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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大，顾诵芬也收获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真挚的情谊，而这种情谊伴随了他的一生，成为一种难得的精神财富。
“在参加我国的飞机事业中，我之所以能够尽一些力量，饮水思源，不得不感谢母校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帮助，以及交大当时教学制度给我的训练。”顾诵芬这样说。
在参加工作之后，航空系的老学长们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教育和引导了顾诵芬。
顾诵芬回忆：“1951 年 9 月，我孤身一人分配在沈阳航空工业局。原本离家远走是希望能搞自己向往的设计和研究。可是航空工业刚刚建立，主要任务是为抗美援朝修飞机。我的任务是给描图员校飞机配件图样。我感到这种工作不该由大学航空系毕业生来做，应该由搞机械的中专生来干，我远离家乡来干这种工作，想不通，而且情绪很大。当时我们的首长是徐昌裕同志，他也是在交大学航空的，他曾给我们介绍他参加革命的经历……
“在同一个处里还有刘鹤守同志。他是 1949 年毕业的，在学校里我们不认识，他当时是党支部委员。他看到我这种情况就主动来关心我，找我谈心。开始他认为我不安心工作是不愿干描图校对，于是他就引我去见黄志千同志，黄志千也是在交大学航空的……
“不久，又来了一位学长老瑞铿同志。他和刘鹤守同过班，是至交。他来后，我们同住一个大宿舍。刘鹤守同志给我介绍，老瑞铿在学校是空气动力学学得最好的，是曹先生最赏识的，可是现在工作需要，他来这里搞完全不是技术的人事工作。老瑞铿同志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乐呵呵的，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和那套杜兰德（Durand）空气动力理论已经一刀两断了，再也不去摸它了。他感到自豪的是那件土布衬衣，这是供给制的南方大学发给他的，因为这是革命的象征。这两位老学长煞费苦心地帮助我，可是我的思想老在反复。……
“后来，刘鹤守同志又耐心地帮助我。看到老学长们的榜样，我终于想通了，只要是党和人民的需要，就得认真去干。在那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制订各种飞机仪表特设的消耗定额及新机试制的工艺准备的计划工作，也增长了不少知识，对后来搞设计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刘鹤守同志对我的帮助是十分用心的，往往一个星期天花整个半天，在北海茶棚里边喝边谈，通过多次交谈，他对我完全了解了，并给我指出该怎么去干。1953 年下半年，我争取入团，请他当介绍人，他怀疑地问我，是不是真想通了？为了革命，敢于牺牲个人的一切？我说想通了，也下了决心这样干，他就这样当了我的入团介绍人。入团以后他还经常找我谈。”
1992 年 5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系友简讯》第 26 期，顾诵芬发表了文章《师友教诲杂忆》。在文中，他再次深情回忆道：
“我有幸参加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的设计，而且看到了它试飞成功，使我不得不感激教我的交大航空系各位老师和帮助过我的各位学长。……我的第一次风洞试验是马明德先生指导的，纪士坪学长协助的。在之后的工作中也得到了张汝煐、朱宝鎏、陈国钧、乔新、张达观、金兆丰、屠基达等诸多学长的帮助，也是常常在想念的。”
在《黄金岁月》中，顾诵芬还重点谈及了给他帮助很多的两位同学。
顾诵芬（前左三）与上海交通大学同学在一起
“我们班的屠基达同学，1994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原来比我高一级，后来生病了休学一年，跟我们一起毕业。毕业后，他在哈尔滨飞机工厂做修理工作，工作非常出色，被评为‘劳动模范’，担任设计科科长。1956 年，他到沈阳和我在一个飞机设计室工作……
“庄逢甘是我们老师一辈的交大校友，1946 年交大毕业，1950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交大任教，后来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教授。1950 年，他不在交大航空系教书，而是在数学系当副教授。我们想了解国外的情况，一天晚上他跟我们长谈了一次，收获很大。记得 1951 年我们毕业时，他也离开交大，到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去了，之后在哈军工教书。1956 年建五院的时候他到北京来了，有些高速空气动力学的问题我还向他请教过。他在美国就受到钱学森的教诲，回国后又在钱学森领导下搞空气动力学，工作非常出色，在航空科技方面作出很大贡献。现在神舟飞船的好多技术，都是他帮助解决的。”
顾诵芬感慨：“有幸从事自己从小就向往的祖国的飞机设计事业，衷心感谢交大航空系教过我的各位老师，以及帮助过我的学长们。交大航空系是永远值得铭记的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