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返北京

1923 年夏，林语堂夫妇结束了四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林语堂博士带着即将分娩的妻子衣锦回乡。先在坂仔小住，流连忘返于家乡的青山绿水之间，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又浮现于记忆的荧幕。

父亲的梦想已经变成现实，可是，“植树人”却无法观赏这挂满枝头的累累硕果了。因为，当林语堂还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去世。在父亲的墓地上，林语堂遥望远处的青山，山上飘浮着变幻无穷的云彩，这是群山为自己所编织的梦，巍巍的高山把云彩送往天涯海角，而自己却永远根植于脚下古老的土地——山就是父亲，父亲就是山，无私的父亲啊！

一股激情在林语堂胸中涌动。啊！世上的一切有什么能比故乡的山陵更亲切更伟大！他把对父亲的怀念，对所有亲人的怀念，全部移情于对家乡山水的眷恋之中。他有意识地让山影深深地烙在他的心坎上，融入他的血液中，成为一种永恒的“内驱力”，引导着他的精神世界，使他的生命永远散发出青山的气息。

大女儿林如斯是在厦门降生的，因为难产，母女俩差一点送了命。

1923 年 9 月，林语堂手里抱着爱的结晶，心里盛满着故乡的祝福，告别了坂仔，踏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林语堂到北大任职，是根据四年前胡适和他达成的一项“君子协定”：北大每月资助林语堂 40 美元，而林语堂回国后则“跳槽”到北大。

想不到这笔 2000 美元的资助在四年内曾两次为林语堂夫妇雪中送炭。林语堂知恩而感，所以，一到北京大学就去向校长蒋梦麟道谢，衷心感谢北大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那时，胡适正在南方养病，蒋梦麟对林语堂郑重其事的道谢感到莫名其妙，直到林语堂说明了来龙去脉，蒋校长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于是，蒋梦麟把事情点穿，才真相大白了：原来，北大校方并没有授权胡适去资助林语堂的生活费，而求贤心切的胡适，为了抓住林语堂这个人才，竟然私下和林语堂订了“君子协定”。

也许，订约的时候胡适没有考虑到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谁知道正巧赶上廖女士两次手术，昂贵的医疗费迫使粮尽援绝的林语堂打电报向胡适求援。接到十万火急的电报，胡适义无反顾地遵守“君子协定”的诺言，不求助于北大校方，而是自己掏腰包，两次寄钱给林语堂。

想不到这 2000 美元竟是胡适私人的钱，林语堂为胡适的友情所感动，并赶快在 1923 年年底把这笔钱全数归还给胡适。奇怪的是，林语堂和胡适对此竟严守秘密，缄口不提。直到胡适逝世后，林语堂才透露了这段半世纪来鲜为人知的文坛佳话，作为对胡适真挚的怀念。

林语堂到北京大学后，被聘为英文系语言学教授，主要讲授“文学批评”和“语音学”，廖女士则在预科教英文。

初到北大，林语堂在教学之余继续从事古汉语音韵的研究，他钻研了《广韵》《音学辨微》等中国古代音韵学的著作，作为对教会学校所造就的“文化断层”进行最后的穿透。

然而，兴趣广泛的林语堂，是不会把自己的学术视野仅仅停留在语言学的范畴之内的。1923 年 12 月 1 日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刊出了林语堂的《科学与经书》一文。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海涅诗歌的译文，同时，开始了杂文和散文的写作。从此，这个“山地的孩子”踏上了“灵魂冒险”的征途。

1923 年至 1924 年之间，林语堂在文坛上所留下的最清晰的脚印，是那两篇提倡幽默的文章，即 1924 年 5 月 23 日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同年 6 月9 日刊于《晨报副刊》的《幽默杂话》。

“幽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虽然普遍地存在于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文论中没有“幽默”这一术语。“幽默”一词传入中国，首先要归功于林语堂，把英文Humour音译为“幽默”，是林语堂首创。

最初，鲁迅觉得不够妥当，“但想了几回，终于也想不出别的什么适当的字来，便还是用现成的完事” 。

由此可见，《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两文，不仅是林语堂幽默生涯的起点，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第一页 。

那时，新文化阵线的分裂已经完全公开化和表面化。一派以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鲁迅和他的兄弟周作人为首，另一派则以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胡适为领袖。

林语堂和胡适是北大英文系的同事，系里的教授陈西滢（陈源）、徐志摩和温源宁等人都是胡适派的中坚力量。按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林语堂参加胡适派是合乎逻辑的。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林语堂与胡适派趣味不合，却喜欢周氏兄弟的“放逸”。若以个人友谊而言，关于 2000 美元汇款的佳话就是两人交情的明证。但私交友谊是一回事，个人趣味爱好又是一回事，林语堂没有因感恩胡适而牺牲自己的个性。

一般人看到的，往往是胡适和林语堂趣味相通之处，比如，胡、林都是英美派留学生，而且都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早年他们都曾以西方文化本位来反观中国文化。其实，胡适和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也有其不同的一面，比如，胡适“重客观”，他师法美国的杜威，用实验主义的科学方式剖释中国的思想，分析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而林语堂则“重主观”，醉心于建构自己的中西合璧的文化体系，他不盲从古今中外的任何伟人或任何主义。

林语堂和胡适在旨趣上的不同，是他们的气质、性格差别的必然反映。胡适自幼丧父，和寡母相依为命，母亲管教严格，每逢小胡适淘气闯祸时，总要被母亲狠狠地教训一番，同时母亲自己也痛哭流涕。而且，由于儿时体弱，母亲不准他和村里的“野孩子”一块玩耍。所以，胡适从小举止斯文，被大人们戏称为“穈先生”。

与胡适少年老成的个性截然不同的是林语堂的顽童个性。充满幽默情趣的家庭，赐予林语堂一个快乐的童年。在坂仔，他是一个在大自然怀抱里自由打滚的“野孩子”，常常顽皮得出了格。要是林语堂和胡适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的话，可以肯定，胡母是不准小胡适去跟林语堂这种“野孩子”在一起玩的。

无忧无愁的天性使林语堂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他要享受不受任何人干涉的自由。“犹如一个山地人站在英国皇太子身旁而不认识他一样。他爱说话，就快人快语，没兴致时，就闭口不言。” 具有这种个性的林语堂，不可能喜欢胡适周围那群爱写一本正经的政论文章并随时准备做官的士大夫的。

1924 年年底，《语丝》和《现代评论》先后问世，新文化阵营里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北大教授们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派，即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林语堂面临着友谊和志趣之间的选择，顽童的个性，竟使他站到了胡适派的对立面，成了周氏兄弟的忠实盟友。后来回想起来，连林语堂自己也对这一选择感到奇怪。

说怪也不怪，因为周氏兄弟提倡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文风，与天性放逸的林语堂喜欢自由地说自己的话的愿望不谋而合。所以，他成了语丝派的急先锋。

以鲁迅和周作人为首的语丝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以《语丝》周刊为阵地。《语丝》周刊创刊于1924 年 11 月 17 日，最初的版面是 16 开 8 页，第 80 期后改为 32 开 16 页。1927 年 10 月 24 日，《语丝》出至第 154 期，被北洋军阀查封，之后移到上海继续印行。到 1930 年 3 月 10日停刊，共出版了 260 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刊物。

《语丝》的诞生，要归功于孙伏园。他不仅是《语丝》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而且是它的首任编辑。创刊之初，孙伏园确定了 16 位支持者作为周刊的固定撰稿人，他们是：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李小峰、江绍原、章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章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这 16 个人的思想倾向各不相同，也有些人开始只是在敷衍孙伏园，有的根本没有写过稿，有的投了两三回，便敬而远之了。坚持到最后的固定投稿者，到后来就只剩下周树人、周作人、林语堂等五六个人。

关于《语丝》的文风，周作人曾说：“我们的目的只在我们随便说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说话。” 《语丝》的脱俗不羁的风气与林语堂的顽童个性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精神联系。在“无所顾忌”和“任意而谈” 的《语丝》天地中，林语堂又找到了童年生活中的乐趣。《语丝》使这个头角峥嵘的山地孩子的顽童个性又复活了。

当年的语丝派是一支叛逆者的队伍，论敌们曾骂他们是“学匪”。而血气方刚的林语堂竟然以“土匪”自居。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下）》中说得对：“林语堂生性戆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确是书生本色。” K2S17V6tl7tm0gNXCYC3Y8CEguwbLB1J2GB9kivtFnawcJGcNqRxCB/Tf87QE03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