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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及北京教育界和文化界内大批名人的“女师大”事件，发难于 1924 年 11 月。围绕着“女师大”事件，在《语丝》《京报》《莽原》《晨报》《现代评论》等报刊上，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林语堂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女师大学生这一边的，10 年后，他在回忆往事时说：“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恒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北大）一个激烈分子。”在《语丝》和《现代评论》“这两个周刊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而发生论战之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那里真是一个知识界发表意见的中心，是知识界活动的园地，那一场大战令我十分欢欣”
。
作为语丝派的一员，林博士虽然才智出众，但是因为《语丝》诸子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在这一代精华荟萃之地，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林语堂，还得排到周氏兄弟、刘半农、钱玄同等“新青年”老将之后。因此，在上述的论战中，不可能由他挑大梁，但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主帅麾下最得力的大将。当年有人称他为“急先锋”，并不是过誉之词。他虽然没有参加每一次的“攻城劫寨”，但对主帅的战略意图早已心领神会，他的每一个战术动作几乎都与周氏兄弟配合默契。
1925 年这一年，在林语堂的生活史上的确留下过不少“惊心动魄”的记录。
他不仅用笔，而且用竹竿和石块等武器直接参加了 1925年 11 月 28—29 日的“首都革命”。
1925 年冬，在南方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北京的群众运动汹涌澎湃，气势磅礴，女师大学潮实际上就是当时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1 月 28—29 日，北京人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潮水般的示威队伍冲破军警们戒备森严的防线，高呼“打倒卖国段政府！”的革命口号，奋起摘掉“京师警察厅”的牌子，捣毁了章士钊、刘百昭的住宅，又蜂拥至宣武门大街，火烧研究系政客的喉舌《晨报》馆。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中，惯于用笔战斗的林语堂，拿起竹竿和石块，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直接和军警肉搏，做出了其他《语丝》成员从未采取过的激烈行动，成为街头暴力的反抗者。
林语堂在与警察搏斗中的出色表现，首先要归功于圣约翰大学的体育锻炼，这种锻炼造就了他的强健体格。在北京大学的示威队伍里，这位 30 来岁的青年教授的出色的投掷技术博得了示威者的热烈喝彩。他捡起石块勇敢地回击军警和流氓们的进攻。从他手里扔出去的石块命中率极高，常常把武装军警打得头破血流。——当年，在圣约翰大学，他曾苦练过投垒球的技巧，是一名优秀的垒球投掷手。林语堂自己也想不到这投垒球的技巧竟会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大显身手。作为一名业余的垒球手，这一天是他运动生涯中最光辉的顶点。警察雇佣来的那帮流氓暴徒，气势汹汹地向学生示威队伍掷砖头，但在示威者的自卫反击下，不得不抱头逃窜，在与警察、流氓的几次搏斗中，优秀的垒球投掷手林语堂的确立了大功。以后，只要一提起自己“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
的经历，他总是眉飞色舞，引以为荣。而廖女士听了，气得大发雷霆，问他还要不要命了。因为，有一次搏斗中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流血不止，后来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伤疤……
1925 年年底，《语丝》杂志刊出了语丝社同人讨论“语丝文体”特色的系列文章。
11 月 1 日，周作人在《答伏园论“语丝文体”》一文中提出：“费厄泼赖”（Fair Play）应是《语丝》的一个特色。
“费厄泼赖”精神与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思想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因为林语堂对英国绅士风度早就心向往之，再加上他一贯敬重周氏兄弟，以配合周氏兄弟为己任。所以，他立即提笔写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刊于 12 月 14 日出版的《语丝》第 57 期上，该文几乎都是在为周作人的观点做注释，或者是发挥周作人关于“语丝文体”的见解。
可是，鲁迅却不同意“费厄泼赖”的观点。1925 年 12月 29 日，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大陆上的中国人很难见到林语堂有关“打狗”的全部文章
，所以，总以为林语堂是鲁迅的鞭挞对象。其实，鲁迅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原则以后，林语堂立即撰文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鲁迅的意见，还积极投入鲁迅所发起的“打狗”运动，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在数量上甚至超过鲁迅，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成为名副其实的“打狗急先锋”。
正当林语堂紧紧追随鲁迅痛打“落水狗”“丧家狗”的时候，血淋淋的事实无情地证明了鲁迅的论断：中国无“费厄泼赖”可言——“三一八”惨案发生了。
听到屠杀的噩耗，林语堂和许寿裳同车赶往血案现场。
这时，栅门已闭，尚留一条缝隙容许进出。林语堂和许寿裳以女师大校方负责人的身份进到里面。只见尸体纵横枕藉，鲜血满地，宛如一座阴惨的人间地狱。进门开棺，头一个就是刘和珍的遗体，她乱蓬蓬的黑发下，半开怒视的一双眼睛，像发射出“死不瞑目”的余恨，额际留有微温，但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
林语堂他们突然发现：女师大学生杨德群的尸骸被放在一张板桌上，由于桌子太短，下半身悬空挂着……林语堂不忍再看了。
林语堂和许寿裳是女师大教师中最早来到血案现场的，他们回到女师大就着手安排逝者的后事。林语堂那时已任女师大教务长之职，他和教职员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 19 日晚才把烈士们的遗体全部运回学校。
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段祺瑞执政府就密谋栽赃诬陷，诬蔑请愿群众是“暴徒”，“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袭击军警”。执政府卫队还找到几支旧的手枪，说是学生们的凶器，又找了几把笤帚和几个煤油桶，装了一些煤油，说学生们拿这些东西准备放火烧执政府。于是，一场蓄意的大虐杀转眼间变成卫队们的所谓正当防卫了。
这“正当防卫”的范围还在无限地扩大，3 月 19 日，段祺瑞又下令通缉 5 名“暴徒首领”：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北大教授李大钊、顾兆熊，中法大学校长李煜瀛，女师大校长易培基。
3 月 26 日，《京报》披露了第二批通缉名单，除了上述明令通缉的 5 人外，又增加 43 人，其中有林语堂。
“三一八”惨案后的那几天，林语堂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只要稍有静默之暇，他就觉得自己是在忍受着“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
。他激愤难言，痛苦得近乎失了态，直到惨案过去三天之后，痛定思痛，他才开始思索，为什么激愤？为什么痛苦？
——因为，林语堂“觉得刘杨二女士之死，是在我们最痛恨之敌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
——因为，刘杨两位女士“为亡国遭难，自秋瑾以来，这回算是第一次！”
林语堂到女师大任职后，刘和珍是他“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刘和珍的形象早已在林语堂的记忆信息库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记得在两个月前，一个冰冷的夜晚，10 点钟，刘和珍一个人提了一只非常大的皮箱来到东城船板胡同林语堂家里。这是因为前一天，女师大演剧时，学生们向一些教师借了点衣服作为演出的服装，演剧后的第二天，刘和珍就亲自到各家去归还。到船板胡同林宅时，虽然已经很晚了，但刘和珍仍兴致勃勃地与林语堂笑谈前一夜演出的情况。见到她对个人的疲劳全不放在心上的那种神态，林语堂心里豁然一亮，他明白了，女师大学潮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因为有这种人才”。
现在，林语堂面前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学生的作业，这是3 月 16 日，也就是“三一八”惨案前两天，刘和珍交上来的英文作文簿。刘和珍遇难后，在沉重的悲愤的压迫下，林语堂一直不忍去触动这件遗物。眼下，既已冲出悲哀的重围，林语堂毅然翻开了作文簿，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Social Life in the College”，醒目地展示在眼前。文章叙述了刘和珍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社会迫害的苦恼。
林语堂认真地读过作文后，惊叹：“她对于政治的识见，远在一班丧家狗之文妖与名流之上。”
面对死者的遗物、遗言，林语堂心潮澎湃，他摊开稿纸，悲愤地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大张“女革命之先烈”的战斗精神，充分展示了“土匪”气魄之雄风。
1926 年 3 月 29 日出版的《语丝》第 72 期上，刊出了林语堂的这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文章被编排在该期《语丝》的卷首。这一期的《语丝》的稿件，全部与“三一八”惨案有关。目录如下：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林语堂
《无花的蔷薇之二》 鲁迅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岂明（周作人）
《执政府大屠杀记》 自清（朱自清）
《我们的闲话》 效廉
这可以说是语丝派纪念“三一八”惨案的专号，而打头阵的是“急先锋”林语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写悼念刘、杨文章的，不止林语堂一人，但是，林语堂的文章写于 3 月 21 日，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作于 3 月 22 日；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作于 4 月 1 日，刊于《语丝》第 74 期——所以，从投稿时间来看，林语堂是语丝派中最早撰文悼念刘杨二女士的。
浓重的黑暗笼罩在头顶，北京城里杀气腾腾。
在通缉名单之内的林语堂，虽说并没有被通缉所吓倒，仍在战斗，但也不能不做一些防备，避免无谓的牺牲。他事先察看了住宅附近的地形，选择好应急撤退的路线——跳墙逃走。他还做好绳梯，准备情况紧急时，攀绳梯越墙而走。
社会上传说被列入通缉名单的人都要遭到捕杀，所以，那些被通缉者纷纷离家避难。
在北京的外国医院成了这些人的临时避难所。林语堂先到东交民巷西口的法国医院，但见医院里已挤满了避难者，并不安全，于是在林可胜大夫家藏了三个星期。那时，他的大女儿林如斯只有三岁，二女儿林太乙则刚刚出生三个月。妻女的安危，使林语堂牵肠挂肚。
残杀和迫害的消息接踵而至：邵飘萍被杀；《京报》被封；《大陆晚报》记者张鹏被监视；《中美晚报》宋发祥、《世界晚报》成舍吾，均被迫逃走。杀一儆百！这无疑是军阀对文人们的警告。
“五四”以来，一向以民主、自由风气见长的北京舆论界，突然陷入漆黑的深渊之中。躲入外国医院只是暂时的应急措施，绝非长远之计，永久的办法是离开这个黑暗的王国。
于是，一场自北向南的“大迁徙”和“大逃亡”开始了。胡适、孙伏园、沈从文、许寿裳、沈兼士、顾颉刚、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等人，都是在“三一八”惨案以后，1926 年到 1927 年期间离开北京的。林语堂和鲁迅这时也先后加入了南下的行列。
在大迁徙的浪潮里，之所以会有一批文人分流到厦门，完全是由于林语堂的关系。
林语堂在林可胜大夫家里避难时，从福建同乡那里了解到厦门大学在陈嘉庚的支持下实力雄厚，很有发展前途。这一信息，给避难中的林语堂带来了又一个彩色的梦。林语堂本着为乡梓服务的热诚，与厦门大学签订了聘约，接受了文科主任的职务。他抱着振兴厦门大学的希望，还推荐和聘请了鲁迅、沈兼士、孙伏园、陈万生、顾颉刚、张星烺、潘家洵、章川岛等人。一时间，名人学者云集鹭江，教授专家联袂而至。
林语堂是这支南下大军的牵线人。所以，他自然是第一个离开北京的。林语堂惜别北京，北京也同样惜别林语堂，特别是那些曾经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更是依依不舍。朋友们以一次又一次的欢送、宴别来传达自己的心意。
1926 年 5 月下旬，林语堂夫妇携两个幼女，满载了朋友们的深情厚谊，离开了恐怖的北京。而在那次街头肉搏中被军警的石块砸伤后所留下的伤疤，却成了北京所给予他的一个抹不掉的纪念，永远留在他的脸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