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中国虽然是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但真正的国家形态，是形成于春秋时期的，之前的历史，包括西周在内，恐怕还是宗族公社式的。所以，我们读历史，讲文化，以至于研究国学，如果不了解春秋，那么一切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比起商代的甲骨文记载与东周的铭文记载，春秋时代流传下来的由各国史官编修的正史《春秋》，才是真正翔实地体现了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的发源。比起后世的二十四史，各国史官写《春秋》真正秉持了真实与客观的精神，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从不因任何逼迫与威胁而掩盖史实，比如著名的“崔杼弑其君”和“赵盾弑其君”，都是因为史官不畏强权而流传下来的。直到如今，《春秋》《左传》《国语》等春秋史书，仍然是中国史书中最经典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外国人常说没去过长城与故宫，就等于没来过中国；我说如果不了解春秋的历史，就不算真正地了解中华文明。

春秋时代的特色，概括起来其实就两个字，一个字是“乱”，一个字是“霸”。正因为“乱”，所以需要“霸”来维持秩序，但正因为大家都想要“霸”，所以才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霸中有乱，乱中有霸，乱得精彩纷呈，霸得波澜壮阔。

在春秋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天下非常混乱。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弱，王纲解纽，诸侯争强，先有郑庄公箭射王肩，后有楚熊通自立为王，昔日华夏民族的最高领袖周天子威严扫地，渐次沦为名不副实的“泥塑菩萨”。从此，春秋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序幕被缓缓拉开，旧秩序轰然崩溃，而新世界的影子，却还遥不可及，整个天下，陷入了一片混乱与迷惘之中。

但是事实上，周室的衰弱，只是礼崩乐坏的外因，真正的内因，源自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春秋为铜铁递嬗之时代，相较珍贵难得的铜矿，铁矿可说是分布广泛，价廉易得的铁制农具日益增多，代替了价贵的青铜农具与劣质的木石农具，农业遂日渐发达，人们逐渐摆脱了半农半牧的生活而定居下来专门从事稼穑，这就直接导致了人口膨胀，土地不敷使用，于是冲突日剧，无法疏解之下只好向四周的蛮夷戎狄发动战争以转移矛盾，拓殖耕地，争夺生存空间，同时在内部也开始改革田制、酝酿变法。

在这种情况下，华夏与戎狄之间终于爆发大战，申侯勾结犬戎入侵，周室东迁，日渐衰弱，再无实力统御诸侯，于是诸侯兼并，周礼沦丧，乱象横生，社会秩序大坏。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时诸侯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弑君逐君事件一百余起，基本每两三年就有一个国君逃亡或死于非命，于是东周列国急剧减少。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载 208 国，但到了战国初年，天下就只剩下二十余国了，一百七十多个都市国家就这样悲惨地被历史淘汰了，很多小国被灭后甚至连一点叹息都来不及发出。

好在，春秋时的战争大多是一种均势战争，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列国局势的均衡，所以战争虽多，但并不酷烈，大家都伏膺“适可而止”的道理，也都愿意遵从一定的上古军礼。这样的战争，与其说是厮杀，不如说更像一种游戏或竞赛。因此，同样是几百年的列国纷争，春秋时代的百姓过得要比战国与魏晋南北朝时的百姓好得多。

但这样的战争一般只发生在华夏列国之间，一旦碰上戎狄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就在华夏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四方的民族亦趁机交相入侵中原，很多实力弱小之诸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破家亡，人民离散，宗庙隳坏，社稷成墟了。

于是，在这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局面之下，人们终于抛弃了风光不再的周天子，转而期待各国诸侯中能出一位真正的大英雄，将已一盘散沙的华夏诸侯重新团结起来，攘除侵入中原的四方民族，带给天下新的政治秩序，为天下带来真正的太平。

这个新的政治秩序，就叫作“霸道”；这个真正的大英雄，就叫作“霸主”。

在中国历史上，其政治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二为霸者之政，靠的是恩威并施；三乃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

尧舜禹汤，用的是王者之政；春秋霸主，用的是霸者之政。本系列要讲的，就是春秋时代那些霸主，那些诸侯之长，他们是春秋时代的最强音，如果没有他们，或许华夏文明反会被戎狄同化，不复出现。学者王明珂甚至指出：北方混合经济人群南下争夺农牧资源，强化了南方周王朝诸侯国上层贵族之间的一体感——这是华夏认同的萌芽。“华”有众多或繁盛之意，“华夏”原与“诸夏”意义相同，指的都是一个“保护及垄断南方农业资源的认同群体” 。

换句话说，华夏文明虽肇始于王者之政，但其真正奠基，却靠的是霸者之政所建立的这个“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共同体”政治体系。

当然，“霸者之政”并不是一个绝对公平正义的政治秩序，霸主对于属下小国是拥有着强大控制权的，否则便要予以军事打击。但是当时，王者之政已然崩坏，强权政治更不可取，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权威、社会动荡、四夷入侵、弱肉强食的状态来说，霸道总比没有秩序要强。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乱中有霸，霸中有乱的霸权秩序之中，宗族公社开始瓦解，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社会经济与风俗礼仪开始了大变革、大变迁，唯理的思想更发展到顶峰。所以春秋时代的特色其实还得加上一个字，那就是“变”。即使不是面目全非，大概也焕然一新了。总之，当时各国都在这个霸道的框架下积极求变，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努力吸收新的资源、新的人才，以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竞争。

所以，只讲春秋是个乱世，其实很肤浅，春秋以前的夏商与西周，本就只是一个部族或城邦的联盟，与古希腊、古印度所不同的，不过是拥有一共同尊奉的共主（或盟主）而已，其实仍可称作是分裂的局面。事实上，正是到了春秋时代，这些分裂的城邦，才逐渐发展为列国，而这些分裂的列国开始向外扩张，收纳许多本来处于边陲的人口和资源，从而将整个华夏的范围扩大了。而且，正因为列国的战争、竞争与求变，各诸侯在政权的制度和结构方面互相模仿，以求更有效地掌握资源。互相模仿的后果是，到了战国晚期，列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特性几乎已经趋于一致，为秦汉郡县制度建构了统治的机制，同时也为秦汉真正完成天下大一统打下了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春秋时代为华夏奠基，中国将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地区，难以产生统一的国家与文化。比如新几内亚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它的人类历史也只有大约 40000 年，但它却有 1000 种语言，包括几十个语族，这些语族之间的差异要比中国 8 种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异大得多。而西欧在印欧语传入后的 6000—8000 年中，逐步形成或获得了大约 40 种语言，包括像英语、芬兰语和俄语这样不同的语言。还有印度，至今仍有 17 种文字，上千种语言。只有经历了春秋奠基的华夏文明，才可以将如此广大地域内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族群，在古代的民族大熔炉里迅速统合，并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

总之，春秋并非后世所谓“率兽食人”之大乱世，而是华夏大扩张与大趋同的时代，是边缘族群与华夏文明的大融合时代，是大融合大变革下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是伟大人物与伟大思想频出的时代。中华文化对于宇宙人生的伟大解释与答案，都产生于此时。伟大的哲人与圣贤，也都是此时的人物。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段充满了侠义精神与贵族风范的历史。它包蕴了我们遥远祖先的理想与信念，它包蕴了我们古老英雄的铁血与柔情，它粉碎了一个枯朽、僵硬的时代，它的精魂浴火重生，渗入神州的万里河山，最终孕育出了中华民族腾飞蜿蜒的图腾，千年后，依然华美绚烂，耀眼夺目。

说到春秋变革与春秋霸政，就不得不提到春秋五霸。关于这五霸具体所指何人，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直到今天还是莫衷一是。关于五霸组成的说法竟有十数种之多，归结起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七位是提得最多的，所以本书便决定以此七人为关键线索，讲讲由他们引领的春秋历史上最重要的七次时代转弯，每转一次，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就都在跟着变。齐桓公一变则尊王攘夷，中原诸夏有了攻守同盟；宋襄公一变则旧战礼崩溃，战争方式陡然激烈；晋文公一变则大国霸业建立，新型政治层出不穷；秦穆公与楚庄王一变则边缘族群纷纷融入华夏，主动接受华夏意识形态，使得华夏的外缘大大扩张，终于构成了我大中华的基本框架。

而到了春秋后期，当传统霸主疲惫的时候，吴、越两国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从东南的海滨小国迅速崛起，犹如直刺青天的两把利剑，造成了霸业迭兴的最后一个高潮。此时战国时代已将来临，而春秋时代的温情已渐渐消失，呈现出来的新景色，是血腥与残杀齐飞，国仇并家恨同在；匹夫一怒，血溅五步，君主一怒，血流千里；结果，春秋时代最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兵燹荼毒江南，壮士饮恨沙场，逃亡、屈辱、怨毒、暗杀、鞭尸、隐忍、阴谋、反间、背叛、自刎，这一个个血淋淋的字眼充斥在这段史简之中，简直就如一个暴力美学大师构思出来的影片，一次次击打着两千多年后我们的脆弱灵魂。但不管怎么说，它们的出现廓清了弥漫在东周的沉闷气氛，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它们如江河波涛，一浪高过一浪，跌宕起伏，带着一往无前的勇猛气势，冲向战国，冲向即将来临的新的大时代！

这一次，我们将走进春秋时代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四位霸主的人生，观察他们对社会转折的影响和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后续若有机会，笔者将接着讲述楚庄王、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的故事，敬请读者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