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育与死亡

千百年来，本地人信奉“多子多福”，“养子防老”的传统观念。受其影响，再加上缺乏节育措施，从前普通农家夫妇多生育三孩至七八孩，甚至更多。限于古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医疗条件，加之自然灾害、瘟疫和战祸等意外因素的影响，存活率不高，小孩夭折多，非正常死亡多。一个家庭内，兄弟姐妹能长大成人的，一般在三人左右，多则四五人。有些穷苦人家，婴儿刚出生就被闷死，或用马桶溺死，或送育婴堂，或送给别人家。其时，生育旺盛，但家庭人口普遍不多。有的甚至因天灾人祸等因素，只剩孤儿寡母，或爷儿俩，乃至出现“老孤身”“死剩种（贬义）”“光棍户”“绝户”等单口家庭。史料记载，民国三十五年（1946）前后，本地每户农家平均拥有3.96人。1948年第三季度，境内第一保出生9人，其中男7女2；第三保出生3人，其中男3女1；同季第一保死亡男女各1人，均为25岁至30岁，第三保死亡男5女4，其中婴儿1名，少年1人。

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稳定，国家鼓励多生育，生育子女多的褒奖为“光荣妈妈”，村中人口增长较快。20世纪6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虽然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陆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人口上升幅度缩小。但由于医疗条件趋好等多种因素，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四世同堂”家庭普遍出现。

1972年，漕泾大队成立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是年，出生率控制在10‰以下。1973年，国家倡导“晚”（晚婚年龄男25岁、女23岁）、“稀”（两孩间隔4年以上）、“少”（一对夫妇不超过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1979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孩子，最好一个，不得超过两个”，开始实行独生子女奖励政策，有村民率先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1980年3月改称独生子女光荣证）。

1982年，实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政策，提倡和推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5年，乡村实行照顾二孩，适当松动的生育政策。1986、1987年，生育二孩政策有所调整，又值1962、1963年出生人口进入婚育高峰，故人口出生率回升。1988年起，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再度回落。1990年，漕泾村成立计划生育协会，让老党员、老干部、村组妇女干部等人一起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与实施。1995年前后，漕泾村计划生育协会理事会由沈德金（村主任）、范凤仙（妇女主任）、王云珠（村出纳）、王心意（副书记）、范利萍（皮革厂职工）组成，各村民小组设计生协会小组，小组长分别有：张家浜郭文兰、张家埭张明娥、大水路张美芬、方田村蒋福英、湾渔池孙杏生、吕东董汉金、吕西张兴仙、大天井毛雪英、孙家埭周祖仙、沈家场陆月宝、顾家埭张月珠、长南姚长芬、长北王巧英、大木桥俞利英、查坟前吕小英、南庄桥沈爱仙、墙门头封美金、双元村张妙英、枉港钱培芬、马家木桥江金凤、张南张翠娥、张北黄爱珠、塔石桥张巧仙、陆家门许金仙、陆家浜陈云仙、公婆桥范利萍、范家门范应仙、范家浜范德仙、汤东岳玲仙、汤西吕金仙。

1997年，村成立计划生育协会民主监督小组，组长沈德金，组员范凤仙、王云珠、王心意、范利萍、丰金高。1999年，村内有专职计生干部陆敏华。2000年，漕泾村计生协会有会员244人。2004年，漕泾村计生率达到100％，综合避孕率93.48％，长效节育率80.98％。2000年前后开始，境内独生子女家庭每年享受政府奖励。

2007年，漕泾村获浙江省“人口与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称号，在此前后，数次获评省、市、县三个层级上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2016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育龄村民生育二孩略有增加。2021年，放开三孩生育，是年漕泾村出生16人。

2021年，境内已有两代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加上部分人员因买房、读书迁出户籍等情况，农户每个家庭平均户籍人口数较少。从户籍统计看，2021年年底，全村674户，2317人，户均人口3.438人；从血缘家庭人口数看，大多家庭五六人，甚至更多。年长老人往往在2个甚至3个子女的小家庭之间轮流居住，或单独居住，户籍挂靠在留守子女小家庭里。

旧时，由于战乱、瘟疫、重大疾病等灾祸频发和生活、医疗等条件低下，村民平均寿命一般在五十岁上下，以致“人生七十古来稀”。1949年后，随着社会日趋安定，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医疗条件越来越好，村民非正常死亡极少，身体素质渐好，寿命普遍延长，如今七十八十不稀奇，几乎每个村民小组皆有年过九十乃至近百岁之人，死亡人数少于出生人数。1988年出生30人，死亡16人；1989年出生49人，死亡23人；1994年出生30人，死亡25人。2021年出生18人，死亡12人。 zQYKqRcVN6N40Gq++vFxyixRkwhmnlSvXFW0x+PX9MZfnBtSSysaIXFNyqlUWT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