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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和机器的广泛使用，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被大量节省出来。但是，这对工人来说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经济学家舒尔茨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情形，他说：最近二十多年，棉纺织业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经增加到每天十二到十六小时，而这一时期恰恰采用了节省劳动的机器。
不仅如此，虽然社会的生产总量和十年前相比确实增加很多，但是工人的工资却和十年前一样，福利也没有过去拿得多，“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
。
因为分工越来越细，工作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这种变化对工人的精神和肉体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工厂里工人的死亡率越来越高。虽然机器因技术得到改进而节省了劳动时间，但是工人们在工厂里的奴隶式劳动却有增无减
，劳动时间反倒增加了。这些很不正常的劳动异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普遍现象。
马克思此时通过舒尔茨的著作开始关注到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他已经注意到：一方面是因为机器的采用而带来的劳动时间的节省，另一方面是工人在劳动时间上的增加，以及劳动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并且给工人带来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害。劳动的异化同时也是劳动时间的异化，工人付出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由此节省的个人发展的时间却被另一个阶级所占有。
在此，马克思过去理解的感性时间概念，第一次遇到了更加现实和具体的劳动时间异化的冲击。
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否定一切，他对工商业实践的历史作用的肯定表明：他已经把蕴含于工商业实践中的劳动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博士论文中所肯定的感性和感性时间进一步具体化，劳动和劳动时间就是感性的活生生的表现形式。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对时间概念的关注和理解已经从抽象的感性时间向更具体的劳动时间转变。对对象化劳动的肯定和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都表明，马克思已经把劳动看作历史发展的本质性力量，一种关于历史的新的理解逐渐形成。“感性”变成了“感性的活动”（劳动），“感性时间”变成了具体的“感性活动”的“时间”，即“劳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