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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后的杭州，建制为杭州府，乃浙江行省的省会城市。因向来是东南名区，入清后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亦为统治者所认识。自康熙时代起，最高统治者为了笼络江南，一次次沿着运河南巡。为了迎接皇帝的到来，杭州的市政、市河、江堤、海塘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修筑，客观上刺激了杭州城市的发展，抬升了杭州作为江南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北向有运河这样的交通命脉，东向有辽阔的大海，因水路交通带来的便利，杭州的工商业较明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此时杭州的丝织业、印刷业、棉布业仍是全国的中心，杭扇、杭粉、锡箔等手工业名扬天下，制药、制伞、制笔等行业也开始声名鹊起。为此，徽州人在万历《歙志》卷十《货殖》中就将杭州与南京、广州等并列为全国的大都会之一。就是这样浓厚的商业氛围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得“四方之商贾咸辐辏焉”，而与杭州共饮一江水的徽商就是其中的一支劲旅。
徽商在杭州主要经营盐业、木业、典当业、米粮业、饮食业、茶业、贩运业以及海外贸易等行业。因两浙是全国著名的盐场，食盐又是家家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获利最大，成为徽商竞相逐利的大宗买卖。但是，鲍贵、鲍思诩父子初来乍到时，着力经营的还是自己最熟悉的冶业。因了大环境的改善，方兴未艾的杭州手工业市场对铜铁器的需求也随之扩大。加之徽商生产出来的铁器质量上乘，广受欢迎。鲍氏父子同心，经过一番打拼，果然因此致富，积累了颇为可观的家财，初步达成了当初不顾风险也要出走徽州的意愿。
但是，根据鲍氏家族几代人得以广肆搜罗宋元善本、明清珍本以及后来大量的刻书来看，单纯地依靠冶业，恐怕还无法满足资金需求。为此，有研究者提出，到了鲍思诩主持家政后就转而“以盐业为生，并在盐业经营活动中，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和利润。他为鲍家的藏书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虽然还没有发现详细的文献以为佐证，但不妨聊备一说。
鲍氏家族，自鲍贵以来一直秉承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牵引下，鲍氏才走出了群山，在异地杭州寻得新的发展契机。他们经过两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积聚了可观的家产。但在当时如铁板一般的“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依然被认为是“清德未耀”，也就是其家庭还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这对于鲍贵和鲍思诩父子来说，无疑是一块心病。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中，传统的力量无比强大，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阶层区分，注定了不同职业的人群之间尊卑不同，贵贱悬殊。这其中，士始终站在社会阶层的上位。他们饱读诗书，谙熟律令，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国家机构的设计和管理中。因能直接掌握或左右主流社会的话语权，所以地位尊崇，为天下羡。而商人，即使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由于受到文化传统和政策体制的双重桎梏，始终处于四民之末，为正统士大夫所鄙夷。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轻利重义，说的就是这番道理。所以，和当时的多数徽商一样，鲍氏父子对典籍和科举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向往，“贾而好儒”，热忱地希望借此实现家族命运的蝶变，以便跻身士大夫阶层。
鲍氏的“贾而好儒”，同样也是从鲍贵开始的。他不仅自己有儒士之风，雅好读书，对儿子鲍思诩更是抱以很大的期望。这从他给儿子取的名字和字号中就可以看得出来。鲍思诩，字鸿远，号敏庵。据《说文解字》，“诩，大言也”。《康熙字典》注为“大也”。那么，“思诩”和“鸿远”就是希望儿子胸怀大志，志向高远了。诩字还有另外一个义项是“敏而有勇”，鲍思诩以“敏庵”为号就是从这里来的。无论此号是其父所取抑或鲍思诩自己成年后所加，那份为理想而果敢执着的意念和勇气都是显而易见的。
金天翮《鲍廷博传》说：“父思诩，凝众懋迁，好读书。”作为追慕风雅的徽商之子，鲍思诩因为得益于父亲的耳提面命，在子承父业的同时，对图籍的热爱与其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最终鲍思诩未能走上仕进之路，但利用家中的经营所得，开始大量购藏图书。据与鲍廷博同时代的吴长元所述，其“先世藏两宋遗集多至三百余家”
。这些“遗集”虽然未必都是宋版书，但鲍思诩的“佞宋之癖”以及对书籍的那份狂热之情无疑都将感染到即将出世的鲍廷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