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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天与人不是仅仅对待的，一方面天与人有分别有对待，另一方面，从更高的观点来看，天与人构成了统一的整体，二者息息相关，没有间隔，这就是“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可以看作神话时代生命一体化思维的哲学升华，但更具有排除主体——客体对立的意义。
从道的角度看，天是人道的根源。人伦人道出于天与天道，人性来自天命的赋予，这个意义上的天人贯通一致的关系被称作“天人相通”。天人相通是广义的天人合一的一种表达方式。张载是最重视天人合一思想的，他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大小之别也。”
这是说天之用与人之用没有差异，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言“诚”。诚就是宇宙的真实。天之知与人之知也没有分别，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发挥“明”。明就是人的理性。所以，他主张人性与天道没有大小的差别，是一致的。他进一步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又说：“性者万物之一源。”
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性、天道与人性的同一性，是张载阐发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在北宋已经十分普遍，二程兄弟也都分享了这样的思想，如程明道说：“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程伊川也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
，“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
。这都是强调天人合一、天人相通。如程颢所见，天与人是直接统一的，如果说人不能认识这一点，那主要是由于人在天地面前降低了自己的地位。这种哲学与绝对二分的形上学不同，人与自然、天道的一致，表达了统一整体的智慧，在这种智慧中，天地万物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同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哲学不认为本体和现象世界是割裂的，不认为本体和生活世界是割裂的，本体即在现象中显现，不离开生活现象。
张载的《西铭》主张，天地的交合生成了世界，赋予了人的身体和本性，所有人都是天地生育的子女；不仅如此，万物和人类一样，也是天地所生。因此，他人都是自己的同胞，万物都是自己的朋友，人与人、人与万物、人与自然应成为共生和谐的整体。事实和价值不是对立，而是一致的。这又涉及“万物一体”的思想。张载认为，人和物都是由气构成的，宇宙中的一切都与自己有直接的关系，故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天地就是我的父母，民众即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等等。这种思想以气为基础的高度的关联性论证了儒家伦理，指出尊敬高年长者，抚育孤幼弱小，都是自己对这个宇宙大家庭和这个家庭的亲属的义务。《西铭》的这种思想可以说就是“万物一体”的思想。因而在古代思想中可以明显看到一定的宇宙观倾向于一定的价值观，或者一定的宇宙观基于一定的价值观，二者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关联性宇宙观和关联性价值正是这样的关系。
程颢的这段语录把这个意思说得更简明，而且把它与仁结合起来：“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
在程颢看来，仁就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以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不仅是一体，而且是以“己”为基点，要把天地万物都看成是与“己”息息相通的，正如人能感受手、足是属于“己”的一部分一样。“万物一体”的思想是宇宙关联性的最高的伦理的体现，它既指示出个人对关联整体的义务，也指示出追求整体的和谐是人的根本目标。
这种仁的一体境界与纯粹的存在论的万物一体观之不同，在于此种境界并非指示一种实在，而指向一种慈悯的情怀，即亲亲、仁民、爱物，以此境界实现人的社会义务。但程颢的这个境界思想与其存在论和宇宙论仍有密切关系，他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
这表示，宇宙观的“生生”是他的一体境界和人格精神的基础。
这种对一体和谐的追求在中国古代宇宙论中就已经表达出来，如西周的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不同事物的调和、融合才能生成繁盛的、新的事物。差别性、多样性、他性的存在是事物生长的前提，多样性的调和是生生的根本条件。《系辞》“阴阳合德”的说法包含了阴阳的融合。《庄子》说阴阳“两者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以和为生成的根本。荀子说“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和”被认为是事物生成的必要条件；又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其意亦即“阴阳和而万物生”。阴阳的调和是中国古代宇宙论最普遍的理想。
以上所说的这些哲学的思维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中国文明的整体起到了支撑作用，可谓是中国文明的哲学背景。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想就关联思维到关联价值再说几句。关联思维即普遍联系的思维，其特点就是对一般人只看到分别、分立、无关的事物能看到其相互联系，特别是把天、地、人、万事万物看成关联的整体。关联是互动、和谐的基础，互动、和谐是关联的本质要求。葛瑞汉认为关联思维是汉代思维的突出特色，宋代理学兴起后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发生了巨大的范式转换。这个转换就是，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和思考，用性理的主宰决定代替了元气的自然感通。其实，汉代和宋代的思想不是对立的，汉代的关联宇宙论建构作为统一的宇宙观，具有支持天下政治统一的意义；宋代的理学是在新的佛教挑战面前和隋唐以来新的制度变革下强化儒家思想的体系，它的理性化体系使中华文明在更成熟的高度上获得了一体化的统一。应当说，尽管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关联宇宙建构的高峰是在汉代，但关注事物的普遍联系，关注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感通，关注整体与部分间的相互包含，早已成为中国思维的重要特性。因此，虽然汉代的元气论后来被宋明的理气论所取代，但中国人注重关联性的思维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关联性表达的理论形态和关联性所体现的领域和形式。而且注重关联性不仅是中国文明的思维方式，也反映了中国文明的价值取向。轴心时代以后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可以说都是以此种宇宙观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今天，面对西方现代性的问题，我们提倡东西方思想的多元互补，提倡对交互伦理、关联社群、合作政治、共生和谐的追求，必须珍视多元文明的价值，扩大人类解决困境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温中国文明的世界观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