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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时，天下有三个传统大国，一个是西周开国第一功臣太公吕尚的封国齐国，一个是周武王同母弟康叔的封国卫国，还有一个就是周武王另一位弟弟周公旦的封国鲁国。由于周公旦既是周初宗室功臣，又是周朝礼乐的创立者，所以周成王特别赋予鲁国“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从此，鲁国一直以“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诗经·鲁颂·
宫》）作为周室第一强藩，震慑及管理着东方，并与周天子一同掌管礼乐、举行郊祀，地位超然。
然而，到了东周时代，由于齐国的崛起，鲁国渐渐失去了东方第一大国的位置，跌到老二老三的位置。后来由于齐国爆发两次内乱，鲁国迎头赶上，又成为齐国霸业的有力竞争者。更重要的是，鲁国和齐国比邻而居，又是齐国进出中原的必经之路，以二国紧密相连的地缘格局，爆发战争是迟早的事情，特别是在周庄王十二年（前 685），鲁国干涉齐国内政，出兵欲扶持与鲁有姻亲关系的齐公子纠即位，失败后，更导致齐鲁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齐桓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 684 年，刚即位不久的齐桓公为了立威，为了报去年之仇，更为了齐国的称霸大业，便派了齐国大夫鲍叔牙率领齐国大军前去攻打鲁国，齐相管仲虽然苦劝，但齐桓公一意孤行，管仲只好让他去碰碰壁。
齐国实力虽然比鲁国稍稍强一些，但刚刚经历数次内乱，急需休养生息，积蓄国力，齐桓公此时对鲁国发动战争，实乃不智之举。而且，周公当年为自己家族选的这块封地相当好，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时代经济与文化的东方中心。
历数上古时代的东方地区，河北平原河患严重，夷狄遍布，其大片湿地也不适合北方旱作农业；山东半岛则多山地与盐碱地，农业基础更差；洛阳与河南一带算是被夏商二代改造得较好的黄河湿地，但周王室又需要在这里设立东方基地；只有荥泽以东的鲁西大平原，离黄河稍远，水患不大，地是最肥的，交通是最便当的，所以少昊的大本营在这里，后羿立国在这里，殷商也曾在这里建都，农业商业基础都很好，鲁国这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桓公未免太心急了。
所以，鲁庄公特意精心挑选了一位猛将来好好敲打一下齐桓公，这位猛将就是中学语文课本里那位发表过“肉食者鄙”名言的曹刿。
既然曹刿不是肉食者，那么显然他也只是一个普通士人而非卿大夫，一个普通士人能当上军队统帅，大概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自西周以来，曹刿管仲等人是第一批，后来还会有更多。
齐国穿过泰山之东的莱芜山口，与鲁军在长勺
大战。齐军先鼓，鲁军阵形岿然不动；齐军再鼓，鲁军仍坚守阵形不为所动；等到齐军三鼓，曹刿发飙了，他大声招呼鼓手用力擂鼓，又大声喊道：“将士们，冲啊……”
结果，齐军大败而逃。
事后鲁庄公询问曹刿取胜之道，曹刿又发表了一通名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两军交战，有的时候就像两个人打架，先动手的不一定赢。何况齐军深入鲁境，士气本来就容易衰竭，曹刿抓住这个弱点，后发制人痛殴鲍叔牙，一战名扬天下，也为年轻气盛的齐桓公好好上了一节课。
然而，这个有关士气的著名战例并非曹刿所言那么简单。事实上，曹刿可以说是中国战争游戏规则的破坏者，甚至可以说是先轸、孙武等军事谋略家的先行者。
我们知道，春秋时期的战争本质上是贵族间的游戏（故城濮之战时楚军发战书曰“请与君之士戏”），平民是没有资格上战场的，这样既可以保证国家的正常农业生产（生产力落后，剩余价值少，没那么多农民可以做炮灰），也可让战争的损失被限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毕竟，贵族的命总是比平民更值钱的。况且，春秋华夏各国之间不是兄弟之邦就是姻亲之国，大家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国家民族矛盾，要打仗只是因为一些利益纠纷、面子问题甚至家庭矛盾。那么既然是游戏，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这就是所谓“战礼”。而按照“战礼”，交战双方必须要同时击鼓，同时进攻，以示公平。曹刿却没有遵守这套游戏规则，他故意三次不击鼓，让单方面击鼓的齐军傻呆呆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回事，然后突然击鼓出击，一个奇袭便取得了胜利。
所以不能怪齐人，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在诸侯中守周礼最为谨严，打仗时也最讲规矩，谁能想到这些守礼君子竟突然耍起流氓来，结果齐国一下子被打蒙了，措手不及，惨遭失败。由此可见曹刿真正的取胜之道是违礼耍诈，而非他战前所声称的“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亦非他战后所声称的“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
事实上，在长勺之战两年后，尝到便宜的鲁国军队又两次违反战礼而用诡谋取胜，一次是在战车上蒙了虎皮突袭宋军，一次是趁着宋军列阵尚未完毕而抢先攻击，这几次战争风格如此相似，显然都与曹刿这位军事诡谋的先行者有关。
而经此一役，齐桓公也算是明白了，齐鲁在军事上其实相差并不大，特别是当对方不讲规矩的时候，尤其拿他没办法。看来，有时候，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途径呢？管仲告诉齐桓公：可以用经济手段，也就是贸易战。
打贸易战，首要一个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资金，否则必败无疑。管仲改革一向提倡低税制。比如在重要的农业税上，齐国两年才征一次税，税率丰年 15%，平常 10%，歉收之年 5%，如遇饥荒，则免税。而在商业税上，其关市税率只有 1%到 2%。管仲认为，多收税对国家的财政未必是件好事。首先，税越多，国家要养的税吏就越多，花销就越大，这不利于官府运作；其次，古代的税收大多是“直接税”，它是有形的，是直接从老百姓兜里掏钱，有点像明抢，容易让百姓心生不满，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具体办法就是“官山海”。管仲让政府来垄断盐铁专卖，由此便可“寓税于价”，把税收隐藏在生活必需品盐铁之中，使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
“官山海”的收入，可一点儿不比直接收税少。
据现代考古发现，春秋是青铜向铁器过渡的时代，按照《管子》书中记载，当时礼器、兵器、木工用具普遍用青铜（美金），针织用具、农具、工具则多为熟铁（恶金）锻打而成。铁是重要的生产物资。齐国经济发达，冶铁业极为兴盛，只要把齐国官营的各种铁器的价格增加一丁点儿卖往其他国家，积累起来就是天文数字。
另外，天下人每日都要吃盐，盐是重要生活物资，而当时中原地区除了晋国的河东盐池，只有齐国临海专门出产海盐，其他国家都没有。
管仲于是给齐桓公算了一笔账：
当时齐国约有 50 万户，200 多万人，中原地区则大约有 2000 万人口。保守估计，至少有 1000 万人口消费齐国的海盐。平均每人每月食盐大概 3 升
，每升只要加价 2 钱，齐国每月可获利多达 6000 万钱，是当时齐国每月税收收入的两倍！
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就等于全天下的百姓都在给齐国交税吗？这便是“煮沸水以籍天下”，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收取无穷无尽的税赋，简直太好了。
更妙的是，由于盐是微量消费品，天下百姓并没感觉到齐国对他们的经济剥削，仍然孜孜不倦、无怨无悔地为齐国输送财富。至于在齐国国内，齐桓公因为外贸利润丰厚，完全不用担心财政赤字，这样就可以大量减免农业税与商业税，实现管仲的低税制。也就是说，盐铁价格的上升，不仅不会加重齐国百姓负担，反而让国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这就是管仲的“富治思想”：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手里有钱，老百姓手里有了钱，才会从官商那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从而又促进生产，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如果老百姓的钱都被高赋税搜刮走了，拿不出钱买东西，市场就会萧条，就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
需要指出的是，管仲在齐国搞的是盐铁专卖，而不是盐铁专营。齐国并不搞国家所有的工厂，因为管仲认为这样生产效率不高，而且有伤民生，国家要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管子·轻重乙》），所以不如实行包商政策，也就是将山海资源承包给民间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其具体办法是“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管仲不愧是商人出身，非常懂得如何与百姓互惠互利。一百多年前的周厉王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专山泽之利，结果弄得诸侯与国人皆起而叛乱，将这位失败的改革家踢下了王位。
事实证明，管仲的包商政策是符合国情的，后世汉武帝为了最高限度地提高财政收入，实行了盐铁专营的制度，与民争利，结果导致国民不满，民变四起，差点让大汉提前灭亡。而管仲之策，置十抽三，统购统销，既能让国家和百姓都能赚取巨额利润，还能控制盐业的销售量和产量，进而控制盐价，这是相当高明的举措，也是后世封建王朝最常使用的盐铁制度。
通过“官山海”政策，齐国在不压迫百姓的情况下，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有了这些财富，管仲就可以施展其手段，控制他国经济，进而控制对方的政治，如此，敌国尽在彀中，岂不比辛辛苦苦舍生忘死去打仗轻松得多，有趣得多吗？
齐桓公对管仲的提议很感兴趣，既可称霸天下，又不用战争流血，简直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这样的好事哪里找去！可是具体该怎么做呢？
管仲告诉齐桓公：鲁国丝织业发达
，跟我们齐国有一拼。现在，我们就要帮他们一把。君王您可以带头让齐国贵族们改穿鲁国生产的绨料衣服（绨是一种较厚的丝织品，质地较粗而表面平滑有光泽），还要带动鼓励全国的百姓都去买，让鲁国人大赚一笔！
齐桓公有点不解：仲父你没搞错吧，寡人是要制服鲁国，不是要他们富。而且这样搞的话，我们齐国的丝织业可要大受打击了。
管仲笑道：君王不闻“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乎？我们就是要让鲁国人先占便宜，再来对付他们！至于我国的丝织业，可以由国家收购丝织产品，绝对不会受影响，而且到时候会有大用处！现在，咱们就先让国内的丝织品完全依赖鲁国进口，这样一来，鲁国的农民就会放弃种田，全去种桑养蚕……
齐桓公一下子跳了起来，叫道：好，就这么办！
管仲与齐桓公双手紧握，齐声发出了阴险的大笑。
很快，齐国成了鲁国绨衣的海洋，世人还以为这是一场时尚风潮，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竟然是管仲的阴谋。
于是，鲁国绨衣在齐国成为紧俏商品，价格大涨。
然而，管仲不但没有提出反倾销政策，限制鲁国丝织品进口，反而派人去跟鲁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金；贩来万匹，给三千金。反正越多越好。
鲁国的商人怀疑地问：太宰为何要如此？
管仲笑着说：没办法，谁叫齐国百姓喜欢你们的产品呢？反正我们齐国人有的是钱，花都花不完，而且这样你们的财政有盈余，就不必向人民征收农业税了，这是双赢啊！
为了迷惑这些商人，管仲还收受了他们的提成，假公济私大赚了一笔。
商人们大喜，便开始大量养蚕种桑，并招工开织厂，源源不断地向齐国输送绨匹，以赚取巨额利润。而鲁庄公发现纺织品给鲁国带来了贸易顺差后，也大喜起来。
纺织业繁荣，政府的税收就多，税收多，寡人就可以大幅减免农业税，让百姓们过上好生活，如此国富民强，何乐而不为？
于是鲁庄公发布了大量优惠政策，鼓励全国百姓加入到发展丝织业的大军中来。
一年后，管仲派人到鲁国考察，发现鲁国已经经济泡沫弥漫了。农村人口全都毁粮种桑，城市人口则全改行开织厂，资金不够怎么办，找人借！现在，只要说是借钱搞丝织业的，债主统统放贷，丝织业现在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哪有还不起钱的！
这可真是全民大织鲁绨。鲁国大城小镇，几乎所有车辆马匹都被用来运输出口到齐国的丝织品了，街道上的灰土遮天蔽日，如同刮起了沙尘暴，十步之外都看不见人。
农业型大国鲁国已被管仲成功变为纺织业“发达”国家了，其经济发展速度增长得超快，快得都有点难以置信了。
好，时机成熟，鲁国人也该为他们的见钱眼开付出代价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切的繁荣，都是虚假的，都是泡沫，都是管仲的阴谋！
果然，齐使回来报告完情况，齐桓公立刻改穿齐国丝帛，并声称极其讨厌鲁绨，还放开国库，向老百姓与中原各国低价倾销之前囤积的齐帛，同时闭关，停止进口鲁国丝织品，停止向鲁国出口粮食。
两个月后，上行下效，齐国穿鲁绨的人已然绝迹，再过两个月，中原各国也很少穿鲁绨了。
十个月后，管仲再派人去鲁国考察，发现鲁国已经陷入了粮食极度紧缺的窘境之中，百姓饥贫，民不聊生，鲁绨堆积如山变成废物，丝织厂大批倒闭，鲁庄公什么税都收不上来了，政府财政赤字暴涨，鲁庄公无奈，只得赶紧命令百姓改种粮食，但短时间内粮食根本无法收成，结果鲁国的粮价竟然暴涨到一千钱，是齐国粮价的一百倍。齐国的商人趁机到鲁国高价出售齐国粮食，将鲁国之前卖鲁绨赚到的钱，加倍赚了回去
。
至此，鲁国农业完蛋，经济崩溃，百姓无法生存，只得逃亡，两年后，鲁国民众有十分之六跑到了齐国。齐国人口大增，越发强盛，而鲁国国将不国矣！
齐桓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 683 年，鲁庄公被迫归附齐国，齐桓公恩赐了他一些粮食，让鲁国勉强渡过难关。这是鲁国退出春秋大国行列的一个转折点，十余年后鲁庄公去世，庆父作乱，鲁国进一步衰弱，就基本上沦为中小诸侯了。而齐国则进一步强大，此后还依样画葫芦，用类似的方法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和宋国
，这就叫杀敌不见血，灭国不用刀，事实证明，杀人破国成本大，反噬也大，而利用贸易战控制敌国的经济命脉，也能将其安排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