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标题,很多人一定不信,一定会说,在中国古代那重农抑商的传统里还能产生伟大的经济学家?
事实上,重农抑商是商鞅和汉武帝一前一后弄出来的,在此之前,中国大概没有这种习气,否则无法解释中国古代的大商人大多集中在汉朝以前的现象,比如计然、范蠡、白圭、子贡、吕不韦……
以上这些人,恐怕都是管仲的徒子徒孙。一部《管子》,全是精深的超越时代的经济学理论。
当然,管仲身为大国宰相,忙得很,没时间写书,《管子》一书大概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他的徒子徒孙整理他思想而形成的著作。读完,人们常会有两种疑问。
第一,凯恩斯和亚当·斯密是不是偷偷学过《管子》啊?
第二,管仲这些先进的经济学思想是如何在 2600 年前出现的?
第一点我们无从查证,第二点管仲自己倒是回答了,他还挺谦虚,说这都不是自己发明的,是学习先贤的。什么先贤这么先进呢?管仲说是“燧人氏、单旗、泰奢、伯高……”
听了这些名字,是不是觉得智商受到了暴击?管仲这也太会扯了!当然,也不是他故意要扯,要知道,他要在齐国进行改革,必须搬出先贤来给自己背书,否则,以管仲那低微的出身,谁能听他的啊!
关于《管子》这本书,笔者就不展开来讲了,其思想博大精深,研究它的书籍也是汗牛充栋,没有几十万字根本说不透彻,所以笔者只提其中几个主要方面,只这几个方面,我们就会发现,齐桓公用管仲,若不能天下制霸,那简直不可能。可以说,管仲的出现,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质变性的飞跃。事实上,如果没有管仲振兴经济、强大齐国,辅佐齐桓公拯救诸夏于倾覆危亡之中,中华文明的走向或许会全然不同。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他认为管仲相齐造福了后世,如果不是管仲横空出世,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那么华夏百姓将穿上蛮夷服装,被蛮夷统治或同化,甚至整个华夏文明都会消亡。
孔子很少夸人的,他这也不是在夸人,因为这是事实。
现在我们就来简要介绍一下管仲在齐国的经济改革。
管仲经济改革第一步,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限制地方豪富的经济掠夺,并通过控制物价与税收,来灵活调节经济。同时,他刺激消费,刺激流通,对从别国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给予优惠政策。
齐国临海,有鱼盐之利,被称为“海王之国”
。但是从前这些资源都掌握在当地贵族豪富手里,他们利用自身特权,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造成市场混乱,民不聊生。所以这个局面必须改变,否则齐国的国力必将持续衰退,甚至走向经济危机。
管仲于是实行了“官山海”的经济政策。所谓“官山海”,就是把山、海资源垄断起来,山上出铜铁,海里产海盐,全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所以要进行管制,实行民间生产,但由国家统购统销,这就是盐铁专卖制度。管仲建立了国家粮库,保证国家财政稳步发展,保证鱼盐之利由国家专擅,“肥水不流外人田”。
此外,管仲还设立了管理物价的机构,通过官府采购和抛售,调剂物资余缺,平准物价。
司马迁曾言:“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史记·货殖列传》)所谓“轻重九府”,就是调节市场价格的九个国家金融管理机构。
所以后来管子这一门,在先秦诸子中也被称为“轻重家”。所谓“轻重”,最初就是指货币的购买力,小为轻,大为重。《管子》有言:“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所以国家必须根据国内市场的供需关系,利用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来稳定市场——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货币金融理论了。
此外,管仲还通过灵活征税来调节经济,比如说国家有大量的布,他就不再征布税,改为对原材料麻征税,麻价因为征税而暴涨,布价自然也就飞涨,这时候卖出去就能大赚一笔。而在对外贸易上,管仲也有征税绝招,如果外国商品质量高于本国,那就增加进口关税,降低其竞争力,控制其输入;反之,本国如有优质产品需出口,那就降低出口关税,增加本国商品竞争力。是不是感觉如今国际贸易那一套打法,都是管仲曾经使用过的?
事实上可以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完备国家经济观念的政治家。
管仲对内刺激商业经营,促进市场流通,对外降低关税,给予外国商人“稽而不征”的优惠政策,也就是只稽查货物入关,却减免关税、市税。对于生意特别大的商人,他还给予食宿免费、草料免费的待遇,甚至给提供五个仆人。最夸张的是,为了吸引商贾,管仲在临淄开设了大量妓院。据《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齐国本是东夷地
,民风开放得有些过头,宗室内部通奸乱伦都不足为奇,民间也上行下效。据说由于这原因,管仲竟成了中国古代妓院行业的祖师爷,逢年过节要摆出来当神拜的,俗称“老郎神”。据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倡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由此可见,管仲的确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只要能繁荣齐国经济、增加齐国财政收入,他并不在乎离经叛道。
齐国如此大力发展商业,实为中原列国之仅见,自然导致“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临淄成为当时最发达的商业城市。
另外,管仲发展经济,在客观上瓦解了宗法分封制的束缚,解放了人性,解放了思想,为战国时代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培育了丰厚的土壤。事实上,《管子》这本书便是诸子百家的先声。
管仲经济改革第二步,是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以大力发展工商业。
按《国语·齐语》中的记载,齐国有士农之乡十五个,这是齐国的主要兵源。每个乡领导叫乡帅,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军事长官,这叫军政合一。
除了十五个士农之乡,齐国还有另外六个乡,三个乡住工,三个乡住商,总共六乡一万两千户,他们通通不用服兵役,但也要“作内政而寄军令”,即以军事化管理的方式,聚居在一起,专门经商从工,并且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管仲认为,同一个行业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促进竞争,并可养成专业气氛,使人人安于本业,不见异思迁;另外大家购买相同的原材料,可以大宗购进,出货的时候则可以集中运输,既降低成本,也促进了商品流通。从齐国临淄故城出土的战国陶文来看,同一个姓的陶工,多聚居在同一个里或乡。陶文中带有“王卒左敀”(应是军事性质的编制)或“某市”(应是负责市场管理的机构)的字样,足见当时齐国制陶业已有了相当专业与规范的统一监管。
管仲创立的这个“四民分业”,是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可以说是世界上较早的社会职能分工与集中化生产,齐国由此有了更加细致的经济和区域分割管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专业化程度和劳动效率。今日各种金融中心与高新区,如美国之华尔街、硅谷,便是管仲这种经济管理思想的翻版。所以有学者认为,齐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
以丝绸为例,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都城临淄
,现在淄博的周村区,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丝绸业中心,商贸相当发达,号称“旱码头”。
另据《管子》记载,齐国商业之发达,其贸易不限于中国境内,甚至还发展到了朝鲜等东亚诸国,史学界有些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海上贸易航线”或者“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短短数年,管仲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他真是上天赐给齐国的宝物。在先秦各派思想家、改革家中,儒家太过保守,法家太过严苛,只有管仲刚刚好。
在《管子》中,还记载了管仲是如何打贸易战的,其经济思想之先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孔子尝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与其他春秋霸主不同,桓公能够称霸,很少靠军事力量,主要是和平崛起,其中“尊王攘夷”的外交旗号与大量经济手段起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管仲的经济头脑远超他所处的时代,甚至放到现在也不见得比哪个经济学教授差。他之前做生意为什么屡做屡亏,甚至“三辱于市”(见西汉刘向《说苑》)?显然是由于身处弱势地位。一旦他身处高位,整个天下的财富就开始源源不断涌入齐国,怪不得鲍叔牙对他的才能那么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