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出国留学

1916 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由校方推荐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

在师资力量相当坚实的清华学校，林语堂是一个称职的英文教员，也是一个洁身自好的青年。礼拜天，有的同事去“八大胡同”嫖妓，而林语堂却在校内主持一个圣经班的功课，他是主动兼教圣经班的。他不饮酒，也不近女色，有的同事取笑他是“处男”，他自己也承认，在婚前没有过性经验，所以，胡适有时就友善地称他为“清教徒”。

直到晚年，林语堂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清华学校的困境。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象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

“为了洗雪耻辱”，就必须发愤“补课”，但是，林语堂实在不好意思向自己的同事请教。正是这一特定情景，使他在清华学校任教的三年内，和琉璃厂的书店书商们结下了因缘。

琉璃厂、隆福寺街的书肆主人，早先大多是南方人，据说多为进京会试名落孙山的前清举子，因赧颜归里，便流落京师，为谋生去经商，旁的生意不会作，只好卖书。念书人卖书算最接近本行，他们对书籍的知识相当精通，拜他们为师，倒真是找对了路子。在清华学校里，出于自尊的本能，对于诸如“杜诗译注”之类的问题林语堂羞于向同事们求教。于是，他就来到琉璃厂和隆福寺街，那里的旧书铺老板们个个精于目录学、版本学。林语堂在和书铺老板和伙计们的闲谈中获得了各种文化知识，填补了自己的空白。

“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林语堂故意装出十分熟悉王国维著作的样子，其实，他是生平头一次翻阅王国维的书，而善于经营的书商则赶紧过来向顾客介绍这本书的版本的优劣，想要卖个好价钱。

“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随着林语堂的喊声，书商急忙过来说明，同样的版本，商店如何不顾血本薄利多销。老练的商人怎么也想不到，面前的这位清华教员，是从他嘴里第一次了解到《四库集录》的版本知识。

去琉璃厂的次数和林语堂的中国文化知识的增长速度是成正比的。在持续的“不耻下问”中，林语堂成了琉璃厂和隆福寺街书铺里的常客，他可以和精通古籍版本和目录学的老板们自由攀谈，像一个内行那样讨价还价了。

1918 年 2 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二期，刊出了林语堂（署名林玉堂）的《汉字索引制说明》一文。《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又刊出了林语堂和钱玄同的一组通信，题为《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和《新青年》杂志上所刊出的那些提倡“文学革命”的文章相比较，林语堂只在自己熟悉的语言学领域里，发表了一些赞赏钱玄同的汉字改革的主张。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认为，林语堂所论及的问题，正好触及“文学革命”初期被人忽略的一个死角。

可见，在新文化运动的发难阶段，林语堂并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在生活面前，林语堂是一个永不知足的索取者。一到清华，出国留学的事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年，清华的全称是“清华留美学校”，是培养赴美留学生的基地。清华每年都把毕业生送往美国留学，除供给学费外，每月有 80 美元津贴。清华规定：任教三年的在职教师，也可由校方资助出国留学。根据这条规定，林语堂在 1919 年顺利地获得了留美的机会，美中不足的是，他只得到了半额奖学金，每月 40 美元。尽管经费比别人少一半，但他还是决定要把新婚的妻子廖翠凤一起带出去留学。

爱情——精神食粮，毕竟不能代替粮食充饥。林语堂之所以胸有成竹，是因为手里握有两张王牌：其一，廖二小姐出嫁时拿到 1000 银圆的陪嫁。1919 年一块通称墨西哥银洋的银圆，价值略高于一美元。如果每月从中取出 40 元来贴补生活开支，可供林语堂夫妇用两年零一个月。第二张王牌是胡适的一项承诺：因为胡适凭自己的眼力，认定林语堂是一个人才，所以他很想把林语堂从清华挖到北京大学，打听到林语堂只得到半额奖学金而仍要带妻子一同赴美的消息后，胡适决定从经济上为林语堂雪中送炭，每月资助 40 美元，不过有个附加条件：林语堂学成回国后，要脱离清华到北大来任教，因为这40 美元是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补贴给林语堂的。

1919 年，林语堂自以为经济上有了保证，就在临行前和廖翠凤完婚，廖女士下了花轿就登上了去美国的海轮“哥伦比亚号”。林语堂出洋留学的航程，就是这对新婚夫妇的蜜月旅行。

在“哥伦比亚号”上，同船有 62 位清华毕业生，包括桂中枢、钱端升、钱昌祚，还有像林语堂一样拿半公费的郝更生、吴南轩、樊逵羽等人。

在哈佛大学，林语堂就读于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布里斯·皮瑞（Bliss Perry）、白璧德（Irving Babbitt）、契特雷治（Kittrege）等教授的指导下学习。皮瑞教授在学生中最孚众望，林语堂的论文《批评论文中语汇的改变》一文，曾得到皮瑞教授的好评。

这些教授中，名声最大、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最深的要数白璧德教授。20 世纪初，美国文坛上曾有过一场剧烈的论争，白璧德就是其中一方的代表。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以传统的、保守的文化价值观对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反观。

白璧德和斯平加恩（Spingarn）的争论中，林语堂以巨大的热情比较研究了双方的论点。他以“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为座右铭，终于不肯接受新人文主义的观点，并自觉地站到导师的对立面，为白教授的论敌斯平加恩辩护。这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名教授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体现了这个“山地的孩子”无拘无束的一贯性格。

林语堂不是故意给白璧德难堪，因为，在林语堂的整个学生生涯中，凡是他所读过的学校，都留下了他向教师挑战的记录，他始终是一个独立不羁的“山地的孩子”。

哈佛大学对林语堂的吸引力，还来自那收藏丰富的图书馆。林语堂夫妇住在波士顿赭山街 51 号，就在卫德诺图书馆后面。房东太太告诉林语堂，卫德诺图书馆的藏书如果排列起来有几英里长。图书馆成了林语堂夫妇的乐园，除了上课时间外，他们都泡在图书馆里。因为穷，连买两张足球赛票也舍不得。别人在看戏看球赛，他们就从图书馆里借本书带回家来，用书本娱乐自己。

对于林语堂来说，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在那里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从中汲取知识，他认为这就是最佳的学习方法，他说：

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

把哈佛大学比作丛林，把自己比作在丛林中觅果的猴子，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第一学年结束时，林语堂以各科都是A的成绩，通过了哈佛的考试。系主任看了看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的成绩单，觉得让这样的优秀生关在哈佛的课堂里听课，等于浪费时间，系主任破例准许林语堂不必再上课，即可获得硕士学位。但是要他去德国的耶拿（Jena）修一门莎士比亚戏剧。

系主任的特许也并没有使林语堂高兴几天。因为，一件意外的事情完全搅乱了林语堂夫妇的兴致：一天，清华学校留美学生监督施秉元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取消林语堂每月 40 美元的奖学金。消息传来，简直是晴天霹雳，林语堂原想去责问，瞻前顾后，终于作罢。直到不久后施秉元上吊自杀了才算真相大白：原来施秉元在做股票投机生意，用克扣留学生奖学金的钱做资本，结果投机失败，送掉了性命。

祸不单行，就在取消奖学金之前，廖翠凤两次住院开刀，早已花完了那 1000 银圆的陪嫁。廖女士得的是阑尾炎，早在横渡太平洋时，便发病了。那时是慢性的，不急于马上开刀，但是痛苦不堪。廖女士天天在船舱里忍受病魔的折磨，林语堂在一旁爱莫能助。而同船的清华留学生们却以为这对新婚夫妇如胶似漆，白天还要躲在船舱里说悄悄话。他们一度考虑在夏威夷上岸治病，可是后来病痛逐渐减轻，他们决定冒险继续前进。到美国六个月后，病又犯了。这回可是急性的了，来势凶猛，不得不开刀切除阑尾。不料，手术后伤口感染，不得不第二次开刀。交纳了手术和住院的费用，林语堂口袋里只剩下 13 块钱，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赶紧去买了一大罐老人牌麦片，就靠这罐麦片，林语堂撑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林语堂的肠胃对麦片产生了逆反心理，永远也不想吃它。

奖学金取消后，经济上的危机迫使林语堂离开美国到法国东部的乐魁索去半工半读。那里的一个由美国主办的“中国劳工青年会”接受了林语堂的求职申请，并愿意为林语堂夫妇支付从美国到法国的旅费。困境中的林语堂为得到这个好差使而欣喜若狂。1920 年，林语堂夫妇动身来到乐魁索的“中国劳工青年会”。

这个机构主要是为在法国的中国劳工服务。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参加了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作为参战国，中国派遣 10 万名劳工到欧洲战场，任务是运送并埋葬死尸。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男劳动力奇缺，许多劳工仍在欧洲逗留。林语堂为中国劳工编写了识字课本。

林语堂夫妇打算在青年会工作一段时间，积蓄一点钱，然后再去德国完成学业。可是，林语堂既不会法文，也不会德文，所以，他一边工作一边刻苦自修德文。林语堂研究的是语言学，学习外文有窍门，所以，很快就入门了，居然能自己动笔给耶拿大学写德文信，申请入学。

旅法期间，林语堂的生活既紧张又艰苦，竟连著名的世界大都会巴黎都无暇去参观，只好在火车的车窗口，贪婪地捕捉巴黎埃菲尔铁塔等名胜的掠影。

他们到过凡尔登，德法两国军队曾在这里进行过殊死的血战，在那被炮火所犁过的土地上，曾吞噬了几十万生命。廖女士在昔日的战场上走来走去，林语堂以为她在寻找什么战争纪念品哩。一问，才知道，她想在遗弃的军需品中找双旧靴给丈夫穿。生活逼得这位钱庄老板的女儿已不羞于在外国拾破烂了。为了维持生活，整个留学期间，她经常变卖出嫁时母亲给她的首饰。但由于洋人不识玉器等中国首饰的价值，卖不出好价钱，廖女士心痛得很！

耶拿大学批准了林语堂的入学申请后，林语堂夫妇从乐魁索来到德国东部的耶拿。耶拿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故乡，一座美丽的大学城。耶拿和海德堡一样，是个颇有古风遗俗的小城。

自由自在的德国大学生生活，正是林语堂理想中的生活，他从中享受到了无穷的趣味。他和妻子手拉着手去听课，又手拉着手一同去郊游。什么时候把功课准备好，就随时主动请求考试，不存在上课、点名、请假、缺课等束缚。他们自觉刻苦读书，完全是出自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他们去参观歌德的故居，歌德探索知识的巨大热情使林语堂深受感动。但在德国文豪中，最使林语堂钦佩的却是海涅，海涅的著作使林语堂入了迷。

在耶拿大学读了一个学期，林语堂又转到以印欧比较语法学驰名的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

莱比锡大学的中国研究室的中文书籍非常丰富，林语堂为一所外国大学能有如此汗牛充栋的中文藏书而惊讶不已。同时，他还能从柏林大学借到所需要的中文书。

他充分利用了这些外国大学的中文藏书，继续他的文化“补课”：认真地研究中国的音韵学，不久，他便钻进了《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等古籍书中。

也许，这正是林语堂文化经历的奇特之处：他不是在中国文化古都北京而是在异邦莱比锡的学府里，熟悉了中国训诂名家王念孙父子、段玉裁和顾炎武等人的考据成就。

想不到一个中国人竟在外国大学的中国研究室为自己进行中国文化的“补课”，这实在是耐人寻味的逸事。然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莱比锡大学的那段经历在林语堂穿越文化“断层”的艰苦历程中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圣约翰“系”的“铃”，被莱比锡“解”掉了。

初到莱比锡，举目无亲的林语堂每逢休息的日子就和妻子去郊游。每星期到火车站附近的浴池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买些爱吃的点心，夫妇俩回家打牙祭。在莱比锡，林语堂曾受到过“性骚扰”。那是在莱比锡博览会期间，林语堂夫妇住在郊外，女房东是一个耐不住孤独寂寞的寡妇，近乎色情狂。博览会期间经常和一个男人同居，她向林语堂夸耀那男人有歌德的风度，还主动把自己和那男人寻欢作乐的细节宣扬出来。她平时以酒浇愁，喝啤酒，吃咸肉，不停地抽烟。还把自己写的情诗给林语堂看，存心勾引。林语堂对女房东的引诱置之不理。一天，女房东把挑逗升级了，见林语堂经过房门口，她突然假装昏倒，要林语堂扶她起来。林语堂灵机一动，急忙把廖女士叫来，请廖女士去照顾女房东……总算摆脱了干扰。

游学之年，是林语堂思维高度发达、学术突飞猛进的时期。在攀登知识高峰的征途中，林语堂是一个成功的登山运动员，但在社交生活里，他却是一个幼稚的学步者。幸亏他娶了个能干的贤内助，两人相亲相爱、相互依赖，才熬过了四年的留学生活。

廖女士是位称职的管家，不仅能实事求是地制订出保持收支平衡的经济计划，而且精打细算地安排着每一块银圆的用途，入不敷出时，她变卖自己的首饰。到欧洲之前，她已经精明地计算到德国马克大贬值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好处。当然，也有失误的地方，比如过早地卖掉美金，以致吃了亏。对外国生活习惯与社交礼仪的适应能力，林语堂远不如妻子。还在横渡太平洋的海轮上，廖女士对西餐桌上的礼貌规矩已经完全精通，而林语堂却总是弄不清该用哪只勺子喝汤，用哪只叉子吃鱼，并且一直记不住擦黄油的小刀是不可以放在桌布之上而只可搁在放面包的小碟上的。在喝酒或饮茶时，林语堂常把自己的杯子和邻座的弄乱，错拿别人的酒杯或茶杯，这在林语堂是司空见惯的。

由于廖女士的随时指点和及时纠正，已经使林语堂出洋相的次数大为减少。但要杜绝，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林语堂从不把此类生活细节当成一回事，出了差错照样心安理得。自然，有时所谓“洋相”是他俩共同的作品。最滑稽的事发生在哈佛大学绥尔教授家里。有一天傍晚，林语堂夫妇应邀去绥尔教授家赴会，响过门铃，女仆出来开门，问这两位中国留学生有何贵干，林语堂夫妇手持请帖，神气地回答：应邀赴宴。女仆不仅没有表示热情欢迎，反而一脸惊讶地说，绥尔教授今天没有邀请任何客人。这回轮到林语堂夫妇惊讶了，明明发了请帖，怎么不请客。于是，女仆和林语堂夫妇共同来验证这张请帖，这一回可是大家都惊讶啦！——原来是林语堂夫妇弄错了日期，提前一个星期赴宴！既来之则安之，林语堂并不急于回去，绥尔教授只好出来欢迎，绥尔太太赶紧准备晚饭，而林语堂夫妇也老实不客气地吃了一顿饭。

平时，廖女士洗衣服、做饭，林语堂躬任洗涤碗碟的工作。廖女士对丈夫要求严格，督促林语堂注意衣着的整洁，饮食方面，竭力保证林语堂的营养，对自己则不讲究。两人相敬如宾，许多外国人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兄妹，直到廖女士身怀六甲，大家才晓得他俩原来是夫妇。在外国，穷人最怕进医院，鉴于廖女士住院开刀的经验，林语堂夫妇不敢再在外国生孩子了，于是不得不决定回国分娩。为了在回国前拿到博士学位，林语堂在酷暑中日夜奋战，虽然忙得汗流浃背，但一向不怕考试的他丝毫不感到恐慌。

他胸有成竹地预测自己一定能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所以竟提前预订了回国的船票。林语堂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走出考场时，已经正午 12 点了。廖女士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闾而望。

“怎么样啊？”廖女士担心地问道。

“合格了！”林语堂兴高采烈地回答，答案早就写在林语堂那张欢畅的脸上了。

一个响亮的吻！廖女士顾不得自己是在大街上，情不自禁地用这种西方习俗来向胜利归来的丈夫表示热烈的祝贺！这也算是入乡随俗吧。

当晚，他们按预定的计划离开莱比锡，到威尼斯、罗马、拿波利斯等地游览两周，然后回到久别的故国。 UMOuDPmd6Nbxgm5vZRS6GqSPyg9eV2MN7SUdkJh0hot0q9t8wOLiFGK+lxFUsSQ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