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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赵南星下野的时代，东林党的使命落在了杨涟与左光斗的肩膀上。杨涟被逼下野，渐感独木难支的左光斗，盼来了“同志”赵南星。
左光斗出生时月大当斗，有天星陨落，火光灼灼，邻居以为他们家起火了。这个人不可思议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民间文学诠释。
《东林点将录》中，左光斗的名号是“天雄星豹子头”。对手的舆论宣传，多了些江湖式的污化，但形象的描述大多是深刻而精准的。
左光斗的家乡是一个枕山揽水之境，乡民多为“军籍”，以习武从军为业，民风剽悍，崇尚勇武，人心耿直。左光斗自幼就熏陶在这种民风中。
历史中的左光斗，是一个被严重抽象化的人物——他叫忠臣，也叫忠烈，为正义、为国家，他粉身碎骨。如后来清代的林则徐所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左光斗也是这样的，他的人格，更受到典型的家风影响。
左光斗的祖上虽未出仕，但钱还是有的，并且充满了侠义精神。左光斗的曾祖父左麒，充其量只是地方的一个财主。但左财主并非一门心思发家致富，路见不平，左财主既吼又动手。
明时桐城县的“芦课”（即芦苇税）十分繁重，税户不堪重负。依明制，县邑本级无权减免税赋，核定税赋均须依册征缴。为了保证税银的足额上解，桐城县官方只能强逼硬收，仍不能完税的便关入县狱。左麒对县令说：你不敢找皇帝说理，我去！
怒不可遏的左麒，带着家丁就进京告御状。但告御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京城午门外敲完登闻鼓，先得“笞五十”，然后再受理案子。这五十板子下去，还能说话的人基本上不多。左家的家丁左恩同样忠勇，提前赶到午门击鼓鸣冤。意料之中，家丁左恩被当场打死，左麒随后见到了明宪宗，当面向其陈述桐城“芦课”实情，明宪宗“允奏，减课额十之三”。为这场进京上访，左家耗银近万两，外加一条人命。
传统社会，平民上升路径是儒和侠。习儒入仕，左光斗骨子里又是“侠”的精神。什么是“侠”呢？金庸《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的领队柯镇恶是个盲人，柯大侠有著名的三句话：每次大战之前，柯大侠吩咐兄弟们——“等会儿，看我眼色行事”；敌人来了，不管对手武功多高，柯大侠拎着铁杖就上去了，断喝一声——“无耻之徒，拿命来”；分分钟不到，柯大侠趴下了，但柯大侠仍旧大义凛然——“要杀要剐，随便你，我柯镇恶不怕！”
柯大侠是个盲人，让大家看他眼色，这就是他的使命担当，千刀万剐在所不惜。侠的要义、乡风家风，分别构成了左光斗精神品格形成的内核与氛围。人性爽直、讲义气，尤其是崇尚武勇、敢作敢当的民情特征，成就了左光斗官场角斗士的禀性特质。
万历四十八年（1620），左光斗担任巡城御史。一般人干这个差事，无非是做做样子，在城里转转表示在岗，保证“责任区”内不出事就行了。左光斗不，他较真了。
左光斗刚到任时，鲁仁前来状告王承恩、张科抢劫。天子脚下，还能有这事？左光斗认真了，找来原告与被告，发现双方居然不认识，被告还说根本没这回事。城里刁民多，一般情况下，官员应该将诬告方打一顿，这事也就算结案了。
左光斗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不合常理的案子，他一下挖出了原告背后的幕后主谋周成。周成为什么要构陷王承恩、张科呢？是因为这二人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什么事必须鬼鬼祟祟地干呢？买官。
贡生李友芝、郭希孟，是可以候补当个小官的，但前面排队的人太多，不知要候到猴年马月才会轮到自己，于是找人在吏部弄到了一纸文书。帮这个忙的，是吏部管文书的书办金鼎臣。
左光斗想，这事不对呀！书办弄张吏部的文书是可以的，但这种小人物怎么可能拿到吏部的大印呢？再一查，这印是刑部贵州司缪槚弄的。
这印，当然是假的。
造假印，不光有刑部的人，还有户部山西司事例科胥吏魏成铨。
假文书盖假印，这样卖出去的官能管用？当然跟真的一样管用，否则也没傻子花银子。六部中的胥吏，清楚哪个地方哪个位子上缺人，弄个假官去上任，下面是很难发现的。下一次，如果有人要补那个缺，想办法将那个已经有人冒名顶替的缺留着不补。吏部掌握的官场资源太多了，基本上盘点不出来。
左光斗火速查抄了缪槚的家，搜出盖有假印的文案八十九宗、假公文卷宗两册。在魏成铨的家，搜出假公文三百八十六宗、假簿册卷宗一百零七册。这案子越查越大，牵扯出一百多人，轰动京城。
对小官下狠手，这还不是左光斗的品格。
天启皇帝登基之初，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主力干掉了首辅方从哲。杨涟下野了，没有搭档，左光斗决计干掉孙如游。
孙如游，礼部尚书，与方从哲同为实力派浙党。
干掉方从哲，瞄准孙如游，意味着浙党与东林党撕破脸皮。
浙党与东林党，皆以东南籍官员为主体。浙党起自万历中期，党魁沈一贯凭借内阁首辅身份，号召了在京的浙江籍官员。沈一贯的盟友意识较强，注意与齐党、楚党、宣党结盟，因而被通称为“齐楚浙宣党”。
左光斗与孙如游的结怨，起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的内阁辅臣廷推。当时的热门人选是主持礼部的左侍郎何宗彦，这人很清廉，也很清高，无党派，齐党势力也没把他放在眼里。结果，他果然遭到了齐党骨干、吏科给事中张延登的反对。左光斗联合沈濯、薛敷政、肖毅中多名言官力荐何宗彦，最终无济于事。
这事本来犯不着东林党与浙党结怨，但浙党的做法太过分了。
何宗彦未能入阁，愤而辞官回乡。填补何宗彦位子的，便是排在何宗彦之后的右侍郎孙如游。主持礼部工作时间不长，孙如游又高升为礼部尚书。泰昌皇帝即位后，孙如游又成了东阁大学士——莫名其妙地入阁了。而这一系列动作的幕后操盘手，便是首辅方从哲。同党拉同党，方从哲有点肆无忌惮，也把孙如游给害了。
左光斗逮住了孙如游火箭般上升的把柄：何宗彦仅仅因张延登的反对就不能入阁，而孙如游入阁竟然没有经过廷推，这是什么道理？
程序不合法，这事就非法。左光斗振臂一呼，不是东林党的也跟上来了。谁让你升官太快，并且还升得不明不白？
明显违反制度的事，孙如游越说越说不清。“硬伤”太大了，左光斗不断上疏弹劾，其他言官也纷纷加入。穷追猛打之下，孙如游招架不住，主动辞职回家。
浙党的失败，就是东林党的胜利。官场的水太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