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诵芬大学毕业之际,国际风云突变。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在 8 月 27 日至 12 月期间,美国空军派出 328 次、共 1406 架次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严重威胁我国安全。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0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连续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问题。周总理在作结论时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建设航空工业。”
从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政府和人民深深体会到,装备落后就会挨打,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会受到侵略。为建设现代国防,使中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中共中央发出要建设一支现代空军和现代海军的号召。
而现代空军、海军的基础是国家的重工业。
然而,对于刚刚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来说,航空工业基础相当薄弱,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关键部件、重要原材料依赖进口,航空试验设施简陋,缺乏先进的试验手段,更不具备研究、设计、试验新型飞机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认识到航空对于国家的科技和国防的重要性。
1951 年 1 月,北京西郊机场。
元旦刚过,执掌新中国重工业部的何长工就率团飞往莫斯科,去找斯大林“拜佛”,寻求苏联对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支援。
临行前,前来送别的陈云调侃道:“你坐飞机上天了,我也要‘上马’了。”意思是,中共中央将要为航空事业筹集一大笔外汇。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异常惨烈,志愿军急需空中的掩护。踌躇满志的何长工没有让中央久等,经过一番舌战,苏联最终同意援助。
几个月后,国家决定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局在战火中诞生。
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就此启航。
而此时,国家的经济情况非常窘迫,百废待兴。面对国防建设的需要和资金短缺的矛盾,国家领导人下了很大的决心。毕业之前,顾诵芬和同学们听说,高层领导抛出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话:“哪怕是把裤子当掉,也要把航空搞起来!”
航空工业局隶属于重工业部,何长工代部长兼任局长。
白手起家的中国航空工业,就要大干快上,掀起改变历史的建设高潮了。
此时,国家紧急号召所有航空专业的师生赶赴东北,尽快开展我国自己的航空工业研究与建设工作。
这个号召正是顾诵芬期盼已久的声音。
这年 8 月,21 岁的顾诵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属于祖国航空事业的时代。从此,他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战争年代,空袭和轰炸,在顾诵芬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带着这颗种子,从青葱年少到意气风发,顾诵芬毅然前往冰雪飘飘的北国。
在大学攻读期间,顾诵芬见证了上海的解放,他敏锐地意识到,新中国的成立必将为中国航空的发展带来重大的突破。
顾诵芬说:“1951 年年初,到我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正碰上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所以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当时,我们学校的系主任跟我说,你就留在交大吧。我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建设形势是紧迫的,要放在首位。所以当时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题目呢,就是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毕业以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
一听说儿子要去东北,潘承圭一时接受不了。
顾诵芬本来打算毕业后留在上海,在交大教学。可是,突然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潘承圭心里没有一点准备。再加上前几年大儿子离世,她心里怎么也不能接受唯一的小儿子就这样远离自己去东北的现实。
“当时,叫我立刻上北京,所有交大航空系毕业生三天之内要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我是愿意出去走走,我不愿意在学校教书,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这个消息对母亲太突然,对她刺激太大。三天以后,我按规定坐了火车去北京,当时我父亲跟母亲都送我上车站。”顾诵芬回忆说。
“我离开学校的时候行李多,有一个大柳条包,里面全是书,各种各样的。我带来些什么呢?有一套B-24 轰炸机的飞行员手册,是我三舅潘承弼在苏州的旧书店里买的,他知道我在弄飞机,所以就买下来给了我。还有一本很厚的C-46 飞机维修手册,那本手册后来也用上了。当时,四局还负责修C-46 的运输机,找零件时没有依据,我这本书里都有,所以我带的书还是起了作用。
“我的习惯就是从我父亲那里培养出来的,就离不开书。我那个书箱特别重,大家都说,你怎么带这么多,太重,别人都不怎么带。
“反正与航空有关的书,我都买。但那个时候不怎么好买,上海没见过卖飞行员手册的,旧书店里没有,不知道苏州怎么会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是苏州人,回家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没用,就卖掉了,这样被舅舅买到了。”
儿行千里母担忧。望着儿子远去的背景,潘承圭禁不住泪流满面。父亲顾廷龙在日记里写下“舐犊之情,何能自已”“连日想念不已,9 月依然”“念儿殷切,心绪不宁”……
顾廷龙虽然也舍不得儿子北上,但还是以大局和孩子的前途为重。他在日记中还写道:“为事业不能为个人利益矣。”
回忆大学毕业后去北京报到时的情景,顾诵芬说:
“我的希望是能够从事飞机设计,却被分配到了当时重工业部的航空工业局(即四局),这是新中国刚组建的主管航空工业的政府部门。
“到北京站,重工业部的人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了原中法大学的校舍,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的位置。我们先到对面一个澡堂洗了一个澡,然后住进宿舍,一间屋子住很多人,床铺是用课桌拼起来的。大家觉得骄傲的是,一住下来,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就接见我们并作了报告。”
到重工业部报到后,一行七八个人一起到前门外航空工业局驻京办事处报到。
顾诵芬回忆说:“一天一夜的火车,没好好休息,困得不得了。张渺很厉害,干脆就在火车地板上铺上毯子,钻进椅子底下睡觉。下车以后,来接收的干部领着我们到旁边的澡堂洗了个澡,在那儿休息了。那时候,重工业部管几个局,除航空工业局外,还有兵器、船舶、电子等几个局,新分配来的人全在那儿集中,加起来有三四十个人的样子。
“晚上,何长工在中法大学的一个大会议室里接见所有到重工业部报到的学生。他讲了,得服从分配,国家需要这些人……
“航空工业局还需要再分配。那时候,航空工业局在沈阳,北京有一个办事处,设在打磨厂一个小旅馆里面。那时候,管事的是后来航空工业局的办公厅主任朱节,他负责与我们一个一个谈话,之后再定。
“北京不能留,因为北京就一个第四设计院,清华毕业的那一批学生全进了第四设计院,别的学校来的都往外放。
“当时,我母亲愿意我留在北京,因为她在北京也待过,希望将来我在北京工作,她有可能过来。但是我被分配到沈阳后,她断绝了这个念头,觉得不可能去了。”
办事处的同志本希望他们马上就到沈阳,但赶上东北发大水,火车不通,他们在办事处又多住了几天。
顾诵芬回忆道:
“当时,由于水灾,京沈铁路被大水冲断了。我们去东北前大概等了两周,才坐火车去了沈阳,到航空工业局报到。这么长的滞留使这批学生都有些不耐烦,有的甚至于有情绪了。当时的大学生出差是不能坐卧铺的,我们熬了一夜,到了沈阳八纬路 32 号,那里有个小院,是航空工业局机关所在地。段子俊同志当时是航空工业局的负责人,他出面接见了我们,告诉管行政的同志,把我们安排在沈阳最干净的旅馆休息,然后出辆卡车,摆上几个长条凳,领我们观光一下沈阳市容,最后送我们去北市场的一个最大的澡堂洗澡。经过他这样的安排,大家的烦躁情绪就消了一大半。
“晚上,他又召集我们开座谈会。桌上还放了水果、糖和茶。局里的各位处长都来了,向我们介绍了航空工业初建的大致情况。因为很多同志还要从沈阳分部到哈尔滨工厂,所以段子俊同志很亲切地问大家,来东北有什么困难。很多南方同学,特别是广东来的同学,表示冬天御寒是个大问题。段子俊同志很亲切地告诉我们,到了厂里以后,会向厂里预支钱做寒衣,后来果真这么办了。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海南人,是搞经济的,冬天,有一次我在沈阳最繁华的太原街上碰上了他,他戴着一顶很漂亮的皮帽,穿着一身整齐的棉衣。他说是厂里给预支款买的……”
顾诵芬 21 岁独自北上离家,30 个小时的路程相隔,一年回家一次。远在千里之外的挂念,让母亲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并日渐加重。
父亲写信给顾诵芬,讲到母亲思念他的情况:她晚上基本睡不着觉,整宿整宿地失眠,默默无声地坐在床上,想象着在外工作的儿子的饮食起居……
“由于她不断地在想我,造成了很大的思想负担,我父亲想了个办法,给她安排在图书馆里做抄写工作,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最终也没有用,最后转为抑郁症,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一个个悄无声息的漫长黑夜,都变成了黎明。但无法排解的心绪,一层层累积起来,把母亲困在了里面。
1967 年 8 月,潘承圭在忧郁中辞世,至死也未能等来忙碌的儿子。等到顾诵芬回到上海的家中时,人已火化。
要母亲,便不能要航空;要祖国,就不能侍奉母亲!
在母亲墓前,顾诵芬的那份心酸与苦楚,说与谁听?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直到晚年,提到母亲,顾诵芬仍是伤感无比,泪花闪烁:“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顾诵芬的夫人江泽菲回忆起婆婆,动情地说道:
“我婆婆身体瘦弱,人非常非常好,心地善良,性情温和。1939 年哥哥去世,对婆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951 年,老顾大学毕业,当时上海交大已经决定他留校,但他一心想干实际的飞机设计研究工作,报名到工业部门。那时他也没有及早给公公婆婆做好工作,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就这样很突然地离家到了外地,这对婆婆又是一个打击。以后她的精神就有些抑郁,整天茶饭不思,对着窗户盼儿子回家。……后来,顾衡
没有人带,所以只能写信让我去接回沈阳。孙子被接走,对婆婆又是一个刺激。……
“老顾在北京给家里写信,很快就接到了公公的电报,婆婆在一个月前去世了。当时公公给沈阳打了电报,但没有接着。所以,我们没有能够与婆婆见最后一面。老顾对母亲去世一直感到内疚。”
“我是独子,多年在外,没有尽到孝心。”回忆起母亲,顾诵芬深情中流露出几分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