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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各大强国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如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魏国李悝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燕国燕昭王变法，而齐国虽有齐威王改革吏治，却并不见他怎么改革政治制度，那为何齐国能成为战国七雄排名数一数二的强国呢？
这是因为，齐国的变法，早在春秋初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就是管仲变法。管仲可谓中国变法第一人，梁启超先生甚至称赞他是“中国最大政治家”。后世诸葛亮也常自比于管仲，视他为自己的偶像。
通常认为，管仲在齐国主要进行的是经济改革，但事实上，他还搞了大量政治改革，比如重新划定行政区域，加强中央集权等。
周朝原本的行政区划很简单，以国都为中心，国都及周边称“乡”，国都之外的郊野则称“遂”。一般来讲一国有三乡三遂。但在管仲的改革之后，齐国把三乡变成了二十一乡，每个乡之下设“轨”“里”“连”等行政机构，三遂则变成了五属（又称伍鄙），每个属之下设“邑”“卒”“乡”“县”等行政机构，使行政管理得以打破过去宗法制度的层层分封形式，能直达每一人、每一户，从而形成了先进而完整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在春秋时代其他国家还处于封建领主自辖其地、行政效率低下阶段的时候，齐国已将原来具有独立性的血缘组织改变成地缘行政单位，形成了分级管理的雏形，这是管仲开创性的伟大成就。当然，这毕竟只是春秋初年，卿大夫的势力还很强大，所以管仲所委派的官员，只负责教化风俗与维持治安，并未触及卿大夫们的根本利益。直到三百多年后，秦国商鞅才将管仲的这套行政体系正式发展成了“郡县制”与“连坐保甲制度”，而齐国则在战国时代将该体系发展成了“五都制”，也就是将全国划分为临淄、平陆、阿、即墨和莒五大区域（其原型即是五属），体制相对灵活。战国时齐国被乐毅打穿后还能凭借即墨和莒二都复国，靠的就是这五都制。
除了政治改革，管仲还进行了军事改革，即在行政组织中层层建立军事组织，由国君直接控制军权。
在西周时期，军事组织是寓于宗族组织中的，每逢战争，封建领主以宗族家长的身份召集本族成员组成军队，跟着国君去打仗。也就是说，国家军队其实是由贵族私人武装组成。这不仅对君权是一种威胁，而且管理也很困难，更重要的是，齐桓公的前两任君王先后被弑，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所以，管仲大力改革军制，将临淄周边的十五个士农之乡作为齐国的主要兵源，农时耕作，闲时训练，战时参军，既是兵也是民，寓兵于民，既不影响生产，又可以宗族之情加强军队的凝聚力，终于将这些贵族私人武装逐渐转化成了有强大战斗力的真正的国家军队。有学者由此认为：“（管仲）以当时古代之国家社会状况，建立如此严密之军事制度而组训之，将周代兵农合一之制向前推进一大步，实可谓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古之军国主义。此法虽以现代国家，能斟酌实况而运用之，仍不失为极优良之方法。”
据《国语·齐语》计算，齐国的乡每乡有两千户，若每户出一人参军，那么这十五个士农之乡总共就可以征发三万“国人”为常备军。故管仲有云：“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横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
至于什么是“国人”？这里解释一下，武王伐纣之后，周以“小族临大邦”，故实行封建制，即周人与殷商降人去各地封土建城，其所建的都邑及周边地区就被称为“国”或“乡”，住在这里的周人与殷商降人就是“国人”。都邑之外，则被称为“野”或“遂”，居住在其中的人，就是“野人”，包括“亡王之后”、“戎狄蛮夷”和“流裔之民”。国人不仅共有宗族的土地与财富，且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力量与政治权利，是国家军赋与兵役的主要承担者，更是周朝政权的主要维护者，统治阶级贵族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统治才能稳定。所以国家每逢大事，如迁都、和战、出君、逐君、立君，乃至诛杀大臣等，统治者都要召集国人商议、盟誓，以形成共同决议。
许多贵族甚至还利用“施惠于国人”的方式，以下克上，成功篡权夺位。
至于野人，政治地位比国人低，不仅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而且也没有对外作战与分配到战利品的机会，只能为所属贵族助耕公田，并在军中担任后勤杂役。直到春秋后期，野人与国人一同混为编户齐民，才拥有了参军与做官的机会。所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士农之乡，只包括国人，不包括野人。
据史书记载，齐国这三万国人军队共分为三军，中军由齐桓公直接统领，左右两军由国氏、高氏两位上卿统领。显然，这个改革是不够彻底的，也为日后齐国的内乱埋下隐患，但以春秋初年的政治局面，由国君完全掌控全国军队是不现实的，管仲必须做出妥协。
管仲极力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事务纳入各级行政机构的管辖范围内，这就极大限制了贵族在自己采邑内的特权，且避免他们另立山头威胁君权，这样才能使得国君免于层出不穷的弑逆，同时加强国家意识，增强国君对国家的整体控制。这实际上是由领主统治向封建官僚统治转变的开端，在推进历史进程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别看管仲出身贫贱，功利又现实，似非仁厚君子，他胸中确有万千丘壑，只欠足够大的舞台而已。
齐桓公放手将国政全部交于管仲处理。在一般人看来，掌控权力对一个领导者而言非常重要，殊不知适度授权才真正重要。一个只知道控制权力的领导者，充其量只是一个政客而已，永远做不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管子》一书中，齐桓公有一句名言：“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
这就是齐桓公，真诚中带着幽默，却从不让人怀疑他的真诚。
另外，《吕氏春秋》和《韩非子》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有一次，某官员向齐桓公请示事情，齐桓公说：“以告仲父。”意思是：你找管仲去，不要来烦我。
于是那官员只好去找管仲，过了几天，他又有一件事请示齐桓公，齐桓公还是那句话：这事找管仲，别惹我，烦着呢！
如此三次，齐桓公手下的官员们都受不了了，纷纷议论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意思是说：你就知道叫我们找管仲，自己啥事不管，这个国君当得也太容易了吧，简直就是个甩手掌柜！
齐桓公听说了这件事，大笑：“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这就是学会授权后的轻松和惬意。
当然，这里说的授权是适度授权，而不是不分轻重，统统授权下去，有些权力是不可以随便授的，比如人事任免与生杀大权。国君可以将国家政务全权委托给那些专业的治国人才，自己除了各种军事、外交与祭祀活动，其他时间就可以轻松自在，因为他个人生活的自由并不会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这就是齐桓公与管仲政治改革中最关键的一项成就——宫府分离。后来汉代继承发扬了这种制度而使国家得到大治。
虽然如此，管仲的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往往受到种种阻碍。因为改革总会触碰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奶酪”，特别是一些位高权重的贵族卿大夫，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只要他们坚决反抗，管仲的改革必然泡汤。《韩非子·南面》就记载了当时新政浪潮下暗流汹涌的情景：“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管仲出行，竟要配备全副武装的兵车，以防备有人刺杀，可见阻碍之大。那么，管仲最终为何没有遭遇吴起、商鞅的悲剧呢？
第一，管仲的改革偏温和，往往以“循古制”的名义来进行，而且注重秩序和政策的延续，讲究因势利导，并不像商鞅、吴起改革那样暴风骤雨一般。
第二，齐桓公与鲍叔牙鼎力支持管仲改革，用最大的信任来回击那些反对者。
第三，齐桓公即位之前，齐国接连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与公孙无知被杀这两次非常态的权力更替，为管仲的改革清除了大量阻力，强横的公卿大夫们要么被杀，要么被废，要么被极力打压，而齐桓公与管仲上位后，让很多贵族恢复了权位，这些贵族久经变乱，也渴求国家的稳定与强大，所以愿意支持管仲，尝试变革，并为其提供助力。历史证明，成功的改革常在大乱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受到严重削弱与打压，给他们点甜头，他们就愿意做出改变。比如管仲将齐国三军中的左右两军交给国氏与高氏管理，这便是对利益集团的妥协与拉拢，这体现了管仲务实与成熟的政治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