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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凤凰卫视的著名栏目《一虎一席谈》与各路专家论元宇宙的未来，最后大家的分歧就在于，支持元宇宙的都在讲生产力问题，反对元宇宙的都在讲生产关系问题。元宇宙带来全球财富的再分配，我们不能变成被分配、被掠夺的一方。
2021年提出的元宇宙，其实就是“互联网+”的升级版，或者说是某种新形式的“互联网+”，属于新一代的网络运营模式。但只要是网络就有负面的东西。“互联网”和元宇宙是科技的进步，我们要拥抱科技进步、适应科技进步，但其误区我们也要分析。
对国家的发展而言，科技非常重要，但科技不是一切，科技的领先对分配人类财富的定价权来说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科技是生产力，但不是分配力。我们在分配上是有立场的，元宇宙还处于发展初期的技术赚钱阶段，而“互联网+”已经到了成熟阶段，很多负面问题已经出现，比如，大数据杀熟、平台的垄断扩张，都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现在“互联网+”赚钱靠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改变了原来的分配规则，在新规则的博弈下，我们要思考怎样保住民族的核心利益。
科技对产品的影响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提高性能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是创新功能。产品的新功能实际上是科技创新的结果，创新带来的财富分配与价格产生的财富分配不同，而且即使是创新的东西，到底价格如何，依然离不开定价体系。定价权，不针对科技创新所带来的进步，而针对科技导致的成本因素和对创新的价格确定。我们在分析科技对世界财富分配的贡献层面，必须把二者区分开来。对元宇宙现在只谈生产力的促进，不谈生产关系的剥削和再分配，是有问题的。
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打破对科技决定财富分配定价权的错误认知。在中国经济不发达的时候，外国人说我们只能做初级产品，而他们的技术产品卖高价；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他们最初级的铁矿石却卖了天价。网络创新是当今世界最热门的领域，网络当中最赚钱、最有影响力的并不是技术最好的公司，而是应用最好的公司，是创造了商业模式、应用模式的公司，他们控制了人们生活习惯中与流动性有关的东西。流动性有狭义的货币流动性，也有广义的物流、信息流等，因而应用是比技术更重要的因素。元宇宙模式之下，新的生产关系确立也会深刻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影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很多人把人类近代的文明发展归结为科技进步，但科技进步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而需要在一个信用体系下进行分工合作。人类近代开始出现的科技飞跃，也是一个信用体系下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系统性的应用，人们可以很好地分工合作并进行研究的结果。中国以往的技术发明很多，很多科技领先世界，但是原创技术成系统性发展，拥有类似西方那样的信用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信用体系是一个定价体系，由这个定价体系来保障好技术卖得一个好价钱，而不是好技术理所应当就要有好价格。因此，由信用体系维系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的网络改变了原有的信用体系，需要重新制定信用体系的规则。“互联网+”其实就是建立了这样的信用体系，各种传统经济要素被网络串联成一个整体。在美国因特网下，实现的是美国新信用体系，维护美国下一代的霸权。元宇宙则是这个虚拟的网络霸权到了更高级的阶段，虚拟空间变得更加完善，虚拟空间元宇宙的权力要再分配我们的实体财富。
此时，虚拟世界之下，新信用体系之下，全球利益是怎样分配的，才是我们应当关心的关键问题。对西方，我们提到更多的是科技的力量，但对其中的金融力量提得不多。其中一个关键是在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金融资本的力量严重依赖获取黄金等贵金属。西方贵金属的取得可没有科技那样光鲜的外衣，这与西方取得黄金的历史有关。金融的发展与科技的作用二者是互相反馈的，没有充裕的资本支持，就没有对科技的充分投入，科技的产出也不容易实现，而科技的发展在那个年代为占有更多的殖民地、掠夺更多的黄金提供了巨大助力，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充足的资金本身才是科技发展的前提，在资金紧张的时候，首先被砍掉的就是科技。网络时代也是如此，“互联网+”和元宇宙背后金融资本的力量才是关键因素，而在资本倾销下，网络公司的投资规则与传统行业完全不同。网络的发达首先是建立在不同的资本规则之下，网络投资和传统行业投资，资本给出的估值和标准不一样。没有冗余的资本烧钱，就没有网络世界的今天，而资本是不会白白付出的，它想要得到的就是再分配世界的权力。
在分配层面，科技的发展很可能被产业链的调整淹没。18 世纪纺织机发明后，一个童工的工作可以顶上20个成年人，科技发展了，但对成品而言，反而是分配在初级产品的价值变得更高了。就如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是一个羊吃人的运动，背后就是要羊毛。但你听说过牧业的土地收入高于农业吗？科技让纺织成本下来了，但羊毛贵到了天价，那么毛纺产品的价格还能够便宜吗？这里是一个价值链的问题，初级产品反而价值高了，这样的情况下，技术带来的反而是拥有初级产品的人群的利润增加。历史上“圈地运动”的现代版，就是铁矿石卖出了天价。一个产品有不同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定价权，定价权的博弈和制衡形成价值链，而决定各个环节定价权的则是在不同环节的流动性。
一两个重大发明的出现演变成一场社会革命，背后是要有一整套体系的，这套体系的发展才是更关键的问题。中国以前也不乏重大发明，但整个社会的进步却没有被带动，这就是信用体系的差别。关于信用体系，本人的另外一部著作《信用战》进行了论述。科技是信用体系的一个层面，金融也是，价格体系也是。定价权更多的是价格体系的事情，而价格受到艺术、品牌、金融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在整个信用体系中有机地联系到一起，共同发挥作用。
网络的出现，给人们的行为规则带来了改变，改变的是社会的信用体系。这个体系在什么网络上构建非常关键。谁控制这个网络，谁就控制了这个信用体系，谁就拥有霸权。我们需要与霸权博弈的是权力，而不是直接向霸权低头的“互联网+”。搞“互联网+”的时候首先要想到的就是这个网实际不是互联的，而是接入的美国因特网。这个网络上的利益怎样分配？我们能够从中分配到多少？谁是网络的主宰，谁就是元宇宙的主宰，这里个人、企业和国家、社会的利益诉求是错位的。
说科技进步不是财富再分配的关键支持，我们有历史数据可查。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英国普通农民工的月薪约合白银2 两7 钱，有点技术的工人约4 两，而中国人的年收入差不多是户均2 两。在贵金属时代的贵金属价值的自然汇率下，英国人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是中国的几十倍了。彼时距离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还有上百年，蒸汽机是1769年发明的，1782年改进成双向蒸汽机才具有使用价值，到1800年英国的蒸汽机只有321 台。同样，1733年发明飞梭提高织布效率，1764—1767年发明珍妮纺纱机提高纺纱效率，1769年发明水力纺纱机，1779年发明骡机，也就是说，纺织技术的革命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因此，说西方人收入高是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高，是完全不成立的。西方人开始殖民时甚至还没有厕所，不光是普通人家没有厕所，连皇宫里面也没有。相反，这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在西方是硬通货，中国制造瓷器的技术同样是高水平技术，同时还有高水平艺术，但中国劳动力的收入却远远低于西方，因为劳动力的定价权掌握在西方人手里，与科技水平无关。我们还可以看到，1861年6月30日，法兰西一代文豪维克多·雨果，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故事从1793年大革命高潮年代，一直延伸到马吕斯参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书中，作者以痛心疾首的笔调，痛批巴黎的排水系统。然后，他仰慕地介绍同时代北京的下水道。这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也就是中国财富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流失前，西方人眼中中国的真实写照。我们再看印度，印度被殖民发生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建立起对孟加拉国的统治，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这个时候距离蒸汽机、纺纱机的发明还有10 多年，距离蒸汽机的大规模使用还有50年。此时，印度甚至是技术优势一方，比西方更富有，所以西方所谓的科学进步、工业文明让西方称雄世界的舆论，在此不攻自破。印度与西方的真正差距就在于贵金属的流动性层面。一些经济学者认为，货币的价值由货币的发行数量而不是黄金的价值决定。而货币所需要的数量是依据信用体系得出的，网络改变的正是信用体系。网络金融如火如荼，电子货币成为衍生的广义货币M5，网络带来的全球财富再分配我们必须重视。
科技是人类发展史的核心，是第一生产力，但不是第一分配力，决定财富分配的定价规则是人类的社会博弈规则，而不是科技。科技创造新财富，但定价权是分配财富的，科技并不能主宰财富的分配权。古代技术领先的文明经常被野蛮人侵略，野蛮人取得统治权，分配到最多的财富，已经说明了这些问题。古代罗马的奴隶经常是最先进技术的掌握者，古希腊就在殖民统治地中海周边。对此，西方通过文艺复兴，认识得比东方人要清楚，这个认识也给了他们殖民东方的自信和理论。我们承认科技的重要性，但不是一切均由科技决定，在世界财富分配权问题中，科技就不是决定因素。而网络既有科技的创新也有分配模式的问题，当今世界，网络问题更是一个分配权的问题。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是最成功的模式而不是最领先的科技。
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网络经济带给我们最核心的不是科技进步，而是社会生活模式的改变，是社会新信用体系的建立。在这个信用体系层面下的博弈，是再分配的财富多于新创造的财富；网络更多的不是生产手段而是分配手段，这关系就如电视机和电视内容一样。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分配规则，在分配权上，美国制定了“互联网”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我们的“互联网枷”；而美国控制因特网，美国就是那个“上帝之手”。所以，我们不能盲目遵从被分配，我们不能将自己的经济主权交给网络霸权。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国家网络空间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是在中央网信办的领导下修订和完善的，它是贯彻落实国家网络空间战略的一个具体步骤。我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纲要》出台是很及时的，也有很强的操作性。
中国在信息核心技术问题上不能受制于人
当前，中国在信息化发展中要掌握“核心技术”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次《纲要》中也将此作为一个重点。可以认为，这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供给侧”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个领域的核心技术是指在该领域具有基础性、起关键作用的技术。在信息领域，人们熟知的操作系统、CPU等都属于核心技术。可以说，现在无论是经济社会的运作，还是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已经离不开这些信息核心技术。
总的看来，目前，中国在信息核心技术方面还受制于人，及早摆脱这种局面正是《纲要》的一个重要任务。信息核心技术的一个特点是具有高度的垄断性。以智能终端（包括桌面电脑、移动手机等）的操作系统为例，现在全世界近百亿台智能终端基本上都被三家系统（Windows、Android和iOS）控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然也不能幸免。今天13亿中国人使用的数以十亿计的智能终端，基本上都是外国跨国公司的操作系统，这些操作系统不是自主可控的，用户可能被“停服”、被“黑屏”、被收集信息……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保障我国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为此，《纲要》将发展核心技术作为一个重点是完全必要的。
发展信息核心技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发展网信技术首先要做顶层设计，特别是要明确采取哪一种途径。如果途径选择错了，那就可能白做，甚至有可能产生很大的危害。因为网信技术和网络安全密切相关，有可能技术没有发展起来，反而危及了安全。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展网信技术可以有四种途径：一是引进但必须安全可控；二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是同别人合作开发；四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
关于网信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是市场换不到的。中国发展到现在，连比较重要的技术人家都不会给，更不要说核心技术了。因为这类技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被所拥有的国家奉作“定海神针”“国之重器”，不能随意开放、随意买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要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
自主创新包括“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高铁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过，在网信领域想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比在一般领域难得多，结果往往是引进了垄断而未真正引进技术。这是因为网络空间大国利益的博弈常常导致对某些信息核心技术的封锁和保密；网信领域往往有极强的垄断性，任何创新如与现有垄断体系不兼容（往往如此）就难以成活；传统产品容易分解成许多小零件而被各个击破、消化吸收，但信息技术往往难以分解，或者即使分解出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导致单项技术的复杂度极高（如包含数千万行源代码或数亿个晶体管），以至于极难在有限时间、有限投入下被消化吸收，更谈不上再创新。
目前，在网信领域，基于开源软件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开源软件有开放的优点。现在我国软件人员对开源软件的参与和贡献正在逐步增加，所以今后中国软件人员主导某些开源项目也是有可能的。在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包括了基于开源软件创新发展或基于开源软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
如果属于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我们应当发扬我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倾举国之力而为之，而不宜分散资源、各自为政、各自为战，造成低效和不必要的内耗。
这方面，以前我国桌面电脑领域就有过教训。本来这个领域已被一个由微软（拥有Windows操作系统）和英特尔（拥有x86 CPU）所组成的Wintel联盟及其主导的标准和生态系统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科技计划却没有下功夫做顶层设计和整合资源，就像撒胡椒面似的支持了五六家操作系统与五六家CPU。其结果是，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真正能用的生态系统，因而也难以与Wintel生态系统相抗衡。
最近，我国桌面电脑领域的产学研用各界众多单位，通过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向有关部门建议：愿在他们的指导下，发扬我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整合资源，协同一致，共同制定中国桌面操作系统的统一标准，并以此为核心，营造国产桌面电脑的统一生态，这样才有可能打破桌面电脑领域被Wintel垄断的局面。显然，业界的这种意愿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应当予以支持和鼓励。
通过自主创新发展途径取得的成果，我们可以举出如高性能计算（HPC）、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量子通信等人们所熟悉的例子。
2016年6月20日，在法兰克福国际超算大会（ISC）上，“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系统登顶榜单，成为世界上首台运算速度超过十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前两年，全球超级计算机的桂冠被我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获得。2015年，美国向我国禁售了该机所使用的英特尔至强CPU芯片，这次“神威·太湖之光”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申威CPU芯片。据悉，下一台天河超级计算机也将使用自主研发的飞腾CPU芯片，美国的禁运没能阻止中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
卫星导航定位领域历来被美国的GPS系统垄断，欧盟和俄罗斯分别推出了伽利略和格洛纳斯系统，企图打破GPS的垄断，但进展不大。倒是我国倾举国之力实施的北斗系统后来居上，现在已向亚太地区提供无源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不久后，还将在全球范围内与GPS同台竞争。
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拟于8月中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择机发射，如果8月份的卫星成功运行，中国将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并结合地面已有的光纤量子通信网络，初步构建一个广域量子通信体系。潘建伟院士团队研制的量子科学试验卫星的发射将为中国在量子通信和量子技术领域继续领跑贡献力量。
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类似的自主创新成果，这些事例表明，只要我们大力发扬“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中国科技人员完全有能力突破信息核心技术难题，实现建设世界网络强国的历史使命。
从“跟跑”发展到“领跑”
目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是世界第二，我国的科技人才资源世界第一，国家又非常重视信息化，中国目前对信息化的推动力度，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的。以移动通信为例，在以前的1G、2G时期，中国还远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到了3G时期，中国逐渐赶了上来，但仍然落后一些；到了4G时期，我们基本与发达国家并行发展了。现在中国的4G用户数已经达到6.13亿，比欧美总和还要多。可以预计，在未来的5G时期，中国有可能超过发达国家。
鉴于信息技术的更新很快，我们认为，虽然中国起步迟，但是有后发优势，所以今后在某些网信领域，中国从“跟跑”发展到“并跑”，再发展到“领跑”，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