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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7 月 26 日，沈阳北陵机场。
绿色的信号弹划破天际，一架银色的教练机呼啸着向跑道滑去，尾喷流卷起一片热浪，轻盈地飞向蓝天。
这架飞机的外形和内部构造与当时国内常见的机头进气的米格系列战机不同。两翼进气的整体设计、锋利的机头、棱角分明的机身，让人眼前一亮。
这次飞行，开创了新中国航空的新纪元，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迈入自主研制的新时代。
这架被命名为“歼教 1”的飞机，是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飞机，也是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从 1956 年 10 月开始设计到 1958 年 7 月首飞成功，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令世界瞩目。
更令人敬佩的是歼教 1 背后的设计者们。
年仅 28 岁的顾诵芬就是其中之一。
《航空工业科研发展史》对歼教 1 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歼教1飞机研制成功，是中国航空工业由飞机修理、仿制进入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开端，它标志着中国航空科研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言及歼教 1，顾诵芬感慨万千：“歼教 1 是新中国飞机设计制造史上零的突破，更是一种心理上的突破，是一个民族在历经百年屈辱之后重塑的信心。”
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作为亲历者，顾诵芬深知新中国自主设计飞机的艰辛与坎坷。
歼教 1 承载的东西确实太多了。这里面，既有勇毅与壮志、争气与奋发，也有聪明与智慧、创新与求索。这里面，既有汗水，也有泪水。
1954 年和 1955 年，世界和平大会在日内瓦与芬兰举办。在这两次会议上，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声浪成为压倒性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遭到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毛泽东审时度势，对世界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阵营都面临休养生息的问题，世界性大规模战争在 10 ～ 12 年内打不起来。立足于这样的判断，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八大的准备工作提议，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1955 年 12 月 5 日，中国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这个休战期，加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中国制定了《1956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但也就是在此时，中苏关系经历了一段不平常的时期，中苏两国关系由友好走向破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老大哥”对中国很友好，也很支持。他们派出大量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振兴科技、发展经济，也提供了不少用于飞机制造的资料，指导中国制造飞机。
据《新中国航空工业史稿》记载，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曾得到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支持。
1951 年 5 月 23 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中国航空工业局聘请 20 个苏联顾问和 100 名技术专家的合同。到 1952 年年底，航空工业聘请的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共 369 人，而且苏联还援助了大批设备、器材和资料。中国航空工业的广大职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虚心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先写正楷”，循序渐进，大大缩短了掌握技术的进程，赢得了时间。
徐昌裕说：“苏联专家在我们航空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起了很大的作用。……总起来说，1957 年之前，苏联还是给了我们不少帮助，促进了我们航空工业的发展，我感到这一点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但是，后来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们援助中国的原则也很明确：只教中国制造飞机，不教中国人设计飞机。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对于核心技术，任何一个国家用多少黄金都不可能买来。对此，中国的高层领导、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感触最深。
为了全面了解国外的军工产品的真实状况，党中央决定让赵尔陆带队前往苏联，四局派出一个分组随行。
1956 年 7 月，二机部部长赵尔陆率代表团赴苏，就我国国防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
赵尔陆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新中国首任将军部长之一。
1952 年，抗美援朝战争正激烈，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的保障任务急迫而繁重。这年 6 月，赵尔陆应召赶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让他负责组建第二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原来分散管理的军事工业。
由于赵尔陆自从参加革命后就一直负责后勤管理和武器军备，经验丰富、值得信赖，毛泽东就把新中国国防工业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
实话说，赵尔陆当时也是硬着头皮接下这个任务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也被战争破坏殆尽，这样的一个烂摊子，谁看了都不愿意接，但是赵尔陆没有一句怨言，挑起了重担，成为共和国首任军工部部长。1955 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次派赵尔陆赴苏，党中央、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这次谈判中，除了工厂建设项目外，又着重谈了空气动力、航空发动机、飞机设备等三个研究院的建设问题，以及导弹生产与航空工业结合，包括工厂和科研机构的结合问题。代表团曾三次提出参观苏联航空工厂和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苏方未予同意。
这一趟走下来，让赵尔陆感触颇多。
除了看到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之外，赵尔陆更意识到，求人不如求己，中国的国防工业一日不发展起来，一日就不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从苏联回来后，赵尔陆下定决心，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发展中国的现代军工业，落后只会被蔑视，只会被欺凌！
显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航空工业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居于重要地位，不能受制于人。
1957 年 9 月 6 日至 10 月 16 日，以聂荣臻副总理为团长、陈赓副总参谋长和宋任穷部长为副团长的中国工业代表团赴苏考察，四局又派出分组随行。此次主要谈判购买飞机及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空气动力、发动机、风洞等科研机构问题。同时，带去了关于飞机、发动机、磁滞电动机的设计资料，以及工艺、材料的选题等，向苏方咨询。苏方表示，要把中国航空研究院作为苏联研究院的分院处理，给予援助，但不同意我方参观米格-19、图-16 飞机及发动机工厂。
1958 年，中苏关系开始走向不和与抗争。
很明显，中国虽有飞机工厂，但实质上只是苏联原厂的复制厂，无权在设计上进行任何改动，更不用说设计一款新机型。
对于苏联专家，在一线工作的顾诵芬多次与他们打交道。他认为，应该说大部分专家，不管是局里还是厂里的，就是勤勤恳恳、实实在在地工作，他们对自己的责任比较明确，也是尽职尽责地完成任务。大部分专家都能做到把中国同志带出来，培养出来。但是，他们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在关键的技术上要留一手，也有难以配合的地方。
“他们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呢，基本上是他们要退役的飞机，没有新的东西。另外一点，他们比较霸道，给我们制造的飞机，我们觉得不合适要改，他们也不同意。
“他们让我们生产雅克-18 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5 高亚声速喷气式歼击机
等机型，给我们的图纸中，只有强度计算报告和静力试验任务书等，而没有设计飞机所必需的强度规范和气动力设计手册等资料。我们曾多次向苏方提出要《设计员指南》和《强度规范》，结果人家说‘没有义务教你们中国人设计飞机’。”
顾诵芬说：“有一次，南昌 320 厂在修理苏联的拉-9 型飞机时，自行制造了机翼。但因为没有气动载荷数据，不能做静力试验考核强度，我们就向苏联要数据。大概拖了一年多，他们才给了一张机翼静力试验的加载图。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中国建立设计室可以，但必须跟飞机工厂、制造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设计室必须建在沈阳。这个时期苏联航空工业的管理体制是，设计局掌握着设计权，主生产厂不能更改设计，扩散生产厂就更没有更改设计的权力了。”
很明显，中国的工厂就相当于苏联主生产厂的扩散厂。
比如，拉-9 的软油箱是装在机翼中用油绸一层层粘起来的，下面还粘一种泡沫橡胶垫着，在遭遇弹击时，橡胶碰到汽油就融化，可以自动堵住弹孔，燃油不致泄漏。但在我国，这些材料都解决不了。于是，320 厂将原设计改为金属油箱，结果厂里的苏联顾问不让装机，说是必须请示他们的飞机总设计师。这个问题由航空工业局写了报告给苏联航空工业部，半年后，苏联方面才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只是用于训练，这样更改是可以的。
当然，这些苏联专家之中，也有格局更大的人。他们不仅教我们出产品、培养人，还从主观上努力帮助中国在发展航空工业方面出主意、想办法。他们往往超出自己的责任范围，帮助中国，不怕风险，不计得失。
徐昌裕在回忆录中举了一个例子。这个表现最好的苏联专家总顾问，叫契缅科夫。
他有冠心病，在中国的时间很短。有一次，他到沈阳出差，冠心病突然在夜里发作，他随身携带的一个急救药盒恰巧不在身边，而是放在桌子上，他艰难地挣扎着爬到桌子上去取药时，把药瓶打翻在地。幸好当时一位姓张的翻译住在他楼下，听到上面哗啦啦的响声，赶紧上楼把药拿给他吃，救了他一命。这件事报给了苏联的领事馆，又传到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听说他已经 50 多岁了，怕他病死在中国，就建议换一个专家，让他回国。
“他很明确地多次表示：你们中国一定要自己搞飞机，光靠苏联不行。这是他同我谈的心里话。后来，1959 年还是 1960 年我去苏联时，到他家里做过客……”
晚年，徐昌裕谈到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时，讲道：“从苏联政府的政策上分析，一方面苏联是想让我们强大起来，让中国能够承担一部分军事上的任务，帮助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又要限制我们，不希望我们太强大，认为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这就是他们的基本政策。”
每一种飞机的诞生，都必须经过飞机概念设计和总体技术方案论证。我们难道甘心永远当生产苏联产品的复制厂吗？！
中国人要想有自己的飞机，第一步就要解决设计关。
这也是我国建飞机设计室的初心。
新成立的飞机设计室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设计一架自己的飞机。顾诵芬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设计飞机？对于这个问题，在具体技术岗位工作的我们更是深有体会。仿制而不自主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中国人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设计。”
新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空军，同样需要创建强大的航空工业；需要得到苏联的无私援助，更需要培育独立自主的航空科研和飞机、发动机研究、设计及制造的能力。
年轻的顾诵芬是幸运的。
他的这个想法与当时中国高层的决策部署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