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厦门—武汉—上海

厦门大学创办于 1921 年。林语堂来厦大时，学校已初具规模。全校分设大学部、高等学术研究院和国学研究院。大学部又分本科和预科，本科又分文科、工科、医科、商科、法科、教育科、理科，共包括 24 个系。文科下设国文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哲学系、历史社会学系。林语堂来厦大后，任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

林语堂是怀着为乡梓服务的赤诚之心来厦大施展抱负的。那时，他二哥林玉霖在厦门大学任哲学系副教授，弟弟林幽是外语系的讲师，而鼓浪屿又是廖翠凤的娘家。林语堂全家都住在厦大的家属宿舍里。

厦大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厦门岛，这座海岛上遍布山、海、岩、洞、寺、园、花、木诸种神秀，兼备民族风格、闽南特色和异国情调，有不少故垒古迹和历史文物，可供观赏。厦门大学位于海岛的东南端，背峰面海，山光水色，春秋早晚，变幻无穷。

林语堂陶醉在这良辰美景中了。他以为在厦大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全，可以大干一番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顺利，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林语堂、鲁迅等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校长林文庆、理科主任刘树杞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久，鲁迅、沈兼士、孙伏园等人先后离开了厦大，终于，林语堂也待不下去了 。

1927 年 3 月，林语堂离开厦门，乘海轮到达上海，然后又在上海金利源码头转乘江轮，沿长江溯江而上，到达武汉。

他是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再三邀请而去那里任职的。途经上海时，他去拜访了蔡元培。当时，正处于“四一二”事件前夜，国内局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宁汉对立的局面已十分明朗，蔡元培站在南京方面，所以劝林语堂留下，但林语堂却仍旧照原计划启程了。

林语堂在武汉任外交部秘书的 6 个月，是他一生少有的“衙门”经历。

1927 年 3 月，林语堂抱着为国民革命服务的满腔热忱来到了武汉。一下江轮，只见满街都是拥护三大政策的标语，武汉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工农运动，还在继续高涨。经过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多次交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后来，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当年，林语堂在外交部的地位仅次于陈友仁（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部长下面就是秘书。所以，秘书的职权相当于后来的次长或副部长）。1927 年 3—9 月，中国政局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时期，林语堂是在国民政府最困难的情况下，当了半年的官，或者按照习惯的说法，他“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绝不做政治家！” 这是林语堂跻身官场 6 个月的体验和教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贯穿了他的一生。从此，他视政治为吃人的游戏，没有吃人的勇气和吃人的本领，就不要去做官。他认为当官“属于肉食者”的职业，而他天性“属于吃植物的” ，所以不适宜从政。在武汉，他亲身经历了官场上的强食弱肉、明争暗斗以后，极端厌恶官僚政客的嘴脸，下决心永远脱离政治的旋涡，他发誓不再当官，无论是好官、坏官、清官、贪官。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政治都视为吃人的怪兽，像“斯芬克司”一样，他不再想尝试这种危险的游戏。

1927 年 9 月，他辞去了外交部秘书和由他兼任的《中央日报》英文副刊主编的职务。林语堂之所以辞职，一方面是“对革命深感厌倦”，不想再从政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是想干也干不成了。因为，1927 年 9 月，武汉国民政府迁移到南京，一下子就敲碎了许多政府官员的饭碗。

告别不堪回首的武汉，林语堂如释重负，然而，到哪里去呢？厦大是回不去了，北大也回不去了。因为 1927 年 8 月 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颁布“大元帅令”，下令取消北京大学，把北京大学和北京其他高等学校合并成“京师大学校”，由教育部部长刘哲兼校长，北京学界正在秽风腥雨之中……林语堂到哪里去呢？

1927 年 9 月，林语堂带着一颗到“异地探险”的童心，来到上海。

在对事业的追求上，林语堂永远是一个童心不灭的探索者。但这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精神探险者的全部家当，就是他手中的那一支笔。当过教授、学者、文科主任、英文副刊编辑，又做过政府高官的林语堂，这一次竟在三百六十行中选择了最自由的一个行业——自由职业者——他准备当专业作家，以写作为生。

10 月 3 日晚上，仪容端正、头发整齐的林语堂，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西装革履，兴冲冲地来到爱多亚路长耕里（今延安东路 158 弄）的共和旅馆里。问过茶房，林语堂就被引到二楼的一间木结构房间里，林语堂一进房间，鲁迅就赶紧站起来迎接……

原来，鲁迅和许广平于 10 月 3 日午后抵沪，在太古码头下船后，鲁迅不愿惊动别人，除三弟周建人之外，就只通知林语堂和孙伏园兄弟等最亲近的朋友。林语堂闻讯后立即前去拜访，成为鲁迅到上海后所接待的第一批朋友。

这两位《语丝》战友，自从厦门一别，已经有 9 个月没有见面了。当晚，畅谈到深夜。第二天上午，林语堂又来拜访。中午，由孙伏园兄弟做东，请大家到“言茂源”吃午饭。饭后，鲁迅、许广平和林语堂等人又一起去合影留念，这是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一张照片。

这张 6 人合影，就是社会上盛传的鲁、许的“结婚照”，参加者都是鲁迅最亲近的人。除许广平外，周建人是亲兄弟，孙伏园是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时的学生，孙福熙是孙伏园的弟弟，上海北新书局编辑，为鲁迅设计过《野草》和《小约翰》的封面。而林语堂作为合影者之一，足以表明林语堂和鲁迅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1977 年 3 月出版的《鲁迅》画册中，竟把站在许广平身后的林语堂和孙福熙两人涂去，6人合影变成了 4 人合影。

林、鲁两人都是在思路被“轰毁”的情况下来到上海的，而且都决定以写作为生，做自由职业者。这一选择，曲折地反映了相似的遭遇为他们造就了一种共同的心态。但在具体地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选择上，林、鲁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语丝》精神仍在他们的艺术血液里流动着。不同的是，到了上海以后，林语堂已不再像《语丝》时代那样“无所顾忌”地反抗“一切专断与卑劣”了，而是强调借助“幽默”的外壳来曲折地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反抗。而鲁迅到上海后，则把《语丝》时期一般性地反抗，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把自己的笔作为“匕首”和“投枪”。因此，文学对鲁迅来说，已变成阶级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对林语堂来说，文学只是个人的事业。这一深刻的分歧，注定了他们的友谊——不管曾经多么亲密无间——必定难以善始善终。所以，在林、鲁分手问题上寻找个人的责任（许多人已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显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偶然性的事件改变不了必然性的进程。

宁汉合流以后，南京的中央政府效仿法国的教育制度，成立大学院代替教育部的部分职能。1927 年 11 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院第一任院长，同时成立中央研究院，亦由蔡元培兼任院长。

林语堂深受蔡元培器重，被聘请为研究院的英文编辑，兼任该院的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处长。实际上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这是一个十分清闲的工作，待遇却非常优厚，月俸 300元，相当于一个有名望的大学教授的工资，这使林语堂的生活有了保障。但他也并不是唯一的受惠者，因为蔡元培同时还聘请鲁迅、江绍原等为大学院的特约撰述员，月俸也是 300 元。

蔡元培平易近人，说话总是声音柔和，待人谦和温恭，温文尔雅，是林语堂所敬重的长辈。蔡家在上海愚园路，离林家很近。每天早晨，两人同乘一辆小汽车上班。林语堂性格开朗，一路上总是谈笑风生，每逢林语堂侃侃而谈地发表各种见解时，蔡元培都是很客气地说：“是是，你的说法不错。”

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在上海亚尔培路 331号（现为陕西南路 147 号）办公。因为蔡元培的院长办公室也设在这里，所以在大门上就堂而皇之地亮出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牌子。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二层楼的花园洋房。进入楼房，迎面便是一个小厅，东侧有一大间放有沙发、收音机的休息室，也作会议室。后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不少重要会议都在此举行。从楼梯上去，二楼东侧的一大间就是院长办公室，蔡元培、杨杏佛等都在此办公。林语堂的办公室也在二楼，是一间极小的房间，里面放满了他收藏的元明善版书。

林语堂每天上午去亚尔培路 331 号办公，下午就闭门读书。他的生活极有规律，井井有条，他拘谨严肃又才气横溢，却又不是放浪不羁，更没世纪末的颓废情调。人们读过他的闲适小品文后，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他就是生活在小品文所描写的那种闲适的境界之中。譬如，他宣传“点卯下班之余，饭后无聊之际，揖让既毕，长夜漫漫，何以遣此。忽逢旧友不约而来，排闼而入，不衫不履，亦不揖让，亦不寒暄，由是饮茶叙旧，随兴所之，所谓或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言无法度，谈无题目，所言必自己的话，所发必自己衷情。夜半各回家去，明晨齿颊犹香”。但在上海时的林语堂是无缘享受如此闲情逸趣的。因为他平常不喜欢同朋友随便来往，也不欢迎不速之客去串门聊天。他把空余时间几乎全部花在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著作上。他实践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中国的格言。

1928 年 9 月，林语堂应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吴经熊的邀请，兼任英文教授一学年。

他教英文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凡是上过他的英文课，对他的特别教授法都印象深刻，终生难忘。那时的大学生常有逃课现象，学校当局则以点名来维持校纪。可是，林语堂上课从不点名，悉听学生自便。因为他认为高明的教员自然会吸引学生，他自信自己的学识和教学方法，能够比点名更有效。事实果真如此，林语堂的课，虽不点名，但学生没有缺课的，而且外班的学生还常常来旁听，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

考试是评定学生成绩的一种手段，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林语堂的英文课却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包括学期内和学期终的考试）。可是，到期末，每个学生照样有分数，而且他的计分标准，十分科学，同学们个个心服口服。他虽不举行死板的命题考试，但每次上课，实际上都在进行非正式的考试。他每堂课上都随时指名提问，或让学生互相对话，这就是他对同学们的测验、训练，也是考试。他更鼓励同学们自由发问。这样，学期结束以前，他对每个学生的程度和学力，都已有了准确的估计。林语堂的记忆力很好，全班 120 余人，上了三五堂课以后，几乎能认识一半，见面时能直呼其名。有时，对个别学生的功课情况没有十分把握，也绝不随意打分数，而是请他们到讲台前，略微谈上几句，然后定分。这种定分方法，可谓奇特，但学生们个个服气。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其公正的程度，还超过在一般用笔试命题来计分的方法之上。” 这样的打分方法，不是一般教员能使用的，因为除了学识上的条件外，教员必须为人正直，绝不徇私，否则，若以教员个人好恶任意评分，也就乱了套。

林语堂曾多次以受害者的身份，控诉现代教育制度的各种流弊，呼吁改革。东吴大学的英文课堂就成了他教改的实验室，他从不采用呆板的填鸭式或注入式，在课堂上他自由自在，笑话连篇，笑颜常在，“有时坐在讲桌上，有时坐在椅子上，双脚放在桌上”，边讲边谈。为增进同学们的理解和会话能力，他以英文讲解从报刊上摘录下来的文章，生动、有趣、实用。他从不一句一段地灌输，往往选择几个意义似同而实际不相同的英文词汇做详细比较演绎。譬如：中文的“笑”字，在英文中有许多词，例如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哭”字，在英文中也有大哭、假哭、饮泣、哀泣等种种不同的词。诸如此类，他会一一指出异同，并让同学们当场分别造句，或课外做习题。像这样启发式的教法，能充分引导学生的思路，扩大信息量，使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受益无穷。 D7StdMXoGUuaeoZajrpGyTkNQfczuHRY36AgkgoQE/R3r6rGnAP335ypejtz1X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