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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与总结，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发展和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与科学内涵，在肯定经济因素第一性作用的前提下，重点阐述了人和意识形态，即上层建筑第二性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思想，承认历史发展是客观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综合作用的结果。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思想虽然主要揭示的是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一般规律，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深入挖掘这一思想的历史意蕴和时代价值，有助于更好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逻辑正当性，对在新时代运用好合力思维，更好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独立担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斗争焦点集中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即经济基础是否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围绕这一争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竭力歪曲和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其庸俗化解释为单方面的“经济决定论”，否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妄图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向歧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也普遍存在这样的疑惑，即承认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性原理，是否意味着否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886 年恩格斯发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历史合力论”思想，即“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1890 年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对历史发展的动力、规律，以及人与自身历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科学阐释，提出了历史发展是近乎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的结果。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显然并非心血来潮或即时之想，而是经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重要理论。
恩格斯借用力学中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来图解无数个人意志的交互作用情况，从而把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用几何图形清晰地勾画出来。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当然，恩格斯描述的合力状态并不是各种因素的简单堆砌或机械相加，而是不同意志和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是诸种要素之间相互融汇和牵制、彼此冲突和抵消、相互促进和补充状态下形成的一种新质力量。正是基于平行四边形法则，使得历史事件的最终结果并不必然是所有人共同希望的，也不受个人意志的干扰。历史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在这里，恩格斯从社会历史主客体的交互作用角度出发，清楚地阐明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参与历史的主客体之间互相依存、彼此互动所形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
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归根结底”不等于“唯一性”。恩格斯使用“归根结底”一词只是强调经济因素的终极决定作用，并没有否定其他因素在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阶段，或在某个具体事件中可能起到的关键作用。“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一切因素都在发生交互作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诸要素都会对经济基础起着能动的反作用。“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恩格斯之所以强调经济因素的非“唯一性”，正是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学者将唯物史观教条式理解成经济唯一决定论。
准确把握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重要思想，还需要理解恩格斯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创造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的肯定。“历史合力论”虽然承认历史发展不受单个主体意志的干扰，也未必是所有人共同希望的结果，但并不否认人的意志、动机和愿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对人的地位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评价。他一再强调，必须承认作为创造历史的所有个体，都对历史的合力有所贡献，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历史的最终走向不是参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向往的结果，但决不可以得出每个人的意志“都等于零”的结论。换句话说，每一位历史主体创造历史的活动，都对历史进程贡献了一份力量。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也是如此。它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政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由这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也承认：“一国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是他们的习惯、本能和无意识的需要和愿望的产物，而绝不是故意的目的的产物。”
就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演进规律和实践逻辑来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亦绝非偶然，它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体现为历史的结果和必然，是在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历史条件下，新型政党制度这个“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源于各方政治势力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相互博弈所形成的“历史合力”。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难。为拯救民族危亡，彻底推进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现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之后，各类政治团体竞相成立。革命党人试图通过仿效西方议会制和多党制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 1911 年上半年中国首批合法政党宪政实进会、政学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相继成立开始，到 1913 年年底政党蜕变消散为止，号称党、团、会、社的新兴团体共达 682 个，其中基本具备政党性质的团体就有 312 个。
但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式各类政党并不契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既无法代表民意，也无力动员民众，彼此间只有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自 1912 年唐绍仪组建第一届内阁开始，到 1928 年止，16 年间十易国家元首，组阁 45 届，总理更迭 59 人次，任期最长者不超过一年，最短者不到一天。国会、宪法层出不穷，组成五届国会，颁布了七部宪法，总统、内阁、国会、宪法变换频繁，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
失败不难理解，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实行多党制的社会条件。从经济基础看，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虽有发展，但不足以与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相抗衡，反而对其严重依赖，无法形成支撑政党政治运行的经济保障。从政治基础看，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落后的文化教育程度，国民政治素质普遍不高，缺乏参与政党政治的热情。从阶级基础看，除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外，其余各政党大多依附于旧官僚和政客，无法形成推动政党政治运作的稳固的阶级基础。因此，民国初年多党制的昙花一现实属历史必然。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
。
历史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份专门文件，主张“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
。此后，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帮助国民党完成改组，建立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发动反革命政变，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持续打压各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则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最大努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特别是中间党派，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间党派的出现，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性质所催生，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
。中间党派恰好代表了这部分中间阶级的政治利益，它们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基本一致。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各项政策，也都顾及中间党派的利益。当时，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三三制”政策，既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方针在政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多党合作理论的初步实践，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士在政权中的合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力量的暂时平衡为中间党派的政治活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民主氛围和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家前途的道路选择上，中间党派一度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走所谓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形势的发展很快打破了中间党派的“幻想”。一方面，国民党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并加紧对中间党派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进行迫害，客观上把中间党派推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营。另一方面，人民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两种前途、两条道路决战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感召和帮助教育下，中间党派内部出现重大分化，爱国民主力量毅然放弃“第三条道路”，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立场，逐渐由“中间党派”转变为“民主党派”。胡绳先生就曾提道：“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第三种人占大多数。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实力最强、群众基础最广泛的革命政党，各民主党派也各自代表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两者在政治理想和现实需求方面的共性，最终使双方走向了合作。1948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也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1949 年 9月，各民主党派在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参与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由此确立。
由此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终确立，实际上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以及中间党派等三方政治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历史合力论”思想是解释这一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逻辑正当性的理论依据。一方面，经济基础是决定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经济因素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西方国家相比，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既包括封建小农经济，又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便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这种特殊的多样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又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政党制度。
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实践遵循。另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是历史沿着合力整体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认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历史就是沿着合力的方向所创造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即是多个意志相互作用形成合力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思想，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能动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深入挖掘这一思想的历史意蕴和时代价值，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逻辑正当性，另一方面对于新时代运用好合力思维，更好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从历史上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不可能实现各自成立之初提出的民族解放目标。今天，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才能避免陷入不同集团无休止的利益争夺和政治斗争，保障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进而更好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巩固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觉而坚定的选择，是在经过长期实践比较后作出的重大政治抉择。民主党派之所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本在于近代中国在帝国体系瓦解以后，要实现民主共和和国家建构，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政党作为建设主体，来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虽然诞生于当时的体制之外，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凝聚功能，满足了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因此，它的核心任务便是植根中国社会，领导社会革命，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现代国家，完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所赋予中国的社会发展形态要求。
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内容，也是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必须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把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他的“历史合力论”思想也强调，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任何一种政党制度，都有它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是由一个国家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其服务。西方多党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体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并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的新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重要发展和深化。所有制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使我国社会在一致性增强的基础上出现了多样性发展的趋势。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和引导社会各方面成员实现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了现实需要和强大动力。
针对将唯物史观歪曲为“技术经济史观”或社会宿命论的挑战，恩格斯反复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及其合力作用的结果，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但它不是唯一因素，个人及其主体合力对历史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明确肯定了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意义。
历史合力论强调人的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具有内在一致性。2018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从利益代表性角度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新”作出了精准概括，强调这项制度“新”就新在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只能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中国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必然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代表性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历经重重考验，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逐步发展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这样的政党构成，既能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可以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能够更好地代表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全面、真实、充分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建议，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与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因此，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都要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