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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扬先生曾在《北京话初探》一书中指出：“北京话是北京人说的话。老北京话是老北京人说的北京话，新北京话是新北京人说的北京话。”
“老北京话和新北京话的区别主要在于老北京话保留更多的地方特色，保留更多的土话土音，而新北京话则更接近普通话，较少土话土音。”
“从20世纪50年代全面推广普通话以来，北京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在迅速向普通话靠拢。”
老舍以前的京派作家作品都是老北京话的代表，“今天我们提起‘老北京’，总离不开‘旗人’的形象；典型的北京话写成的文学作品，又多出自旗人之手，反映的是清代以来旗人的生活。”
而“在老舍先生之后，又成长起来一批很有成就的京味文学作家”
，“囊括了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苏叔阳、韩少华、汪曾祺、刘绍棠、王朔等作家写作的不同作品”
，他们“不但继承了京味文学的传统，也表现出北京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是一种新的京味文学”
，是新北京话的代表。
“北京话的渊源，或者说是北京话的发展史，是一个饶有兴趣但又难度相当大的研究课题。”
“这不仅是因为过去专门研究北京话的人不多，有许多问题还从来没有人探讨过，也不仅仅是因为对北京方言形成的历史尚无定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对北京话的研究，对北京方言发展史的探讨，都不能不顾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北京社会史和文化史。”
林焘先生（1987）、胡明扬先生（1987）和阎红生先生（1999）都通过对北京的历史和人文背景的研究来探讨北京话的发展，下面我们简单地加以概括和介绍，以求窥探北京话的发展脉络。
关于北京话的形成，有两个原因对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是民族长期杂居，二是人口不断流动”
。
周代初古代的蓟城（约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历经秦汉、魏晋、十六国、北朝至隋唐，在中国北方的地位日渐重要。
936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北京地区从此脱离了中原汉族的统治。938年，辽以蓟城为陪都，改称南京，又叫燕京。1153年，金朝迁都至燕京，北京首次正式成为一国之都。“辽、金建都北京，北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位迅速上升，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涌进现在的北京地区，原来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人和北方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加强了与中国东北地区的联系；另一方面，与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在政治上相对分离，交往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三百年之久。和外族语言长期密切接触，和中原地区的本民族语言反而关系疏远，这使北京话从一千多年前就处于和其他汉语方言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
1276年，元朝在燕京郊外创建新城——大都。从此，这里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此时的元朝实行民族分化政策，这种政策使得汉人一方面和契丹人、女真人保持相对比较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被迫和蒙古族人相杂而居。这样，北京话又开始和蒙古语产生了交融。“但是，两种语言（作者按：汉语和蒙古语）的接触是比较突然的，文化背景又相差较大，再加上时间还不到一百年，因此，蒙古语对元大都话的影响估计并不大。所谓元大都话，实际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民和契丹、女真等族经过几百年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到元建大都时已趋于成熟，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
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是“北京”之称的开始。“随着‘燕王扫北’‘永乐迁都’，大批江淮流域的人来到北京。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明朝初年采取了大量移民的政策来充实北京，移民范围从山西、山东直到江浙一带，每次动辄万户。……这些居民大大改变了北京的居民来源和人口结构。这时，和北京方言接触最频繁的已经不再是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而是来自中原和长江以南的各地汉语方言了。这是北京方言所接受的又一次大融合，在现代北京话的音系中留下了痕迹。”
1644年，满人骑兵大举入关，清朝也把都城选在北京，并且延续了近270年，这使北京话经受了又一次新的洗礼。满族八旗旗人对现代北京话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赵杰先生（1996）所说：“京腔的真正形成是在清初，京腔的创造者是往返于东北和北京之间满蒙汉军旗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辽金时期和更早定居在关东的东北汉人。从语言的外部因素来说，对京腔形成贡献最大的是清朝各级满族统治者和宗室、贵族；从语言内部的接触规律看，满语极大地丰富了京腔的言语库。可以这样说，没有满语底层的影响，今天的京腔是不会出现的。”
“清代是北京话定型并作为通用语使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