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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宇宙观与西方机械论宇宙观的另一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强调“生生”的宇宙观。以《易经》为代表的宇宙观始终把宇宙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把宇宙看成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孔子已经予以揭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逝逝不已就是运动变化不已，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个如同大河奔流一般的运动总体，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之中，流动、变化是普遍的。庄子也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
解释《易经》的《易传》十翼，以《系辞传》最为突出。《系辞传》全力强调变易的意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世界不断变化、转化，永不静止。对于这样一个变动不已的宇宙，人不可以订立死板的公式去对待它，一切必须随变化而适应。《易经》为中国文明确立了这样的宇宙观：整个世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转化之中，处于不断的流动变易之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之中。整个世界，特别是自然界，被看作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变动着的。在这种总观点下，世界绝对不变的见解是不可理解的。事物不是常住不变的，变易是存在的基本方式，存在就是流动和变化。正是这种变易的哲学支持着中国文明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与时俱进就是适应变化、与变化俱进。
以《周易》的宇宙观为代表，中国哲学越来越强调变化是绝对的而变化包含有确定的倾向。《易传》中包含的哲学观点认为，变化不是没有内容的，变化的重要内容是“生生”。换言之，在宇宙的大化流行中，不断有新的东西生成，这是变易的本质。宇宙不是死一般的寂静，而是充满着创造的活力。这一点《系辞》说得最清楚：“天地之大德曰生”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因此，变化包含创新，永久的变易包含永远的革新，日新就是不断地创新，生生赋予了变易以更深刻的东西，变易是生命的不断充实、成长、更新和展开。“天行健”是生生不已之大易流行，这种宇宙观是中国文化精神“自强不息”的基础。
生生的观念同样渗透在宋以后的新儒家思想中，如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程颢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
这是以生生为宇宙最根本的法则，以生生为天道、天理的内容。程颐也重视生生，他说“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
，把生生化育看作自然的、无休止的过程。
可见，在中国哲学中，变化之流即是生命之流，而这一生命之流是以气的连续统一为载体的。宋明理学的宇宙观特别重视“大化流行”，大化流行也往往说成“气化流行”，如戴震说：“一阴一阳，其生生乎”
，“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
。气本身就是能动的流体，气的运行过程就是道。大化流行是一完整的连续体的活动，而万物是此连续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里显示出中国哲学宇宙观的生成论特征。按照《周易》系统的哲学，天地万物是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并变易着的，它可能是从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生成就是becoming。所以，不是being，而是becoming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周易》的哲学才是中国文明的哲学之根。从这个观点来看，生成是自己的生成，阴阳、五行的相互作用就是生成的基本机制，而不是由自然界之外的主宰者的创造或外来推动力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绝对不变的实体是不存在的。
从这里，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牟复礼提出的中国文明缺少早期创世神话的问题，这确实在本质上是一个关乎思维方式的问题。只不过，缺少创世神话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像杜维明所说的存在的连续的问题，而是生成论思维主导的问题。没有创世神话表示不重视外在力量，表示更重视生成、生化和它的内在动因。世界是它自己的根源，自生自化的生成论成为中国世界观的主流，《周易》的原理本身就包含了这一倾向。正如安乐哲（Roger Ames）所指出的，希腊更偏重静止，所以需要借助因果关系解释变化；中国则主张世界本来自然地就是过程和变化，自然地生成，因而不需要外在原则去解释变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果《周易》的这句话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那么生生日新的宇宙观正是这个精神的哲学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