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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鲍思诩、鲍廷博父子也试图通过科举成就一番功名，从而使自己和家族的社会地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为此，父子两人都曾多次参加科考，奈何均名落孙山。
据翁广平《鲍渌饮传》记载，鲍廷博“九岁就傅，二十三岁补歙县庠生，两应省试不售，遂绝意进取”
。
“就傅”，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四一《文艺十九·鲍廷博》
转录时作“就外傅”，也就是说鲍廷博九岁之前是在家里读的家塾，九岁开始才到外面的私塾去上学。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父亲鲍思诩多次科场失意后，从此心灰意冷，无心仕途，便将主要的心思转移到了生意上；二是他心有不甘，于是将全部希望寄托到了儿子的身上，为之物色了更为优秀的老师。
鲍廷博从小就“酷嗜书籍”，对书表现出一种本能的热爱，他“幼而聪敏”，敏而好学，而且博闻强识，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上文已经介绍，鲍廷博幼时就知道以好书投“性好书”的父亲之所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浸淫书香日久，自己也成了“少有书癖”的爱书人。
除了“幼而聪敏”，鲍廷博“又有至性”，而且从小即“知大义”，为此深受亲友及世人的好评。当时鲍思诩“饥驱四方”，为生计而奔波劳碌，以致无暇照顾年迈的父亲。鲍廷博小小年纪却最能体谅父亲的难处，便“恒以孙代子职”，在求学读书之余悉心侍奉祖父，替父亲尽孝，为此深得鲍贵的欢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鲍贵去世，鲍思诩遵照父亲生前落叶归根的遗愿，将其送回歙县西乡入土为安。鲍廷博自然要送祖父最后一程，于是跟随父亲一起回了一趟老家。祖父辈的这种方式无疑给鲍廷博上了极深刻的一课，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鲍廷博虽然出生和成长于浙江，却终身以“歙人”自居了。那种来自祖父辈强烈的乡土情怀在其幼年时已深深地扎根于心中。
因为路途遥远，鲍廷博青少年时代回老家的机会并不多。目前可知，除了这次送祖父归葬，还因为暂时没有取得商籍，按朝廷的规定曾回原籍参加过一次童试。
那是乾隆十五年（1750），这一年鲍廷博二十三岁。按规定，童试在每年的二月举行。童试，又称童子试，是明清两代参加科考的资格考试，应试者不论老幼统称童生。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只有院试考取者才可进入所在地的府、州、县学为生员，或称庠生、诸生，就是俗称的秀才。鲍廷博参加童试的详情现已不得而知，但根据赵怀玉《恩赐举人鲍君墓志铭》可以确定，鲍廷博顺利通过了这次资格考试，并成为“歙县生员”。对此，翁广平《鲍渌饮传》中记作“补歙县庠生”，文字虽略有差异，但意思却是一样的。
成为生员，亦即秀才，就意味着已经初步取得了功名，根据朝廷的规定也就拥有了一定的士子待遇。有清一代秀才的待遇虽不能与进士、举人相比，可实际享受的特权还是为一般老百姓所不及的。比如生员不受地方官吏管辖，犯了罪则归学官办理。如果犯罪情节严重，由地方选报学政，待革除功名之后方能治罪。此外，还有免田役、免差徭、免笞刑、赐廪膳、进阶缙绅等实惠。
对此，清初学者顾炎武曾在《生员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下之人犹日夜奔走之如鹜，竭其力而后止者，何也？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长官，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慕其功名也，保身家而已。
这些对出生于地位卑贱的商贾之家的鲍氏父子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借此可以“礼见长官”，进一步扩大官商合作，寻求政治庇护，最终实现“保身家”的目的，成为生员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