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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代汉语副词研究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些不俗的成绩。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副词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副词语法意义的内在联系、副词的特殊功能、副词的语义指向、共现顺序、内部分类及历史演变等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研究。
但是，汉语副词作为一种既简单又复杂的词类，其研究还很不充分，甚至很多人对什么是副词、副词的功能、副词的内部分类，以及与其他词类的区分原则等基本问题都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详见第一章第二节）。至于旧有副词为何会消亡，新兴副词又是怎样形成的，新旧副词之间的历时替换关系及源流演变等历时研究，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2005年，杨荣祥先生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近代汉语副词研究的专著——《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对近代汉语副词做了一个断代较为全面的描写和系统的研究。但近代汉语毕竟跨度很大，对其间的语言发展演变仍需做进一步更为细化的研究。蒋绍愚先生曾指出：“近代汉语也有将近一千年，里面也可以再分成几个阶段，研究者着重研究某一个阶段，也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和取得成果。”
学界对近代汉语时间范围的划定，至今未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近代汉语的主干部分是晚唐五代至明末。所以，杨荣祥先生重点考察的语料是晚唐的《敦煌变文集》、宋代的《朱子语类》、元代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元曲选》和明代的《金瓶梅词话》，并“希望通过对一些重点语料的调查研究，尽可能多地了解近代汉语中这些新兴副词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演变历史，并通过共时的描写和历时的比较，勾勒出近代汉语副词的基本面貌和时代特色”
。而对现代汉语副词的研究，最早应该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以后，对其重点关注的时间范围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而国内第一部汉语副词研究的专著——《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则直到2000年才问世。
这样，副词研究就留下了一段历史空白——清朝前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750—1950）。对于这段时期，研究近代汉语副词的学者一般不会“下达”，而研究现代汉语副词的学者也很少“上及”，因而它处在一种“两不管”的状态。当然这种空白，只是一种相对“空白”，还是有很多“点”的研究。例如，《论‹红楼梦›中的虚词“竟”》（何旦，1991）、《‹红楼梦›中“极”类程度副词计量考察》（杨梅、刘冬青，2009）、《‹儿女英雄传›的副词“索性”用法研究》（郑剑平，2001）、《‹儿女英雄传›中的程度副词述评》（武振玉，2003）等。但更多的是一种共时的描写，以历时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考察研究，还比较少见。“大家都知道，近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来源，研究近代汉语可以加深对现代汉语的了解。但是，从目前的状况看，多数近代汉语的研究者还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研究，没有通过近代汉语的研究来说明现代汉语的状况，或者从现代汉语出发追溯其历史来源。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基于此，笔者选取1750—1950年近、现代汉语之交的北京话副词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整体概貌、发展变化、源流演变做出尽可能详尽、翔实的描写分析。通过这种研究，一方面让读者了解北京话（1750—1950）副词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打通近、现代汉语副词发展的经脉，厘清近、现代汉语副词发展的脉络，以期成为“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和“现代汉语副词研究”的接合部、研究的枢纽和中转站。
同时，我们的研究也有利于丰富对北京话的研究。蒋绍愚先生曾就近代汉语和方言的关系做过如下评论：“和上古汉语相比，近代汉语有一个明显优势：因为时代不太久远，一些近代汉语的语言现象还会保留在现代方言里，不论是语音、语法和词汇，都是如此。近代汉语要充分重视现代方言，把死的历史资料和活的方言资料结合起来，这将为近代汉语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在汉语的诸多方言中，北京话只是其中的一支，但却是最具有语言学研究价值的一支。由于近数百年来北京所处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不言而喻，北京话作为一种地区方言，有着其他方言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中国的‘普通话’，与北京方言的关系要远远超过与其他任何一种方言的关系。”
“由于北京话的特殊地位，对北京话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将会成为汉语发展史的重要内容。”
但是，与北京话的重要地位相比，与学术界以及整个社会对北京话研究成果的迫切需求相比，我们对北京话的研究“还很不够，很不系统，很不深入”
。因此，我们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北京话的来龙去脉，加深对北京话的研究。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1750—1950年的北京话副词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但是一些个案和专书的研究还是存在的，它们对我们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一是概述研究。语法专著主要有王力《汉语语法史》、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向熹《简明汉语史》（下册）、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等。其中，太田辰夫在《汉语史通考》一书中针对《儿女英雄传》《小额》的副词做了简要的概述研究。
二是个案研究。这200年间，副词的个案研究成果相对较多，除了上文提到的四篇文章之外，还有马思周等著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白”》，詹开第《早期北京话的“直”字及其来源》，袁宾《‹儒林外史›中副词“竟”的引申义》，钟兆华《红楼梦“白”字来源探疑》，李思明《‹水浒›、‹金瓶梅›、‹红楼梦›副词“便”、“就”的考察》，顾义生《‹红楼梦›中“再”的一种特殊用法》，郑燕明《析‹儿女英雄传›中的程度副词“最”》，魏兆惠《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简直”“剪直”和“箭直”》《北京话副词“满”的来源及演变机制》《北京话“干脆”一词的演变》，等等。这些个案研究的成果大多以清朝著作中的某个副词或某类副词为研究对象，对其用法作平面的静态描写，也有少数是对副词历史发展及源流演变进行考察的。
三是专著。主要有三部：《儿女英雄传虚词例汇》（龚千炎，1994）；“第一部研究近代汉语程度副词的比较系统的专著”
——《近代汉语程度副词研究》（陈群，2006），这部著作主要考察了“明代、清代小说中出现的程度副词”
；《‹三言›副词研究》（张振羽，2012）。
由上可以看出，这段时间的副词研究是不很充分，也不太成系统的。研究的范围相对偏狭，大多是支离破碎的“点”的研究，“线”“面”结合的研究较少。
综上，可以说，近、现代汉语之交的副词研究还是存在着很大的拓展空间和研究价值的，也亟待学界做更深、更细、更新、更系统的研究，这也是本书的选题缘起。
本书的语料以《红楼梦》（前80回）、《儿女英雄传》、《正红旗下》（分别简称《红》《儿》《正》）为主。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
“在中国文学史上用北京话写小说的要首推曹雪芹（？—1764）。他所创作的旷世名著《红楼梦》不仅是古典小说的顶峰，也是运用方言写作的典范。”
此言非虚。“我国自明代起长篇白话小说兴盛，推动运用白话口语进行创作的文学发展新潮流奔涌向前，最早《三国演义》的语言还是半文半白，《水浒传》《金瓶梅》则启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儒林外史》用的是长江流域官话，到了《红楼梦》开始运用北京话写作，充分展现出曹雪芹非凡的语言艺术才华，他对北京话进行提炼加工，使《红楼梦》语言自然流畅，准确生动，兼具华美与朴素之长，达到炉火纯青的成熟境界，成为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于近世北京话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以至于20世纪40年代初，王力先生在抗战后方图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仅靠一部《红楼梦》就撰写出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富有创造性的著作——《中国现代语法》。
继《红楼梦》之后，满族作家文康又以北京话创作了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文康，字铁仙，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勒保之孙。主要生活在清道光、咸丰年间，据太田辰夫先生考证，《儿女英雄传》大约成书于同治五年（1866）到同治十一年（1872）。“文康所处的年代，北京话已经成熟了。如果说，《红楼梦》的语言是处在北京话没有定型的发展变化阶段的话，那么《儿女英雄传》的语言已经完全定型了，与今天的北京话没有多大区别。”
它的语言“是近代汉语的典范，是汉语文学语言已经达到成熟地步的标志”
。这部小说的北京味更浓，在语言运用上更加大胆，方言运用上也更加成熟。胡适先生曾在《‹儿女英雄传›序》中评论道：“《儿女英雄传》也用北京话，但《儿女英雄传》出世在《红楼梦》出世之后一百二三十年，风气更开了，凡曹雪芹时代不敢采用的土语，于今都敢用了。所以《儿女英雄传》里的谈话有许多地方比《红楼梦》还生动。”《儿女英雄传》中的北京话，历来被人们所称道。龚千炎曾评论道：“研究《儿女英雄传》的语言，可以上窥《红楼梦》的语言，下探当代的北京话，从中看出近代汉语（北京话）发展的脉络，现代北京话的源头，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形成。”
“《儿女英雄传》是《红楼梦》通向现代北京话的中途站。”
胡适先生更是发出“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
的赞叹。
擅长运用北京话写作的满族作家们，一代又一代辛勤探索着北京话的文学表现力，传播着京语教科书的影响。老舍先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五四”以来唯一享有“语言大师”殊荣的现代作家。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北京人，满族（正红旗）。他的小说，基本上是用他所熟悉的北京话进行创作的。他说：“我生在北京，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去糊口四方。因此，我在写小说和剧本的时候，总难免用些自幼儿用惯了的北京方言中的语汇。”
老舍作品中北京话的运用及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颇为世人所称道的。“满族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称赞老舍有‘学语言的天才’，文学家林语堂很喜欢老舍在文章中运用地道的北京话，认为：老舍是旗人，北京话说得俏皮那是不必说了。老舍的成功，更由于他有意识地学习满族先辈作家语言艺术的经验，锲而不舍地探索北京话的文学表现力，老舍大约有20万字专门讨论文学语言的文章，几乎涉及有关语言艺术的所有方面，在现代作家中是罕见的。”
剧作家曹禺更是赞叹：“他运用北京话的本领，更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晚年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在北京话的运用上，在幽默、诙谐的风格上，都堪称京味小说的代表作品。”
龚千炎先生就这三部著作的关系及研究价值作过如下评论：“《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镶红旗人，出身于累代簪缨的八旗世家，但也累获罪愆。这不仅使人想起了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老舍和他的《正红旗下》。三位作者都是旗人，小说都是用当时北京的口语，写的又都是他们各自大家庭的兴衰变化。从时间上看，三部作品又恰好各隔一个世纪：《红楼梦》反映的是18世纪中叶的北京话，《儿女英雄传》反映的是19世纪中叶的北京话，《正红旗下》反映的是20世纪上半叶及中叶的北京话。这不但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在汉语发展史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只要我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对《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正红旗下》进行比较研究，就能看出近代汉语（北京话）发展的脉络。”
鉴于此，我们选择《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正红旗下》作为我们重点考察的语料。此外，我们还选取以下作品作为辅助语料。
一是《老舍合集》，以下简称《老》，选取《老舍文集》《老舍剧作全集》里的作品，自制而成。包含《骆驼祥子》《二马》《火葬》《离婚》《蜕》《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小坡的生日》《牛天赐传》《文博士》《鼓书艺人》《猫城记》《茶馆》《龙须沟》《残雾》《春华秋实》《方珍珠》《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西望长安》等21部作品，共计160万字左右。
二是《王朔合集》，以下简称《王》，自制而成。我们选取了《王朔文集》（纯情卷、挚情卷、谐谑卷、矫情卷）中的《编辑部的故事》《痴人》《动物凶猛》《浮出海面》《给我顶住》《过把瘾就死》《空中小姐》《刘慧芳》《懵然无知》《你不是一个俗人》《千万别把我当人》《人莫予毒》《玩的就是心跳》《顽主》《枉然不供》《我是狼》《我是你爸爸》《无人喝彩》《橡皮人》《许爷》《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点正经没有》《永失我爱》等23部作品，共计120万字左右。
三是国学宝典数据库。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一是共时描写与历时研究相结合。首先，对这200年北京话的副词系统做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分类和描写。采用静态描写的方法，穷尽式地调查所选语料中出现的副词，进行整理、分类。其次，对不同著作中出现的相同副词做历时的考察。针对200年副词所表现出来的细微变化，做细致、审慎的分析和解释。
二是运用统计的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随意取例到定量分析，这是古汉语语法研究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本书借鉴语料库语言学的一些方法，把传统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用定量分析的结果来验证定性分析的结论，以求准确。
三是借鉴现代汉语副词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来研究北京话副词，如语义指向、虚化机制等。力求通过共时描写、历时研究、理论分析三者的结合，研究总结北京话副词的特点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