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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国梨渐渐长大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和维新思想之风日渐吹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时代。晚清，科技发达的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不由分说地轰开了自诩“天朝上国”的中国的大门。那时的中国，仿佛是一个长年深居古宅名园中的大家闺秀，陡然被粗暴野蛮而身强力壮的武士破门而入，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看着他们在家中长驱直入，翻箱倒柜，毫无一丝还手之力，也无一点应对之法。
这样的境遇，使得中华有识之士纷纷警醒，思考探索，中国为什么挨打？中国怎么了？中国怎么办？变法救国、洋务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总而言之，中国要改变！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颁行新政，废除科举考试，鼓励新学。
新学与西风，对于传统中国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读书人面临的新旧学制不同，读书人没有了科举这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倒逼着把视野向着更广阔的天地转变。因为穷酸书生不能再指望会作几篇八股，就能“治国平天下”了，十年寒窗、满腹经纶的学问，还是打赢不了洋人，拯救不了国家。鲁迅先生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但无路可走也终究要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于是，读书人开始或办报卖文赚取稿酬，或入新学堂留洋深造，或弃儒经商兴办实业，甚至投笔从戎走向革命。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的一潭死水，开始活了。
开始活了的，不仅是广大读书人的世界，更有几千年以来一直被包裹着的密不透风的女性心灵，她们的自由与民主意识，忽然间就像被春风吹开了百花一样，被吹醒了。教育权、恋爱权、参政权……这些词语，变得越来越耳熟能详，深入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心中，社会风习渐渐开放，女子开始要与男子争平权。不再任人摆布，不再成为男子的附庸，不再被包办婚姻，成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女性的坚定信念。
出走，对于那个年代的青年女性来说，是一个充满召唤的有魔力的词语。对于从小见过世面的汤国梨，对于心中已种下一颗读书种子的汤国梨，出走，这个念头更是强烈地在心中生发出来。要想让她与小镇上普通女子一样，到了年龄，择一户人家嫁过去，然后劳作、生子、老去……那是不可能的。
故乡乌镇再好，也已拴不住汤国梨志存高远的脚步。舅舅沈善保家中有藏书，常推荐书给汤国梨，她内心的世界越来越广阔，心里渴望求知、渴望新世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走出乌镇，去上海求学，成了那个时期汤国梨最大的理想和愿望，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掌握命运的主动出击，非同凡响。
她要出走，她要去读书。
读书求学的种子，在汤国梨的心底生根发芽。乌镇有学校，自古文脉兴盛，小小一个水乡，翰林第有两个，读书处有三个。而且那时候，茅盾读过书的立志书院，日日书声琅琅；舅舅沈善保创办的植材小学，也已经是新风吹拂，风气大开。
但是，乌镇没有女孩子读书的地方。后来成为中共“一大”卫士的王会悟，就曾经有过被立志书院拒绝的经历，而转身去读了嘉兴女子师范学校。小镇风气毕竟闭塞，这点就比不上近在几十里地之外的湖州南浔，因为辛亥元老张静江家的开风气之先，有了女学，还聘了石门县里嫁过去的才女徐自华为校长，连女革命家秋瑾都在那里当过教师。
那个时候，清朝统治已岌岌可危，革命浪潮此起彼伏，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了，光复会也早在江浙地区活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渐兴起，新式学堂和革命报刊也纷纷创办，许多有识之士都投身到革命潮流中去。小小的乌镇当然也受到冲击。这一切，更加震撼了本就胸怀大志的汤国梨，她认为自己应该学习知识，与男子一样报效祖国，不能再固守于孤陋寡闻的水乡小镇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汤国梨二十三岁了。对于女大当嫁，汤国梨已经抗争世俗好几年了。因为按常规，二十三岁的姑娘，早就女大当嫁了。但她是个内心有主意的人，当然不能走上这一条道路。她要出走，要读书，绝不能一脚踏上乡里大多数女孩子走的那一条寻常路。下定决心的汤国梨，终于鼓起勇气把心中的想法告诉了两位母亲。她要冲破女性闺阁的藩篱，她可以不谈婚论嫁，但她不能不读书，她要谋求独立自主的人生。
汤国梨是幸运的，两位母亲的开明远超普通的乡村妇女，她们理解女儿渴望到上海去，进新学堂求学的愿望。但现实的难题是，求学需要一笔可观的经费，而她又依靠舅父度日，并无余钱，这如何是好。思虑再三，她抱着一丝希望向舅父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得到舅父的帮助。深明大义的舅父沈善保看着这个聪慧而坚定的姑娘，点头同意资助外甥女到上海务本女学读书。就这样，汤国梨来到上海，踏上了新的人生征途。汤国梨是幸运的，能让女孩子到上海去读书，在当时乌镇这样思想意识略显陈旧的小镇，是很罕见的事。
就这样，在开明舅父沈善保的支持和资助下，汤国梨终于走出乌镇，只身来到上海，顺利考入了设在上海西门的上海务本女学师范科。
奔向上海的汤国梨，开始走向独立，迎来命运的革命。
中国女学的风气之先，首在上海。林纾的《闽中新乐府》诗云：“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早在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开办经正女学堂，拉开了近代国人自办女学的序幕。虽然经正女学只存在了短短两年，但毕竟是春雷一声，近代女子教育的世界再也不平静了。
1902年，上海吴馨在私塾的基础上，创办了务本女学，这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女子学校。凡是上海世家的女孩子，都喜欢到这所女学读书，这所学校培养出了不少的妇女社会活动家。
1905年秋天，二十三岁的汤国梨，摒绝媒妁，毅然来到了上海务本女学。在当时那个年代，在这个相对封闭的江南小镇上，一个原本已届婚龄的女子，敢于与世俗挑战，走上了一条追求自由、到大上海学习深造之路，这样的举动可以说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对于婚嫁之事，她日后回忆说：在和太炎结婚前，曾由我母舅介绍一留法后归国的唐姓青年议婚……当时男婚女嫁，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章法。在未确定前，我亦并未表示意见。迨有一内眷以阿谀口吻谓：“如无舅舅关心，将不易觅到此既有财产，又有文采的好对象。”我听了很气愤，觉得这是令人难堪的讽刺。
从小经历家庭变故，看到过世态炎凉的汤国梨一直自强自立，颇有主见，甚至自尊得有些敏感。在晚年写给孙儿章念驰的信中，她念念不忘早年追求读书的辛苦：“我早年丧父，而好读书，在旧时代女子都少读书，我是靠一本字典努力自修的，八岁时读过几首唐诗，依着这一点到二十岁左右学作诗。”
那个时代，能冲出家门去上学的女孩子，大都付出了异常的努力。
如汤国梨的同学袁希浩，不甘心做旧式的贤妻良母，毅然选择与“胸无大志又缺乏实干精神”的丈夫脱离关系，并在离婚后冲破阻力，前来务本女学读书。
又如，后来因鲁迅一篇《记念刘和珍君》而饱受抨击的杨荫榆（鲁迅先生讽刺她是“广有羽翼的校长”）也是汤国梨在务本女学时的同学。她当年的求学之路也异常艰辛。杨荫榆幼年被许配给一个低能、有智力残疾的少爷，她拼力挣脱了这一不幸的婚姻镣铐，才争取了重生的机会，而上务本女学读书，日后又成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的侄女杨绛先生日后回忆道：“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也许真是这次婚姻的经历对杨荫榆产生了无比深刻的影响，以致后来执掌北女师时，她像个老顽固一样做出了压制女学生爱国热情的行为，以至哥哥杨荫杭感叹：“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
与汤国梨前后期同学的，还有张謇的女儿张敬庄、张通典的女儿张默君，以及舒惠珍、谈社英、边境宏、范天德、沈仪宾、余庆裳、崔正华等后来在近代女权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这里提一下张默君，她在汤国梨的命运中很重要。相比其他人，张默君是相对幸福的女学生。张默君出生于湖南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张伯纯为前清举人，曾协助曾国荃督办两江学务，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临时大总统秘书。其母何懿生善诗词，有“海内女师”之称。在这个开明的士大夫家庭，张默君在成长历程中一直感受着来自家庭的温情。后来正是张默君父女的帮助，汤国梨成了章太炎的夫人。
作为上海滩新式女学生的汤国梨，以万分的热情，投入这个新世界中。在学校里她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和同样胸怀抱负的同学们纵谈天下大事，她开始投入社会活动，并开始以“影观”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诗词文章，“影观”之号，虽来自小时候父亲给她取的乳名“引官”，同音之词，境界竟是如此不同，汤国梨真是一个有着慧心巧思的才女！
裹着一双小脚的汤国梨，满腔热情地投入学习与社会活动中，而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的她，独自在上海终究也免不了对家中母亲与弟妹的思念。
所幸抱持的诗心词意，让她的愁闷、思念、孤独，都能肆意倾诉笔端。
新秋雨后，夜深漏静，她独立庭院，吟出“漏和残雨滴昏黄，萤火风飘上海棠。为爱新凉凝伫久，不知玉露湿衣裳”。
中秋佳节，月似玉盘，她作诗寄弟，倾诉亲情：“无酒亦无歌，奈此良夜何。鸱声啼古树，虫语泣残荷。风过花移影，云轻月敛波。凭栏一怅望，赢得别愁多。”
最是病中思亲恩，独自在外不免偶有抱恙，又逢清冷的寒食节，独在校中的她无比思念慈母，写《沪上逢寒食抱病校中》诗二首：
旅食江头火不青，
飘零空系故园情。
沉沉心事无人问，
独自搴帏望月明。
鹃啼花落感春光，
作客谁怜路短长。
一缕旅魂无着处，
相依慈母话家常。
然而，出走、成长、独立，毕竟是汤国梨笃定而无悔的选择。“一任旁人窥冷眼，自扶残醉倚晴窗”，那些偶尔冒出来的小女人的细微而曲折的离情别绪，青春愁思，并不是她的主流情绪。都说女人如花，汤国梨的清洁心性，就像她名字中的梨花般洁白无瑕，她温柔而坚定的内心，就如她一生钟爱的梅花，凌霜、傲雪、孤高、独自暗香。
“不愁风雨妒，一任春来去。空尽得真空，更无枯荣虑。”汤国梨用一首《题梅花折枝图》，写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与不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