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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思维》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把各种事物看成关联性的存在，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思维的主要特性。
70年代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则从另一个方向表达他对中国人世界观的看法。他认为，欧美民族认为宇宙和人是外在的造物主创造的，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也都如此主张，然而只有中国文明早期形成期没有创世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唯一的”
。这意味着，中国是唯一没有早期创世神话的文明，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出自造物主之手，而是自生自化的。与此相对，牟复礼提出，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
也就是说，有机主义的自生论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可以用来说明中国早期文明为何没有产生创世神话。这种相互作用有机整体的说法和葛兰言关联思维的说法是相通的。不过，这种关联宇宙论形成于战国后期至汉代，并不能用来说明文明初期创世神话未出现，神话的发生应当早于哲学的宇宙观。牟复礼还认为，西方创造的上帝来自“因果性”观念，而中国的有机的大化流行的观念是对“同时性”的重视，这是两种对世界和事物关系的解释。
因此，“上古中国人构想的宇宙运作机制只须用内在的和谐与世界有机体各部分的平衡来解释就足以了”
，不需要创世的上帝。他承认中国与西方的这种分别。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曾以另外形式作过说明。他把中国古代思想比作怀特海式的（Whitehesdian）对网状关系的偏好、对过程的偏好，而认为受牛顿影响的西方偏好个别和因果链；前者把宇宙过程描述为相互交织的事件之网，后者把宇宙构想为一系列事件串成的因果之链。
与此不同，史华慈认为，中国宇宙论多以出生、繁殖隐喻起源，而不采取创造（创世）的隐喻，这可能与农业文明的表达有关，但更可能是受祖先崇拜的影响。
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早期文明没有创世神话，却有很多繁殖隐喻，但这不是由于关联思维，而是由于祖先崇拜。其实，史华慈认为祖先崇拜是中国宇宙论的隐喻起源，只能说明中国宇宙论与农业文明的作物生殖有关，还不能否定关联思维的作用。与此相联系，史华慈不认为关联思维对初期中国文明有作用，认为关联性宇宙论出现较晚，战国阴阳家的思想理论才表达了这一宇宙论，甲骨文、金文及五经典籍都不能提供有力证据说明此前曾存在关联性宇宙论。先秦古书中只有在成书较晚的《左传》中才能找到这种思维的早期证据，即人类实践与天体运行相关。他认为，老子思想中出现了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但这种整体主义的基本发展走向与关联性宇宙论截然不同。
所以，史华慈不太强调关联思维的重要性，他所理解的关联性思维似乎较为狭窄，专指事物相互感应的一类。
针对牟复礼的中国文明没有创世神话的论断，杜维明展开了他的“存有的连续”的讨论。他承认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宇宙论是一个有机体过程的理论，即整个宇宙中的万物是一个整体，其组成部分既相互作用，又同时参与同一个生命过程的自我产生和发展。他指出，中国并非没有创世神话，只是中国思维更执着于存有的连续和自然的和谐；中国人的宇宙是动态的有机体，宇宙的实体是生命力——气，气是空间连续的物质力量，也是生命力量。杜维明强调连续性、动态性、整体性是把握中国宇宙观的三个要点，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他肯定中国宇宙论可以承认宇宙起源于太虚，则存有的连续性本身就仍无法回应牟复礼有关中国缺少创世神话的疑问。
再者，与史华慈立场相近，杜维明也没有提及关联性宇宙观的重要性。其实，既然杜维明承认中国宇宙观是有机体过程的宇宙观，而有机性与关联性相通，则注重关联性应成为中国宇宙论的第四个要点。
就关联性思维而言，李约瑟无疑是此说的主要提倡者。他认为至少在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些思想不是迷信，也不是原始思维，而是中国文明的某种特性，即有机主义。所谓有机主义是指这样的看法：一方面，事物各部分相互关联、协调，进而具有不可分的统一性。汉代思维的特点是，象征的相互联系或对应组成一个巨大模式，事物的运行并不必然是由于其他在先的事物的推动，而是在永恒运动循环的宇宙中被赋予内在运动本性，运动对它们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事物都是有赖于整个世界有机体而存在的一部分，它们相互反应与其说是由于机械的推动或作用，毋宁说是由于一种自然的共鸣。
李约瑟认为这是一种特有的思想方式，在这种协调的思维中，各种概念不是相互对立、分别，而是相互影响、作用，这种相互的影响、作用不是由于机械的原因，而是由于相互的感应。在这样一种世界观里，和谐被认为是自发的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宇宙整体是一个没有外来主宰者的各种意志的有序和谐。全宇宙各个组成部分都自发而协调地合作，没有任何机械的强制。所以在这种世界观中线性相继的观念从属于相互依赖的观念。
李约瑟的说法是对葛兰言的阐释，既然线性相继的观念不重要，创造神话自然不发达。
把欧洲汉学和美国汉学加以比较，我们似乎可以说，欧洲的汉学家强调关联性思维的意义，而美国汉学家更注重社会文化（如孝与祖先崇拜）的意义。在宇宙论上，李约瑟强调存在的动态性、整体性，杜维明强调存在的连续性，而实际上中国的宇宙论思维既强调连续性、动态性，又强调整体性、关联性。
就文明初期的文化形式而言，卡西尔（Ernst Cassier）注重的是神话思维，认为神话表达的是一种“生命一体化”的信念，生命的一体化沟通了各种各样的个别生命形式，使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亲族关系。
生命的一体性与不间断的统一性这个原则适用于同时性秩序，也适用于连续性秩序，一代代的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链条，上一阶段的生命被新的生命所保存，现在、过去、未来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原始神话的交感联系注重情感，而希腊多神论开始用理性来研究人，成为“伦理交感”的形式，它战胜了“生命一体化的原始感情”
。可见，关联性有两种，一种是神话思维的原始的关联性，包括巫术式的联想；另一种是哲学思维的关联性，是更高一级的关联性。我们关注的正是后者，即哲学的关联性思维。与历史的维新路径相似，中国的思维发展也包含了这个方面，即思维的发展不是一个战胜一个，而是原始的生命的一体化的原则被保存在轴心时代以后思想的发展中成为其一部分；但生命交感升华为伦理交感，宗教或神话的交感转变为哲学的感通，在更高的层次上持久地保留了交感互动的特性。因此，神话思维中生命一体化的母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文明的后续发展中、在更高的文化形式中得以保留，并进而成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关联思维在其他文明中也存在过，但在中国的战国后期把神话时代的关联思维发展为哲学的关联性宇宙建构，这是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汉代的关联性宇宙建构，在思维上正是承继了神话时代生命一体化的思维而在更高层次的发展，成为中国宇宙观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