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再到城南庄商定。

29日,陈毅、粟裕风尘仆仆抵达西柏坡。次日,两人即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径赴城南庄,向毛泽东报到。

毛泽东待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党内同志上门,概不出门相迎。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两次打破这个规矩,一次是为迎接从苏联疗伤归来的林彪,另一次是1948年4月底迎接粟裕。

粟裕来到时,毛泽东破例出门迎接,一见面就握着他的手喊道:“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端详着粟裕,动情说道:“十七年了啊,我们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上次见毛泽东,还是 1931 年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前。他双眸闪着喜悦的光,兴奋地说:“是啊,十七年没见了!主席好吧?”毛泽东朗声笑道:“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粟裕,率八百勇士在江西怀玉山突围后,部队改编为红军挺进师。3 月 1 日晨,粟裕指挥一支队在上饶石溪迎击铅山石塘街靖卫团,因唯一一部电台被打坏,与上级失联。1936年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毛泽东电询粟裕情况,得“可能已经牺牲”回音,哀痛不已。1937 年 5月,陕北开会悼念烈士,毛泽东特嘱加上粟裕的名字。翌年初,闽浙边临时省委告诉项英,粟裕已回省委,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致电延安“粟裕还在”,毛泽东非常高兴。粟裕率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加入新四军后,新的传奇竞相呈现。毛泽东十分欣赏粟裕深邃的战略眼光和独特的战役运筹,亲拟电报推广苏中作战经验。朱德说:“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粟裕到城南庄前,陈毅提醒他,毛主席是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对重大问题不考虑成熟不会轻易表态,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意见。对渡江问题能采纳我们意见更好,不采纳就按主席意见办。粟裕点头称是,但还是想让主席充分了解自己的想法。

粟裕前去拜见聂荣臻向他问计。粟裕的到来,使聂荣臻体察到华野先遣兵团主帅遵命南进,势必遭敌合击伤亡大,恐难实现中央军委战略意图,而不过江又违背统帅部战略部署,主席能否同意?聂荣臻稍加斟酌,对粟裕说:“这件事得你自己向主席讲。”

聂荣臻把粟裕送到毛泽东住处便告辞。毛泽东请粟裕坐下,点燃了一支烟。警卫员给粟裕沏茶后,毛泽东笑望远道而来的爱将说:“粟裕啊,你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太行,一定有许多话要说。”

粟裕呷口茶水,单刀直入说:“接到主席和军委预令后,陈军长召集我们反复研究,觉得主席考虑得非常深远,非常细致……”(按: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由此声名大彰,此后人们一直习称他为“陈军长”。)

“谈谈你们的不同意见吧!”毛泽东期待粟裕的未尽之言。

粟裕说:“主席要我们一兵团渡江南进,吸引江北敌军回师江南,这对中原、华东乃至全国各战场,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温馨、宁谧的春夜,唳空而过的布谷鸟,划破了夜太行神秘的帷幔。玻璃罩子油灯旁,毛泽东静静听粟裕陈述己见。

“但这样做,也有不确定因素。”粟裕见毛泽东眼中满是鼓励,继续说道,“第一,国民党在苏北兵力虽然不多,但在豫东、鲁西、淮北、黄河以南,实力还很强。长江以南,是蒋介石老窝,那里集中了白崇禧、汤恩伯等部七十万大军,这些在国民党来说是精锐之师。第二,若我一、四、六纵十万余人南渡,必然会遇到江北、江南之敌顽强抗击,经激战也许能过江,但损失将是很大的。而江南的天目山、茅山等地虽是老根据地,但近年来受国民党控制、破坏,革命力量已很薄弱;那里是山区,经济并不发达,十余万部队吃住一时可以,时间长了不行。第三,一兵团过江作战,一路将受国民党军和土匪武装袭扰,江北兵力减弱后,若苏北、鲁南、豫东之敌一齐南压,我华野二、三兵团恐难抵挡,必然南撤,而苏北一马平川,又有长江阻挡,我军将会受到很大损失。这样,整个华野就会处于分散挨打态势,很是不利。我们预计,东北、华北解放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华野部队损失一半甚至过半,我们就很难再整合力量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

粟裕正条分缕析详陈南进可能遇到的不测,却见毛泽东从座椅上站了起来,眉头微蹙,慢慢踱到屋子北侧。

主席对一再建议缓出江南不耐烦了?粟裕心头一紧,却见毛泽东双手轻轻推开了窗户。漫天繁星下,夜太行山花的清香扑面涌来。毛泽东呼吸着窗外的新鲜空气,复又点燃香烟,在帆布躺椅前坐下,缓缓仰在椅背上,眯着眼睛吸了一口烟。

这把躺椅,与柳木棍、补丁袄被称作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三件宝”,东渡黄河后依然须臾不离左右。多少风晨雨夕,戎马倥偬的毛泽东抽暇在椅上小憩,立刻反劳为逸,神清气爽。现在,这把曾为马背上的神来之笔赋能的椅子,正酝酿着新的战略调整。

在太行之春,一个鲜明的趋势在毛泽东眼前闪现。在人民解放军脱翎换羽的战略进攻中,随着大中型野战兵团组建和兵种增多,我军在广阔战场上实施机动作战,作战规模空前扩大,既有兵团、野战军规模的战役,也有两个以上野战军联合进行的战略性战役。作战样式除了常见的运动战外,还有夺取大中城市和战略要点的攻坚战及远距离的追歼战。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与抗战时期我军力量规模有限、遂行战役不多,主要进行敌后游击战等中小型战斗,已有很大不同。显然,破解国民党军密集靠拢、连环攻防新策略,超常集中兵力,已成战略制胜的要害和关键。

“说下去,继续说下去!”毛泽东从沉思中转过神来,在烟灰缸里将烟蒂摁灭,接着又燃起一支烟,深吸一口说,“刚才你只讲了过江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不过江,你们又有什么考虑?”

粟裕揩去额头细密的汗珠说:“当务之急是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几个大仗,歼灭蒋军主力于江北。”他要言不烦,扼要汇报了四点:敌在中原地区集结重兵包袱背得重、兵力易分散,利于我运动歼敌;中原铁路公路为我破坏后,重装之敌机动困难,我发挥徒步行军优势可快速集中兵力速战速决;中原黄淮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粮弹供给和伤员安置可保无虞;我三路大军经略中原,新解放区已初具支援战争能力。粟裕满怀信心说:“如能将中原蒋军消灭过半,就等于把蒋介石肚皮捅烂,对东北、华北、西北是个有力策应。等时机成熟,再打过长江去!” [43] 粟裕将数月所思和盘托出后,如释重负。再次擦汗时,他瞥见了毛泽东脸上的笑容。统帅意蕴深长的回应,令粟裕为之一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时空中,1948年之长江,无疑是战略博弈新的进攻出发地线。与直出大别山相呼应,精兵驰骋江南,在国民党战略纵深翻江倒海,是渡江南进魅力所在。当战略进攻使全盘皆活,中国革命翻山过坳,长江已成收京入沪可眺望的最后一道门槛时,粟裕所言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时机,的确已初露端倪。较之分兵跃进江南蕴含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三军合力经营中原,寻机打大歼灭战廓清江淮、饮马长江,前景似更明朗可期。毛泽东当面听粟裕优化南线战略之道,显然完成了又一次调整。

“好你个粟裕啊,你是遵义会议后第一个敢抗我命的人!”毛泽东欣喜地看着粟裕,爽朗的笑声如春江放排,从斗室一泻而出。他走出有外廊的平房,在大榆树下与粟裕握别,目送他走出老远。

春深似海。粟裕徜徉太行山谷,漫山遍野的芳林修木新叶初绽,清香袭人;举目仰望苍穹,但见星汉灿烂,辉映人间。 SzXC5Ek/1qnZFnET+7U1Zg9KGvg+vI1TXivIEdwx8cWX57qwErpbmSDnKqmrK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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