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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历史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再假借外部的力量解释历史，而是从社会内部理解历史的发展。它从根本上结束了神秘主义历史观的统治，第一次尝试科学地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新历史观的主要内涵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传统历史观要么强调“神意”的优先性，要么强调“精神”或者“理性”的决定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争取自身的权利，只有让现有制度彻底“解体”，才能变成真正的自由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进一步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过度强调“自我意识”和“精神”的作用，认为他们在云霄中建立了一个虚无的王国，用“精神”反对群众，认为后者是精神发展的障碍。相反，马克思认为应该回到尘世中，重视现实的物质基础，重视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明确强调历史发展的前提是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活需要的活动，这些生活的必需品是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看似低贱的劳动，历史发展将会停滞不前。由此，他表达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思想。
第二，劳动和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历史发展的前提是一个个现实的人的存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而要维持生命的存在，首先需要进行物质生产。只有物质产品满足了基本需要，人们才能进行其他的生产活动。人们要创造历史，必须首先能够生活。
如果没有肉体的存在，人类历史发展就彻底终结了。因此，马克思认为生产物质产品（劳动）就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而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哲学家或者天主教会的牧师们。
第三，思想、意识、观念等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是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人们也在进行着思想、意识和观念的“生产”。物质生产和思想、观念等的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
马克思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思想。
唯心主义者把思想、意识和观念看作神圣的对象，认为这是高贵的活动，相反却贬低物质生产活动。甚至唯物论者费尔巴哈也是如此。马克思通过解释历史中的生产活动，说明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神意”的产物，这样就消除了历史解释中的神秘主义因素。
第四，要理解人类历史，必须结合工业和交换的历史去考察。唯心主义历史观主要从“自我意识”、“精神”或“理性”的角度理解现实，它无法理解这些“精神”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唯物史观考察的主要是现实中的有生命的个人，而不是脱离现实的仅仅是有高明的“意识”和“精神”的个人。为了理解人和人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必须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进行考察，必须和工业、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第五，要把市民社会作为理解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所建立的新的历史观是一种全新的观念。他认为，要理解宗教、哲学、道德等，就要从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寻找答案。总之，要从物质生活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产生，而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
他批评过去的历史观脱离日常生活而去寻找某种概念，忽视了历史发展赖以发生的现实基础，由此形成的历史观只能是某种精神臆想的产物，而不是对历史发展本身的真实描述。
第六，要重视辩证地理解社会发展各因素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观已经蕴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的矛盾运动的观点，它不同于忽视矛盾运动的经验主义或者实证主义的历史观。正是因为运用辩证的方法分析社会，才能得出不同于改良主义的革命性的结论。
由马克思所建立起的这种关于世界和历史的新的理解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
它首先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哲学时代的开启，即从唯心主义一统天下到以唯物主义为主流的时代。唯物主义的胜利是和唯心主义的衰落一起发生的，同时也是和形而上学的衰落一起发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从此以后，人们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新的“哥白尼式倒转”。
其次，新哲学建构起一个崭新的世界观，人们第一次可以用科学完整地解释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在马克思之前，人们要么用“神意”解释世界历史，要么用理性或者精神解释世界历史，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显示出对自然和社会理解的局限性。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未能把客观的物质世界和人的实践活动作为解释世界历史的基本前提，而是执着于所谓超自然的神圣力量或者崇高的“精神”力量。
最后，由这种新哲学所形成的历史观，第一次从理论上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颠覆了传统的以贵族或有产阶级的统治而形成的狭隘的价值观，赋予了人民以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哲学第一次开始公正地肯定普通劳动者的贡献，也标志着人类对正义的认知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即从一种英雄主义的立场向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