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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总结分析了维柯和黑格尔对历史的理解，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历史解释为“神意”在尘世的具体展开。事实上，这种神秘主义的理解方式，把历史归结于某种外在的力量，主要是“神圣智慧”的产物。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为历史时间找到合理、最终的根据。正如世俗皇帝的权威根据在于神，世界历史的发展，其根据也在于神，也要到神那里才能找到。
马克思并不这样理解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根据只能在尘世中获得理解，任何把“根据”推到天上的做法都是没有根据的。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绝对精神在尘世的发展，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假设了这种根据不应在尘世中寻找。马克思是从地上上升到“天国”，思路和黑格尔是相反的。他认为，对天上事物的猜测和臆想，只不过是地上的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明确地表示，关于神或者上帝的观念只不过是人的理想的类本质在头脑中的投射。人们在现实中承受着苦难，他就需要一个全能的、理想的化身去“拯救”他，去超度他在尘世中痛苦的灵魂，这个超度者就是神或者上帝。黑格尔与宗教的不同在于，他的上帝或者神变成了精神或者理性，但同样承担着拯救世界的重任。绝对精神在尘世的化身就是普鲁士国王，它的政权化身就是普鲁士封建制度。于是，黑格尔本来在他的辩证法威力下应该能够取得的对历史的真实理解，在宗教神秘主义的思维限制下却功亏一篑。
马克思突破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对原本地认识历史的束缚。这种突破表现在，他认为所有问题都能够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得到理解和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产生只能从社会中寻找原因，而不能将其推到遥远的天神那里。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而是人们在意识中创造了“上帝”；不是绝对精神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绝对精神。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已经不需要再浪费时间进行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已经完成，对神学的批判也就变成了对现实的批判。
对现实的批判就是从尘世中寻找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关于“上帝”和“绝对精神”等这一类意识的根据。马克思认为，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们并没有追究“上帝”“绝对精神”等意识产生的根据，而是把它们不加审查地当作世界历史发生的根据。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认为这只不过是进入哲学中的“上帝”。黑格尔的哲学只是他的神学的哲学化表述，“思维”的对象只是思想本身，它处在时间和空间之外，还不是处在时空之内的真实的存在。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正确的，他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即应该关注感性的现实本身，关注在时空中的真实存在，并且通过对尘世的批判寻找对历史的真实理解。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德国无产阶级的出现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的。
它的产生要在市民社会中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归于“精神”在尘世中的创造。无产阶级宣告现有制度的解体，同时揭示了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也就是揭示它自身如何发生、发展的秘密。只有现有制度的最终“解体”，德国无产阶级才能恢复变成真正的自由人。无产阶级要求的是争取自身的权利，而德国国王只不过把“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无产阶级要争取到自身的权利，就需要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要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就不能不打破束缚他们的奴役制度。通过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分析，马克思开始了他对于尘世和政治的批判，从而走上了一条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社会批判道路。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清晰地指出了他所选择的道路，他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马克思认为，人们要实现自身的解放，首先国家要从国教中解放出来，虽然人的自由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国家首先可以变成自由国家。也可以说，国家从宗教中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条件。只有先从宗教中解放，人们才能避免用迷信来说明历史。也就是说，只有科学地说明历史，才能解释迷信的形成，人们才能找到走出迷信的正确道路。
总之，马克思解释世界历史的方式可以说是针对黑格尔做了一次彻底的“颠倒”，事实上也是针对维柯以来的“神意”解释传统的“颠倒”。应该说，这次“颠倒”是从费尔巴哈开始获得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正是沿着费尔巴哈所开启的理论“颠倒”之路开始工作的，可以说，费尔巴哈是马克思所进行的新的思想道路的理论起点，尽管前者在理论上仍然存在着不彻底性。
马克思对历史时间的新理解不仅表现在对于传统观点的“颠倒”，而且表现在对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创造性解释。
维柯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曾经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天神意旨，其次就是婚姻、丧葬制度等。他认为解释历史要从这些“原则”入手，违背这些原则就是不科学的。黑格尔则强调“精神”在历史背后发挥的作用，观察历史就是观察“精神”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马克思摒弃了“天神意旨”或者“精神”的神秘作用，回到了生活世界，从生活中寻求历史发展的秘密，也就是他所说的对“历史之谜”的解答。
马克思同样摒弃了旧唯物主义对“现实”或者历史发展的理解。旧唯物主义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一台机器，由严格的因果关系决定。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偶然性，只有必然性，例如在霍布斯、霍尔巴赫等唯物主义者那里所表现的看待物质和世界的方式，就充满了机械性和决定论色彩。
费尔巴哈同样表现出其哲学的局限性。他很想原本地理解“现实”本身，想要把握在时空中的感性世界的真理，但是，因为他没有把现实本身理解为“感性的活动”，只是从直观的唯物主义意义上去理解，所以他不能理解真正的“现实”，也就是对“历史之谜”无法理解。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发挥人的能动力量的角度比较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后者的能动性表现在精神的自我“超越”，也就是依靠主体的自我意识对世界“本质”的“把握”而超越“物”的世界。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比，因为局限于“物”的世界，认为精神世界从属于“物”的世界，所以对精神的作用并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加以重视。
但是，唯物主义并不是不能发展出它的能动方面。马克思认为，新唯物主义的能动在于人改造世界的实践的力量。费尔巴哈尽管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并没有能够发挥出唯物主义的能动的方面，原因何在？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费尔巴哈轻视工商业活动，他把这类活动看作是卑贱的利己主义的发财致富的活动而加以排斥，不是把它们看作人类发展的基本实践方式，不是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待上述活动，而仅仅是从消极的角度理解，仅仅理解为一种造成异化的“障碍”。
费尔巴哈固然超越了黑格尔局限于抽象思维的理论阶段，从精神的世界和宗教的世界回归到世俗世界中来，但是，他没有能够分析这个世俗世界的内在矛盾。站在他的“感性直观”方法论立场，不论这种“直观”是低层次的还是高级的，都无法看到社会中内含的矛盾。直观的方法只能看到事物的感性表象，对于抽象的本质的“关系”却是无法审视。因为没能把“感性”理解为在实践中历史地变化的人的活动，所以也就无法把握在人的活动以及活动赖以展开的交往形式之间产生的矛盾，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解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因为没有把外部世界看成是“感性的活动”的结果，所以费尔巴哈对“现实”的理解缺少“历史感”。他不知道“现实”本身是如何产生的，不明白那些社会问题和不平等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和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不仅把“现实”或“感性”本身理解为人的活动，而且看到了存在于社会中的矛盾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没有能够把现实和环境看成是人的历史活动的结果，而这个历史活动的主要内容或基础就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尤其是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生产力的现实表现主要是个人的活动。这是一种什么活动呢？“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都取决于它。”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把物质生产（或物质活动、物质行动）看作实践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他的活动形式（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也属于人类的实践形式，只不过它们的现实表现取决于物质活动的状况，受到它的重要影响。生产力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一定的生产力的条件下，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以及观念的上层建筑。历史时间就是在社会所具有的矛盾中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