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王业不偏安,既然国号为唐,很多人认为,就应该拿出大唐王朝的风范和担当。有人建议,“江淮一带连年丰收,武器粮食都不缺,现在北方多灾多难,陛下你肩负中兴唐朝的使命,更应该带兵北伐恢复疆土”。
此时的南唐,是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国,国土广阔,“其地东及衢、婺等州,南至五岭,西至湖襄,北据淮河,共三十多州,地数千里”,不仅江淮一带尽为国土,长江沿线除了湖湘、荆州、襄阳以外,也尽在掌握。
此外江淮一带本来就是大唐朝廷财赋的重心,安史之乱前,北方人口占全国的六成不到,安史之乱以后,南方人口占了全国的七成不到。“军储国计仰给江淮”,历经杨行密、徐温父子三代经营之后,“旷土尽辟、桑拓满野”,经济实力雄厚、人口户数滋长。
放眼天下,南唐既具有地理优势,又有强大的国力,进可以图谋中原,退足以自保。
当时北方有石敬瑭的后晋,南方有吴越、楚、后蜀、闽等国。李昪无论选择何种战略,都将深深影响五代十国的发展方向。出人意料的是,李昪既没有北上,也没有南下,而是选择了原地观望。
前面说过,善于隐忍是李昪最显著的特点,更是能登上皇位的经验。
他从小生活在养父的阴影之下,要想生存下去,唯有如履薄冰地确保不犯错误。因为他只要错一次,也许就是万劫不复。即便徐温的长子徐知训要杀他,也只有忍。
徐知训死后,徐温对他的猜忌始终存在,身边的亲信,如宰相严可求等人,不停地请求用徐知询取代徐知诰。身处这样的环境,李昪只能小心翼翼地隐藏锋芒,前后熬了十年,才等到徐温的死讯。
哪怕徐温死后,他已经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依然谨慎行事瞻前顾后。比如从杨吴顺义七年(927)徐温去世开始算的话,徐知诰又花了整整十年时间,一步一步收拢人心,才最终登上皇位,成为南唐开国皇帝。
这一年,他四十八岁,距离当初被收养,已经整整过去四十年。很多人简单地以为他是运气好,但不知道的是,当年的彭奴能变成李昪,能坐上龙椅,本身已经是无数努力的结果。正是靠着隐忍,李昪才能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如今当了皇帝,面临强敌环伺的局面,李昪的第一反应,还是忍。
他相信出手就会露出破绽,只要坚持不出手,就不会有破绽,也就不会失败。
只要忍,也许就会出现机会。
他对臣下解释说,战略重点在北方,要耐心等待时机。当中原发生变局的时候,就果断出兵北上,等平定中原后,再回头南下削平南方诸国。
归纳起来,就是“静止观望,先北后南”。
李昪的判断是,如果南唐北伐,南方的小国肯定不敢轻举妄动。反之,如果南唐试图先吞并南方,万一中原王朝趁机发兵南下,则会形成腹背受敌两面挨打的局面。
当时北方动荡,后梁、后唐都是两三代而亡的短命王朝,所谓“朝成夕败,有如逆旅”。南方诸国虽小,但都是些难啃的硬骨头,而且自古以来都以长安洛阳为正统所在,夺取中原众望所归,李昪制定这样的战略自有道理。
但问题在于,李昪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表现得太过于执着这个战略,在别人眼中,简直就像是不知道变通。
南唐升元四年(940),位于福建的闽国发生内战,交战双方各自求救于南唐和吴越国。李昪不仅没有趁机派军队介入,坐收渔翁之利,反而派大臣去主持双方讲和。
隔了一年,南汉皇帝刘派使者来南唐,邀请共同出兵征伐楚国,平分它的国土。
李昪再次拒绝。
吴越国,位于南唐的东南方向,从地缘上讲,是南唐的心腹大患。几十年来,两国之间打了好几仗,南唐略占上风。南唐升元五年(941)七月,吴越国都城杭州发生大火,宫殿、府衙、仓库几乎被火烧光。国王钱元瓘也被熊熊烈火吓得精神失常,仅仅过了一个月就死了。
哪怕是最鸽派的大臣,也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纷纷劝李昪赶紧发兵攻取吴越,为后世提前消除祸害。
李昪的答复是:“怎么能利用别人的灾祸攻打他的国家呢?”不仅如此,更让大臣们气得吐血的是,他还派使者去慰问,并接济吴越国,运输救灾物资的车队排成了长龙。丞相宋齐丘气得大骂他是“田舍郎”(土鳖),整天就知道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
李昪反应倒也大度,呵呵一笑,并不生气。
因果定律告诉我们,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的原因,但大部分时候,原因不止一个。
李昪为什么对发动战争这么抵制?
纵观他的一生,除了性格谨慎以外,我们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他不懂军事。
唐末五代时期,天下大乱,狼烟四起,是一个靠武力说话的时代。所谓“兵强马壮者为天子”,谁的拳头硬谁说话。五代十国当中,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是武人出身。
杨行密年轻时双手能举百斤,日行三百里,杨吴的地盘就是靠他一刀一枪厮杀出来。李存勖二十三岁不到,就在三垂冈一战成名,其后十多年内,灭梁、燕,败契丹,“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
其他如石敬瑭、郭威、柴荣、赵匡胤等人,分别是后晋、后汉、后周、北宋的开国皇帝,也个个武艺了得。
唯独李昪是一个另类,他之所以称帝,不是靠武功,而是靠权谋。徐温刚开始只是让他管理家务(反倒是让朱瑾辅佐亲生儿子徐知训,跟后梁打过几次仗)。他后来步入政坛,一直走的也都是行政路线。除了杨吴天祐十五年(918)徐知训被杀后,他率军渡江进驻广陵外,一辈子居然从未亲自指挥过军队。史书中说李昪年轻时喜欢射箭,大概也就是作为一种体育运动而已。
战场和军队对他而言,是一个极其陌生的领域。
如果放手让武将去自由发挥,他难免担心功高震主。五代时期,延续唐代以来藩镇割据的传统,最飞扬跋扈最难驾驭的就是武将,领头造反更是家常便饭。毕竟硬币抛起时,谁也不知道落下来后,究竟会是哪一面朝上。
几十年来,这样的例子反复上演,李昪不想步那些失败的统治者后尘。他解决的办法就是推行“以文驭武”的策略,抬高文官地位,尽可能不启兵衅的同时,刻意压制武人。
正因如此,从杨吴乾贞三年(929)收回徐知询的兵权开始,在他当政的十多年内,南唐(杨吴)作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国,竟然没有发起一次对外战争。
杨吴大和五年(933),建州(今福建建瓯)大户吴光遭到闽国中军使薛文杰迫害,一怒之下带领上万人投奔杨吴。信州刺史蒋延徽率军队配合吴光进攻闽国,战事打得很顺利。第二年正月,就在吴军快要攻克建州的时候,徐知诰(李昪)的撤军命令来了。事后,他还派使者前往闽国主动表示和好。
几百年后,宋高宗赵构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态,发出十二道金牌召回胜利在望的岳家军。不仅如此,为了杜绝武人跋扈,赵构宁可签下屈辱的和约,也要杀掉让他觉得“危险”的岳飞。
南唐升元四年(940),后晋安州(今湖北安陆)节度使李金全投降南唐,前去接受投降的南唐边境将领、鄂州(今湖北武昌)囤营使李承裕等人发现有机可乘,擅自带兵占领安州,结果被晋军击败并俘杀,部下两千多人成为俘虏。
事后,石敬瑭可怜这群南唐俘虏,主动提议遣返回国,没想到李昪一口拒绝,“都是些主动挑起战争,贪图军功的坏人,你们一切依法处置”。
五代十国时期没有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有的话,肯定没有人能跟李昪争。
当宋齐丘讲他是田舍郎之后,他这样回复宋齐丘:“朕誓以后世子孙,付之于天,不愿以力营也。大司徒其勿复以为言。”(宋·史温《钓矶立谈》)
意思就是,“丞相你们都闭嘴吧,我就是不愿意打仗,后代子孙的命运,就交给老天决定吧”。
问题来了,后代子孙中谁来担起这个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