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飞机设计室

从1953 年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党中央制定的“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开始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首先发展重工业及国防工业的指示，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完成空军的修理与配件任务，并相应地建成修理厂；同时，积极地培养航空工业建设人才，有计划地与各有关工业部门协作，达到主要器材在本国生产，从而逐步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为建设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打下基础，为空军的发展创造条件。

为完成这一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党和政府就把航空工业摆在了重要地位，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给予了重点照顾。

2004 年，顾诵芬在他主持起草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世界航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战略对策》课题研究报告中进行了深入分析：

“航空工业是战略高技术产业，承担着国家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多重责任。

“航空百年发展历程说明，发展先进的航空器需要综合集成先进的高新技术，从其他科学技术及产业的发展中不断汲取营养而获得发展。同时，对相关科学技术产生着巨大的牵引作用。

“航空工业具有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高的突出特点。航空产品从研制到生产、试验和后期的质量保证及维护，涉及原材料及相关的加工与处理；信息与电子技术应用及元器件或装备的研制与生产；精密机械加工等关键技术；大型、超大型工件的制造及检测技术；飞行试验和环境、功能试验及对试验装备的特殊要求，等等。航空工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各相关学科及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

1956 年 8 月，《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以下简称《命令》）终于发布，决定从 1956 年 8 月 15 日起，在 112 厂、410 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任命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

叶正大是叶挺将军的儿子，他和叶正明是亲兄弟。1946 年，叶挺将军等人因飞机失事遇难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1948 年 9 月 2 日，党中央决定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由于父亲死于空难，叶正大、叶正明下决心要制造中国自己的安全可靠的飞机，兄弟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

《命令》确定了飞机设计室的主要任务：集中一批技术力量，一方面学习苏联的产品设计资料和有关的基本规范，掌握设计计算程序和方法；另一方面在工厂进行生产实习，熟悉产品的工艺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部件或整机产品的实习设计，为将来建设飞机、发动机设计所准备条件和培养干部。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横空出世。

从此，开创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发动机的历史。

2012 年 6 月，82 岁的顾诵芬在一次演讲中，回顾了新中国航空工业走过的历程，感慨万千。

“1956 年年初，党中央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要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制定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同志和飞机总设计师黄志千同志都参加了。他们回来后向党组建议，我们应该成立飞机发动机和仪表设计室。飞机设计室设在沈阳，由 112 厂代管，任命徐舜寿、黄志千和刚从苏联回来的叶正大同志来领导。为什么他们想到的是成立飞机设计室？因为我们受苏联的制约太多了。”

成立飞机设计室的命令一下，四局首先调徐舜寿、黄志千、顾诵芬和程不时四人到设计室工作。

为了避免安排家属等事务性工作影响设计室的组建，徐舜寿和黄志千都是只身来到沈阳。

四人中，顾诵芬与程不时同龄。程不时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从小也生活在南方。

1956 年 10 月 10 日，顾诵芬与黄志千、程不时三人离开了相对舒适的北京，北上沈阳，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这天清晨，他们到达沈阳时正下着小雨，工厂派了一辆卡车来接他们。

坐在卡车堆放的行李顶上，目睹着窗外的风光，顾诵芬心情却是十分舒畅而兴奋。因为去设计飞机，这是他的梦想，是他最喜爱的工作。

就这样，26 岁的顾诵芬从北京再次北上沈阳。

从小就随着家庭南北奔波，现在又从北京到沈阳来工作，虽然地理环境和工作环境有些变化，但顾诵芬并不感到有多大影响。

作为首批核心成员，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沈阳飞机工厂（今航空工业沈飞，简称沈飞）是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最大的飞机工厂，在沈阳北郊，不远处就是九一八事变中打响第一枪的北大营。工厂位于清兵入关前后金王朝的一座皇陵——“北陵”后面，与皇家陵墓之间是一大片茂密而古老的松树林，几百年树龄的松树郁郁葱葱。工厂的干部和工人都是从全国精选过来的。

“我到设计室以后，住进了 112 厂设计科技术骨干的宿舍。房间不大，已经安排了四个人，我的床位被安置在靠窗口暖气的地方。宿舍中间有一张大桌子，我们航模组的人就在这个桌子上把这套遥控模型飞机组装了起来。但后来工作忙了，遥控飞行就没有进行。” 顾诵芬回忆说。

一天晚饭后，徐舜寿与工作人员散步时，无意间发现厂区的一排小红房，房屋门前遍地落叶，墙上布满青苔，已然弃置多年。

在他们眼中，这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徐舜寿当即决定将这里改造成办公室。

当年参与设计室创建的胡除生、冯家斌回忆：

“飞机设计室办公地点是在 112 厂技术大楼三楼上，临时使用几间。办公室非常拥挤，从外厂调来的人员一律不准带家属，都是在单身宿舍，都在集体食堂吃饭。当时沈阳的生活供应，比起北京和南方一些城市还是较差的。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志都能以工作为重，忍受生活上暂时的不便，毫无怨言。为了解决办公室的不足，1957年在 112 厂的厂部大楼后找到了一排弃置多年的小红房，加以维修后，作为设计师的办公场所，这样才得以正式开展工作。”

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代设计师们就在这里摆开了“战场”。

“第一飞机设计室”成立时，距离我国仿制生产苏联喷气式飞机歼 5 的成功试飞才三个月。

这个时候，我国航空工业建立自己的飞机设计队伍的决定是高瞻远瞩和非常及时的。

可是，刚刚组建的设计室，真可谓是一张白纸。

顾诵芬后来回忆，一开始什么东西也没有，资料奇缺，真的是白手起家，徐舜寿给了一些钱，让大家上街去采购资料。“另外，看到好的东西都可以去弄点儿。”

不久，在徐舜寿的提倡下，设计室订购了 1945 年以来的英国《航空工程》、《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志》、《美国航空航天学会学报》等出版物。通过收集大量文献资料，飞机设计室很快成为国内航空科技资料收藏最多的地方。尽管当时的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但是徐舜寿仍然按照他心目中的飞机设计室的要求来设计办公室。

他要求把小间的屋子打通，变成大办公室，所有的制图桌都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他的位置在屋子的一角，整个办公环境一览无余，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可以协调解决。早年在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实习时，那里设计室的环境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对试验设备和办公设施也毫不含糊。比如绘图桌，就不是简单到外面选购现成的产品，而是徐舜寿和几个设计人员一起精心设计定制的，绘图桌有好几个抽屉，这样可以多放一些书籍、资料，还配有可放铅笔、橡皮、三角板的专用板，另外还有可存放描图纸的长形空间。图板可以在上面平放，也可以竖起来。这种绘图桌的设计形式，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算零件重量、测量面积用的求积仪等仪器，还有计算模线和强度需要的电动计算机等设计工具，都是买来的。徐舜寿很重视模线间和模型间，挤出原来小平房里的过道，建了模型间，还买了些手摇计算机。

这是徐舜寿亲自设计、带人打造的，有放书籍、资料的小抽屉，图板可以调整位置，很受大家欢迎。

数十年后，顾诵芬重回故地，看着自己当年的绘图桌，感慨地说：“真想在徐总的指导下再做一张设计图……” UlZZruVhtLe0/oNc9S9FJ/nx7cIBB0b/3et/hm8MVHwNQauMChzH5soCGe+p97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