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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对世界的态度不仅是个人对他人、对身之所在的社群的伦理态度，还包括对于外部世界的文化——政治态度，其中“中华”“天下”“王道”“怀柔”都是其中典型的观念或话语。其中体现的基本观念是，文化高于种族，天下高于国家，大同是世界理想。
在古代中国，“中华”作为一个观念，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的名称，也不是就族裔血缘而言。“中华”之名指向一文化的集团，因此中国可以退化为夷狄，夷狄可以进化为中国。西周时期，周之同姓鲁国是中华，异姓的齐国也是中华，其标准是以华夏文化之礼乐文化为标准。此后几千年，南北各种族集团混合华夏族，皆称为中华。所以，“中华”的意义是文化的，不是种族的。这表现出，在中国文明中，一般来说，文化的价值远远高于种族意识。
至于“天下”一词，在历史上的使用包含有三种意义。理论上，天下是“普天之下”的地理空间，没有界限，天下即今天所讲的世界，这是第一种。而在实际上，天下一词的使用往往有其界限，如在中国人的使用中，亦常见用来指古代中国天子实际统治、支配的范围，这个意义上的天下即指中国，这是第二种。最后，天下也用来指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世界与其结构体系，这是第三种。
第一种可见于儒家经典的文献，表达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想；第二种多见于中国政治的文献，用以处理中国内部的政治管理；第三种多见于中国涉及外部世界的文献，包含了中国关于世界结构秩序的想象。
就第二种而言，天下即中国本部，其地理范围即“九州”，这个意义上的天下近于近代的国家。就第三种而言，天下是九州—四海—四荒的结构空间，九州是中心，四海是周边国家所居，四荒是更为辽远的远方世界，这个意义的天下近于世界的秩序。古代的中国，以文明中心自居，认为中心、四海、四荒的文明程度依次递减，而构想并实践了这样一种差序的世界秩序格局。
以明清时代的朝贡体系为例，在这种格局中，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关系不是对等的，但中国对周边国家只实行“册封的统治”和“朝贡的规则”，而不干涉当地自主统治者的世系，也不要求直接统治其人民，其人民对中国皇帝没有租税的义务。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周边世界，礼制的形式要求是最重要的，而中国天子不会贪图其土地财富。
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知识分子有感而发，有人说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认为中国人只有世界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希望用这种说法促进人们的国家意识，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还有人说中国人一贯以为在中国之外没有世界，中国即是世界，世界即是中国，认为中国人只有中国意识而没有世界意识。这些说法都不确切，早在中国转型为近代国家以前很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认同，只不过这种国家认同与近代民族的国家认同形式有区别。就历史而言，秦汉以来，中国人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边界是有限的，《史记》中就已经多处以“中国”和“外国”对举，汉代的人们已清楚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之中的一个国家。
中国文明对外部世界秩序的政治想象和处置态度是以礼治——德治为中心的，这是从其本部事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延伸出来的。儒家思想指导的对外政策，一般不主张扩土拓边，是以安边为本，和睦邻为贵。
因而其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与近代意识形态取向的，或帝国主义的暴力的、反人道的霸权主义国际政策不同，总体上其宗旨不是武力取向的，而是和睦取向的，这与近代帝国主义以武力占领土地、侵夺财富是根本不同的。自然，在经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也有个别皇帝曾经违背了儒家思想的指导，采取过武力攻伐周边国家的行为，但这是不符合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观的，在中国内部也受到批判和反省。
这种世界想象和政策的不同，直接来源于儒家文化对远人世界的态度。《论语·季氏》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用道德文明和文化吸引远人，并加以安抚。《礼记·中庸》：“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还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怀柔就是用德教的方式对待远人，吸引他们来归服。
事实上，中国文明在西周时代已经奉行这一态度。《左传》襄公十一年：“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周礼·春官宗伯》：“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这种“宣德化以柔远人”的对外观念在中国文明中是根深蒂固的。古代的中国文明虽然在当时是先进而强势的文明，而傲慢从来不是中国文明崇尚的德行。富而不骄，强而好礼，是中国文明崇尚的德行；强不胁弱，强不犯弱，强而行礼是中国人看重的文明，“众而无义，强而无礼”则不是文明，是不及于文明。
如果把天下作为世界的观念，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思考，可见于孟子阐发的有关“王道”世界的思想。孟子对“王道”和“霸道”的区分是：“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王天下”的仁政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打开了在政治——地理结构之外的“天下”的道德向度。
关于中国人的世界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在秦以前，天下作为周王朝的代名词，是高于诸侯国之国的概念，“天下”也代表比“国”更高一级的统一性价值。两周的诸侯国虽然各自为政，但都承认周为封建天下的共主，也都以周文化为共同文化的典范。春秋五霸迭兴，周所代表的超越诸侯国的更大领域的政治边界仍是各国政治意识的重要部分。尽管春秋末期至战国时代周的那种高于“国”的一统性已经渐渐流为形式上的一统性，但这种高于“国”的“天下”观念仍影响着这个时代以及后世的政治想象，如孔子时代礼崩乐坏，但孔子仍坚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应自周天子出；孟子的时代，士的政治视野始终并不限止在诸侯国内，而以王天下为政治目标，“天下”即超越各诸侯国的更大世界。《大学》所代表的观念，也是在“治国”之上还有“平天下”的追求。秦汉时代的中国实行郡县制，在政治体制上天下即国家，国与天下合一，不会追求超过中国的更大政治一统性。但是，由于在事实上中国之外还有外国，特别是在儒家经典中“天下”大于、高于“国家”，使得人们的政治意识不会终止于“国家”。国家并不是最高的概念，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天下观或世界观。
在这个意义上，“天下”表达了中国人的世界意识，《礼记·礼运》说“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大同的世界是互助友爱、安居乐业、社会平等、国际和平的世界。天下大同的理想即世界大同的理想依然是儒家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