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航空工业局

顾诵芬到航空工业局报到以后，被分到生产处。

此时，航空工业局地点在沈阳市民生街 63 号，生产处处长是徐昌裕。

据徐昌裕在回忆录中回忆：

“航空工业局成立时，先是段子俊任局长，后来就由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兼任局长，段子俊改任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另有两个副局长，一个是陈一民，一个是陈平。我任局生产技术处处长。1952 年 10 月，航空工业局改属第二机械工业部领导，由赵尔陆部长兼任局长。王西萍来了以后，便提拔了几个副局长，即我和陈少中，后来又调来一个副局长即油江。1963 年 10 月，成立了新三机部，由孙志远任部长，我当了第一生产技术司司长。”

到沈阳后，徐昌裕把顾诵芬安排在刘多朴任组长的制图组。

一到这个组，顾诵芬就赶上了画苏联雅克-11 飞机起落架图纸的任务。

雅克-11 是苏联雅科夫列夫设计局设计的一种活塞式中级教练机。单发、双座、下单翼，后三点式起落架。

对于刚刚大学毕业的顾诵芬来说，完成这样的任务困难还是很大的。

“首先是机械制图的投影体系问题。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是英美采用的第三象限法，而苏联标准是第一象限法。此外，还有公差配合、材料牌号等，都与自己原来学的不一致。再就是图纸上都是俄文，尽管技术资料文字内容少一些，但还是需要掌握俄语，才能搞明白。”

顾诵芬在读大三时，上海解放了，航空系办了俄文班，利用晚上时间授课。顾诵芬读过两个多星期，认识了俄文字母，知道了发音、拼写和简单的语法，也掌握了一些单词。俄文的问题比较好对付，遇到不认识的单词，通过查词典也还可以了解词义，难的是材料牌号和公差配合方面的内容。

组长刘多朴很有心，他在空军工程部工作期间就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他编了一本苏联的制图规范，是晒蓝的，其中对公差配合等有详细的说明。刘多朴虽然不会讲俄语，但通过自学认识不少俄文单词。他还邀请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宁佩，翻译了《苏联机械制造百科全书》中相关的两部分，一个是“苏联的公差和配合”，一个是“苏联的铝合金”，并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些为全组的工作提供了学习和参考。

有这样的条件，顾诵芬顺利地完成了第一项任务——翻译并复制了三四百张雅克-11 起落架的A4 图纸。为配合工厂的需求，任务有时非常紧迫，对年轻的顾诵芬是一种严峻考验。

有一次，米格-15 飞机液压系统中的压力卸荷阀坏了，飞机停飞，领导要求他们一个晚上赶出一二百张A4图纸。由顾诵芬负责画总图，零件图按照俄文原图分配给组里其他同志。当时，组里就六七个人，突击一个晚上终于完成了任务。

还有一次，哈尔滨 122 厂需要图-2 轰炸机炸弹舱门的图纸，但苏联没有给全，只能从空军备件库借一个舱门实物，就放在办公室里，他们通过测绘，绘出了图纸。

除画图外，他们还翻译编制标准件图册。

当时，苏联来的标准件不统一，各设计局采用的标准都不一样。虽然编制图册有一些困难，但顾诵芬还是承担了这份工作。图纸描完后，都由顾诵芬负责校对，最后刘多朴再审核一遍。

刘多朴经常对顾诵芬讲，画图一定要仔细，否则发到工厂，图纸中的错误会造成零件报废。刘多朴对工作极其认真，真是做到了精益求精。虽然顾诵芬尽量细心校过，但他还是能找出错误。

通过这些工作，顾诵芬对苏联用于制造的图纸体系、公差配合标准、材料规格及制造工艺方法等有了较多的了解。

此时，已经担任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的徐昌裕很有远见。他多次去苏联，每次回国，从不买个人生活物品，而是把钱用来买苏联空军飞机维护方面的书籍。当然，这些俄文版的书，都成为顾诵芬的宝贵学习资源。

航空工业局为学员学习俄文办了很多培训班、补习班，但顾诵芬从没有完整地参加过。顾诵芬学俄文，靠的是一本英文版的 Self taught in Russian （《俄文无师自通》），还有一本韦光华编写的《俄文文法表解》，再有就是一本美国人“二战”后编的《俄英化工词典》。就这样，慢慢地，顾诵芬可以看懂俄文技术书籍了。

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将诞生不到一年的中国人民空军推上了空战的战场。年轻的中国志愿军空军英勇顽强，喜讯很快传来，国内的报纸上巨大的标题写着《人民空军健儿强，首次接战显荣光》。这对顾诵芬影响很大，更加坚定了他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理想。

当时，中国空军不但装备性能和数量与敌军有差距，而且大多数飞行员的飞行训练时间只有十几小时到几十小时，最多不超过 100小时，更谈不上空战经验。但面对具有丰富空战经验的一流对手，他们不畏强敌，因敌制变，打一仗进一步，在反“绞杀战”中击落敌机 123 架、击伤 43 架，迫使其将活动空域缩至清川江以南，杀出一条被敌军视为险境的“米格走廊”。

顾诵芬深感身上的责任：志愿军空军勇士们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

顾诵芬一直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空军，再一次深深感受到飞机对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战略价值，深感肩上的重担和责任。

他认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制约志愿军作战的就是武器装备，尤其是空军。开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凭借空中优势，对志愿军运输补给线肆意破坏，战争初期仅有1/3的物资能运到前线，给志愿军作战造成严重困难。特别是为配合停战谈判，美军动用远东空军 80%的力量，实施了以摧毁朝鲜北部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绞杀战”，妄图用持续不断、全面猛烈的大轰炸，切断志愿军的后方补给线。

然而，令敌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志愿军物资运输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奇迹般地在朝鲜战场上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奇迹的创造，靠的是在空中与敌人“拼刺刀”的精神，靠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

“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这种精神！”顾诵芬告诉自己。

1952 年 4 月 5 日，航空工业局由沈阳迁到北京。顾诵芬随局机关来到北京。在制图组工作时，从保证修理需求到对零部件的仿制，从复制苏联图纸到调研、处理仿制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顾诵芬一步步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与飞机制造中的实际结合起来。

不久，顾诵芬参加由昝凌带队的仪表、电器配套调研。

昝凌是当时我国航空工业系统仅有的两位国家级一级工程师之一。他脾气好，平易近人，生活俭朴。昝凌带着顾诵芬等爬进米格-9、米格-15、雅克-17 等飞机的座舱里清查。通过清查发现，苏联来的飞机批次不同，所用仪表等也各有不同。通过这次调研，顾诵芬认识到，在学校学到的航空理论知识与实际有很大差距。如在上海交大学习的航空无线电知识都是原理性的，甚少有关于航空仪表的内容。他将这次任务看作一次补课，对飞机的系统构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当时，航空工业局机构调整，成立了飞机技术科，即第一技术科，主管各飞机厂的设计科及飞机制造的工艺技术问题，徐舜寿任科长，顾诵芬也被调到第一技术科当技术员。后来，顾诵芬加入新设计组，组长黄志千。

在第一技术科，徐舜寿、黄志千等已经开始筹划自行设计飞机的事。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飞机，只有一批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日本和美国战斗机。这些缴获的飞机中，有些还在军中服役，有些已经接近报废，无法使用。

这些退役飞机为我国的航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后来苏联方面又援助了一批飞机，并派遣了航空专家对我们进行指导。

顾诵芬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每个周末、节假日，兜里装上 5 元钱逛书店。刚到北京时，王府井南口有一家外文书店，八面槽还有一家影印书店，顾诵芬去得最多。他偶尔会找到一些讲航空技术或者其他相关技术的书，每次去总会有收获。有了这些书籍，在俄文水平有所长进的同时，顾诵芬也掌握了一些飞机构造方面的知识。

虽然在机关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顾诵芬并没有直接参与飞机设计，但他对飞机的构造和制造工艺已经比较了解，比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更切合实际，为以后自己从事飞机设计工作打下了基础。

顾诵芬曾这样回忆那段时期：“当时的航空工业已从修理、配造走上了整机仿制的道路，并开始了自行设计的萌芽，这是我们一致向往的。”尤其是在这里，年轻的顾诵芬遇到了徐舜寿、黄志千等当时中国最优秀、最权威的飞机设计专家和航空科技人才，这对他一生从事飞机设计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IDuOIHSs2H8s+MNTHvbP6Xt+FYvm37r3cnozj2bSMbb/RuyUAIYBLSgDs5v+sPy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