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齐桓公即位后,为了齐国霸业,四处招揽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庭燎待士”。
这里解释一下,“燎”礼是周代最尊贵的仪礼之一,是天子和诸侯在朝觐、祭祀时的大礼,通常是用芦苇、麻秆、荆条等材料捆扎成束,浇以松香鱼脂,燎起火炬,称为“燎祭”。周人认为烟能通神,所以要点起烟火告知神明,表示自己光明磊落、勤政爱民。“庭燎”是在宫内筑台燃炬,通宵达旦,以为接待宾客之盛礼。
《诗经·小雅·庭燎》云:
夜如何其?
夜未央,庭燎之光。
君子至止,鸾声将将。
此诗讲的是西周明君周宣王勤政待贤之事,齐桓公学习周宣王,每夜坐在噼里啪啦的火炬的怀抱中凝神静气,敬待贤士。从夜未央一直等到夜未艾,从夜未艾一直等到夜向晨,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到黎明时分君子到达,这才熄灭庭燎,上朝见士。
又《礼记》曰:“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庭燎火炬之数要根据地位的高低来定。天子为一百,公爵为五十,侯伯子男均为三十。齐桓公为了求贤,竟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僭用天子之礼来待士,这一百个燃烧的火炬,都是他的一片求贤若渴之心哪!
从此之后,宫廷之内每逢大事,点满火炬就成为一种习俗了,不过后世的帝王这么做不是为了求贤,而是为了摆谱。
“庭燎待士”这个方法看似不错,但毕竟被动,所以齐桓公待了近一年,也没等来什么特别厉害的贤士。齐桓公很失望。
据《韩诗外传》记载,之后,在齐国东野,终于有个懂九九乘法表的野人来应聘,齐桓公哭笑不得,道:“九九足以见乎?”九九乘法表现在连小学生都会,但在两千年前还是相当高深的数学知识,会的人并不多,只是齐桓公要招揽的是政治人才,所以不觉得这是啥了不起的本事。况且齐桓公觉得,一个野人,一般也做不了官哪,即便要破格录用,让下面的官员来考察就行了,还用得着他亲自面试吗?
那野人却回答道:“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所以成其大也。”
对呀,如果寡人对个会背九九乘法表的野人都大为重用,那么还怕有更大才能的人不抢着来吗?齐桓公大喜,大大地礼遇了那野人一番,好一通炒作。事情传出,天下为之哗然,不到一个月,四方贤士云集而至。齐桓公很开心。
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次,齐桓公打听到一个叫稷的贤人,于是前去拜访,而且一天之内连续拜访了三次,竟都没见着稷,齐桓公的随从们气坏了,说:“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见,亦可以止矣。”然而齐桓公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士可以因为轻视爵位俸禄而轻视君主,但君主绝不能因为轻视士而轻视霸王之业,所以他一定要锲而不舍地拜访下去,直到见到贤士为止。
就这样,齐桓公最后总共拜访了五次,才终于见到稷,比刘备三顾茅庐还要耐心得多。
又据《韩诗外传》记载,有一次,齐桓公在麦丘
这个地方打猎,碰到一个八十三岁的老农人,一番交谈,齐桓公发现此老甚是有才,于是主动扶他上车,亲自当“司机”,将他载回朝中,礼遇有加,并将麦丘交给他治理。
再有一次,齐桓公出门去迎接宾客,管仲也跟着,在半途遇到一个衣衫褴褛、风尘仆仆的车夫,正在一边喂牛,一边敲着牛角唱歌。齐桓公听车夫歌唱得很悲伤,心里奇怪,便让管仲去召那个人来见。车夫见了管仲,只说了“浩浩乎白水”五个字,便不再言语。
管仲得了这句话后,百思不得其解,连想了五天都没想明白。管仲有个爱妾,叫作婧,是个聪明又博学的美人。她看管仲一副苦恼的样子,就问管仲怎么回事。管仲一开始还不想说,被她三言两语说动了,便说:“有个人见了我,跟我说‘浩浩乎白水’,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婧姑娘一听,立刻心领神会地笑了,说这句话本出自古诗《白水》,原文是:“浩浩白水,儵儵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定,从我焉如?”今译就是:“浩浩荡荡的白水呵,优哉游哉的鱼儿。国君来召见我,我将会从此有安稳的住处了。可是国家还没有安定,哪有我适合的地方?”
“人家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他是想做官呢!”
管仲听了这话,恍然大悟,赶紧告诉齐桓公。齐桓公召见了这车夫,细谈之下,发现此人居然是个农业方面的高级人才,大为高兴。
这个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宁戚。宁戚是卫国人,祖上是卫国公族,到了他这一辈家道中落,穷困潦倒,几乎比从前的管仲还落魄,后来他听说齐桓公正在大举招贤,于是替商旅赶车来到齐国,但苦于无门路,只得继续当他的“牛车司机”,同时在大街上进行“才艺表演”,以期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还有一种说法,说宁戚当时敲着牛角唱的,是下面这首歌:
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歌声悲切,其辞多有针砭时弊之语,齐桓公闻之大惊,对歌者产生了兴趣。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就没管仲什么事了。齐桓公听了歌,赶紧命人把宁戚请到车上,立刻吩咐车队回头,把宁戚载回宫中。
回到宫中,齐桓公先让宁戚去洗澡换衣冠,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向他请教,第一天谈如何治齐国,第二天谈如何霸天下。齐桓公对宁戚满意得不得了,决定立刻给宁戚封大官。可这时群臣却争相表示:“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国之大政非小事,不能轻易下决定,不如先派人去此人老家考察一下。
齐桓公听后断然拒绝:“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这话说得真有水平。所谓人无完人,谁都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齐桓公自己不也有私生活不检点的问题吗?看宁戚的身份和境遇,肯定少不了得罪人,一问肯定毛病不少,一考察肯定有问题,这时再给他封官,就不好弄了,若不给他封官,又实在可惜。正所谓用人不疑,何必掀人老底呢?这就是齐桓公一贯的用人态度:大处着眼,小处眯眼,不问黑白,只找好猫。
于是,齐桓公力排众议,当即命令给宁戚修建官邸,任命他为大夫,参与国政。
读史至此,笔者也得叹服,在两千多年前世官世禄、等级森严的贵族时代,齐桓公这样的君主真是天下难寻。
但是,齐桓公觉得这样求贤还不够,毕竟自己时间有限,哪有办法自己一个个去访求面试?所以管仲后来又为他想了个办法,那就是建立起一个选拔机制,以大范围、大规模选拔人才,这个制度叫作“三选之法”。
所谓三选,也就是三次选拔过程。第一选为乡选,由各乡乡帅主持上报;第二选为官选,即将“乡选”出来的人才放到官府里去实习,实习期满,由官府长官上报国君;第三选为君选,即由国君亲自面试“官选”出来的人才,如果的确有真才实干,便提拔为上卿的助手(上卿之赞),自此前途无量。
齐国的三选制度在春秋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西周时期政治稳定,贵族阶层也比较稳定,不仅国君和卿大夫是世袭的,各种官职也是世袭的,根本就不需要选官,但春秋以后,王纲解纽,大量小国被蛮夷灭亡,或被大国吞并,各国贵族内部也斗争激烈,导致大量贵族沦落为普通士人,他们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其中不乏贤才,只是被宗法制隔离在政治之外,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齐国是第一个开启这个宝库的国家。齐国的“三选制”可以算是当时最先进、最科学、最合理、最严密的人才选拔制度:首先,它确立了进贤责任制,规定各乡每年进贤,有贤不举荐,就是避贤,就要被治罪。其次,它的选贤范围极大,不仅包括贵族,包括士,甚至包括平民,打破了周朝根深蒂固的等级礼制,意义非常大。日后在汉代大放光彩的察举制度(孝廉、茂才),便是源于管仲的这个“三选之法”。
即便如此,齐桓公仍然觉得自己招贤的力度不够大,范围不够广,因为这样充其量只是争取到了齐国的人才,天下那么大,人才还有很多,齐桓公一个都不想放过。于是,他一口气派出了八十多个游士,让他们带上大量的车马、衣裘、财货,周游列国,引进天下贤士,为齐国所用。同时,这些游士也可以作为亲善大使交好各国,还负有打探各国情报的秘密任务,可谓一举三得。齐桓公作为天下霸主,也需要了解各国的动向,若发现某国朝局不稳、内乱渐起,他就可以立即派出军队对该国进行准确的军事打击。
总之,齐桓公的种种招贤之举,让齐国顿时人才鼎盛,一时无两,这样管仲就拥有了足够的人才资源组建他的“内阁”。令齐国称霸的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就此诞生了。
上卿管仲,立为太宰,亦称为相,全面负责国家事务,统领各部门长官,直接向国君负责。
大夫鲍叔牙,立为大谏,负责劝谏君王与监察百官。
大夫隰朋,齐庄公(齐桓公祖父)的曾孙,乃公族中的翘楚,他擅长交际,言辞雄辩,头脑清醒,刚柔相济,而且温文尔雅,进退合礼,非常有贵族气质,所以管仲让他担任大行,掌管齐国的外交事宜。齐国主要以外交称霸,隰朋可以说相当于管仲的副相。
大夫宁戚,农业、畜牧与建设专家,写有一部《相牛经》,大大提高了齐国的养牛技术,管仲让他担任大司田,掌管齐国农业。
王子城父,军事专家,长于行军布阵、鼓振士气,立为大司马,掌管齐国军事机构。
大夫宾须无,法律专家,长于断狱审判,立为大司理,掌管齐国司法机构。
大夫东郭牙,忠心耿耿,敢于直谏君主,不怕得罪齐桓公,更不怕得罪权臣显贵,亦立为大谏,掌管齐国监督机构。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这个人就是因陈国(虞舜之后封国,都宛丘,即今河南淮阳)内乱逃到齐国来的陈国公子陈完,齐桓公将他任命为工正,专管齐国的百工生产。陈国之祖曾为周之陶正,陈完对手工业管理还是很有一套的。陈完的后代正是后来代齐的田氏家族,田氏家学渊源,故能在战国时代继续推动齐国的手工业、商业高速发展。
以上这些人,为齐国的霸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行隰朋上任后,向各国派出常驻使臣,如季劳专使鲁国;徐开封专使卫国;曹孙宿专使楚国;审友专使晋国;商荣专使宋国;匽尚专使燕国,以结好诸侯,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从而大大提高了齐国的地位和影响力。隰朋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外交局势中,分析出什么是齐国志在必得的,什么是可以退让妥协的,展现了自己非凡的大局观;管仲死后隰朋还继任齐相,真是一个大才。
大谏鲍叔牙上任后,建立起了一整套官员考核制度,规定乡、县、属等郊内外官员一年一次来国都述职报告,善者留用或提拔,不善者罢官或问罪。
大谏东郭牙上任后,设立了啧室(啧,大呼也。啧室即国家纳谏机构),允许并鼓励国人对国家政事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大司田宁戚上任后,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配合管仲开展“相地而衰征”。所谓“相地而衰征”,即按劳动力将全部公田分配给农户(均地分力),在此基础上,按照土壤质量来分级,以此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不同税率的实物地租(与之分货)。“相地而衰征”打破了周代井田制的劳役地租制度(比著名的鲁国“初税亩”早半个世纪),大大削弱了齐国各地贵族的实力,调动了普通农民的积极性,同时提高了齐国中央的实力,为齐国的霸业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工正陈完上任后,开始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加强齐国军备。他派出大量采购人员,去各国收购先进的武器,带回来给武器专家研究,然后生产出更加先进的武器来,从此齐国的武器大大领先于他国。另外,管仲还建议齐桓公实施赎罚之法,规定老百姓可以用金属、甲盾来赎罪,用箭支来支付诉讼费用,这样齐军很快就“甲兵大足”(《国语·齐语》),得以频繁参与各类争霸战争。
大司马王子城父上任后,开始把提高齐国技击水平放在治兵的首要地位,大力提倡,不遗余力,并实施了“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管子·小匡》)等一系列方法,使得齐国全军都成了“武林高手”,搏击之术强于天下诸国。在春秋战国时代,齐军被称为“技击”,成为强大军队的代名词。
王子城父在历史上似乎没啥名气,至少不能称得上名将,但司马迁对他评价很高,将他与孙武并提,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城父),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史记·律书》)他之所以名声不显,可能与齐桓公常常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关。王子城父在战绩上乏善可陈,却在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方面贡献巨大,司马迁认为他是齐国兵法《司马法》的主要研究创作者之一,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