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曾子》是孔门七十子之中的曾参文集。在孔门七十子中，曾参是对中国后代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学者，也是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孔门弟子按其入学先后分为“先进”与“后进”，曾参属于孔门的“后进”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参事迹仅有寥寥数语：“曾参，南武城（今山东嘉祥）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据学者考证，曾参大约生于公元前505年，死于公元前432年，与先师孔子一样，享年73岁，这在孔门七十子中属于享年较高的人。曾参的父亲是曾点，父子二人俱师事孔子。曾点留下的事迹较少，《论语·先进》载孔子让冉有、子路、公西华、曾点各言其志，冉有、子路、公西华皆志在国相，而曾点独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为人生志向，获得孔子“吾与点也”的赞许。从曾点的志向来看，他是一个闲云野鹤式的散淡人物，与儒家一贯倡导的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取向不尽相同。《礼记·檀弓下》载季武子卒，曾点倚其门而歌，如此则曾点颇有玩世不恭之意，不过对这条材料的真实性，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力辩其非。曾点本人活得恬淡潇洒，但他对其子却极为严厉，据《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说苑》等文献记载，曾参耘瓜误断其根，曾点便以大棒将曾参打昏。曾参并没有怨恨父亲，他从昏迷中醒来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安慰父亲。孔子得知此事后批评曾参，认为曾参在父亲盛怒之际应该暂时逃避，以免父亲蒙受笞杀其子的恶名。曾氏父子的故事可能是中国传统教育古训“棍棒下面出孝子”的依据。曾参何时进入孔门，已不可详考，《孔丛子·居卫》载曾参随孔子游于诸侯，这意味着曾参可能是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入学的。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认为，曾参是在公元前489年孔子从陈蔡返卫时进入孔门，这一年曾参17岁。他在孔子门下大约学了十年，孔子死时，曾参年仅27岁，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曾参便独立地走完学术道路。《孟子·滕文公上》说，孔子死后，子夏、子张、子游以为有若言行像夫子，便欲立有子为师，曾参表示坚决反对。关于曾参的仕宦经历，先秦两汉文献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韩诗外传》说，曾参在父亲曾点去世以后，曾经仕于莒，又先后为齐相和楚令尹。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指出，据《礼记·檀弓上》关于曾参换席而死的记载，曾参死时还只是士，故《韩诗外传》之说实不足信。曾参一生业绩主要是讲学授徒，传播并发展孔子学说。《孟子·离娄下》记载了曾参一个小故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曾参在武城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在越寇到来之际却逃离武城，这一做法引起弟子批评，沈犹行为之辩解，说曾参处于师宾之位，不能要求他负守城之责。关于曾参之死，《论语·泰伯》有一条记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参按照爱护身体发肤的孝义，一辈子都在小心翼翼地看护自己的身体，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才有如释重负之感，觉得自己可以带着一个完好无缺的身体去见地下父母了。《礼记·檀弓上》也有一条记载：“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这是发生在曾参弥留之际的故事：曾参的身份是士，而他睡的却是大夫才能睡的华丽竹席。曾参弟子乐正子春和儿子曾元、曾申不忍心打扰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稚气的执烛童子向曾子指出了这一点，曾子听到之后，一定要儿子换上士的竹席之后，才安然地合上双眼而辞世。曾参换席的故事为“礼不逾节”做了一个生动的诠释。这两条记载表明，曾参将践履礼义坚持到生命的终点。

曾参不在孔门十哲之内，《论语·先进》有“参也鲁”之说，“鲁”，意为迟钝。这个略带负面意义的评价说明，曾参一开始在孔门并不出众。但曾参也有超越同门之处，这就是他的情商很高，个性坚韧稳定，他的理解速度虽然略慢一点，但他体验深刻持久，心怀诚笃，以道自任，终其一生，都在真诚地信仰孔子学说，专心不二地钻研孔子思想，继承并发展师说。《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载子贡评价曾参：“满而不满，实如虚，过之如不及，先生难之；不学其貌，竟其德，敦其言，于人也无所不信，其桥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寿，是曾参之行也。”这是说曾参始终保持不自满的心态，坚持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因此孔子以为他难能可贵。他习礼并不是停留在外在的礼文之上，而是努力培养内在的敦厚、诚信等道德品质。所以他能够高明广大，言行高洁，而这些美德都预示着他将来能够长寿。就是依靠这种谦虚、坚韧、持久、诚笃的品质，曾参最终能够超轶同门，成为孔门七十子后学之中文化学术成就最大的学者。

曾参一系是孔子身后影响较大的一派，《孟子·离娄下》载曾参有弟子七十人。其子曾申、曾元、曾华见于《礼记》，都是儒家著名学者，其中曾申与乃父一样被人称为“曾子”。此外，见于文献的曾参著名弟子尚有乐正子春、单居离、公明仪、公明高、公明宣、子襄、阳肤、沈犹行等人，这些弟子大都是不务名利、致力于道德文章的诚笃学者。宋儒认为，战国前期儒家重要学者子思也是出于曾参门下，此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子思曾经受到曾参影响，思想与曾参相近，这是没有问题的。先秦思想家的影响和地位往往与他们的弟子后学素质及其志向有关，子夏与曾参是孔子身后的两大名师，子夏培养出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悝、禽滑釐等著名弟子，这些人或者以傲世而邀名于一时，或者在治国平天下岗位上功业辉煌，而曾参弟子则大都默默地进德修业，子夏在生前声名远超曾参，但曾参身后影响比子夏要大得多。曾参之所以能够在七十子中后来居上，超轶群贤，就是因为他的弟子门生辛勤地记录、传播、发展了他的思想学说。

曾参的思想建树首先体现在他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学说。孝的观念在中国出现甚早，甲骨文中有没有“孝”字，对此还存在争议。殷周金文、《诗经》《尚书》中都有不少孝的论述。孝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道德观念，《论语》中载有孔子多条论孝言论。受孔子影响，曾参毕生都在思考关于孝的理论问题，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道，由此他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孝子，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孝道理论家。他留下的论孝文章有《孝经》《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等。其中《孝经》是阐述孝道最为详尽、最有系统的文章。从形式上看，《孝经》为孔子所述曾子所记，但它也有可能是曾子借孔子之口来发表自己的思想。《孝经》被称为“百行之宗，五教之要”（邢昺《孝经注疏序》），它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其精义主要有三点：首先，《孝经》明确地提出了“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孝义三段论；其次，《孝经》依次论述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个社会层次应该履行的孝道责任义务；第三，《孝经》提出了“明王之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思路。《孝经》最初不过是战国秦汉时代数百种礼义文献之一，但它最终却从众多礼学传记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一部儒家经典，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它集中、精辟地阐述了孝道的精义。《大戴礼记》所载曾参论孝的文章，大体上都是《孝经》思想的展开与具体化。《曾子本孝》认为“忠”是孝之根本，这个“忠”意思为敬，就是说君子应该以虔诚敬畏的态度来践履孝义。《曾子立孝》进一步提出：“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卢辩注云：“有忠与礼，孝道立。”《曾子大孝》将孝分为三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曾子事父母》指出，事父母之道在于“爱而敬”，事兄之道是“尊事之以为己望也，兄事之不遗其言”，使弟之道是“嘉事不失时”。这些都是曾参论孝的经典言论。

曾参的另一思想建树是继孔子之后提出了反身内省的品德修养思路。《论语·学而》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参说他每天都要多次深刻反省自己，是否对人做到了忠信，是否温习了学业。通过深入持久的内在反省，曾参确立了以落实仁学为己任的承担精神，培养了一种博大、深沉、坚毅的人格。《论语·泰伯》载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篇又载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是一种经过长期内德修养而炼成的撼山易、夺大节难的坚毅与果敢，是一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格，是一种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是一种壁立千仞的坚毅精神。被宋儒视为曾参作品的《大学》，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伦理到政治的人生发展思路，被中国封建时代文人奉为人生圭臬。子思、孟子等人就是在曾子反身内省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诚”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心性道德学说。与曾参同门的宓子贱、漆雕开等人遵循由礼入情的思路，深耕性情领域，探讨性情结构，发现了人性诸多奥秘。曾参的反身内省学说，加上宓子贱、漆雕开等人的人性理论，这两股学术力量共同汇成战国前期探讨心性道德的大潮。从宋明儒学到海外新儒家，历时几千年的儒家心性道德学说，就是从曾参、宓子贱、漆雕开、子思他们这里发端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参的思想价值有两次被发现：第一次是在汉代，《孝经》以孝治天下的思路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同，汉家将这一思想运用到治国之中，汉代皇帝谥号前都要加一“孝”字，诸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等。从孝子到忠臣，是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为文人描述的一条人生道路。第二次是在宋代，宋儒在孔门七十子中独推曾参，认为曾参继承了孔子的道统，他们将《礼记》中的《大学》断为曾参的作品，并认为子思述曾参之旨而作《中庸》，由此开列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体系，以《论语》（孔子）、《大学》（曾子）、《中庸》（子思）、《孟子》（孟子）为“四书”。近现代以来的新儒家接着宋明理学讲，曾参学说继续得到足够的重视。

曾参在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孔门礼学散文的艺术源头是《尚书》《国语》中的历史记言文，这些文章大都采用历史记言散文常用的对话问答体形式。曾参的一部分文章如《孝经》《曾子问》《主言》《曾子天圆》《曾子疾病》等也是对话体文章。但他另一部分文章——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曾子制言下》《礼记·大学》等——形式值得充分注意，因为这些文章不再用对话体，而是以一个“曾子曰”领起，全文都是论述文字。这是中国最早的没有叙事框架的纯粹说理散文。我们可以说，中国典型的专题说理散文，是在曾参时代出现的。

曾子是孔门七十子后学中留下文章较多的作家，他的门人后学将其著作编为《曾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这十八篇《曾子》佚于何时，已不可知。《隋书·经籍志》著录《曾子》二卷，目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著录《曾子》二卷，但没有“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曾子》二卷十篇，称即《唐志》所载。据高似孙《子略》称，《郡斋读书志》著录的《曾子》与大小戴《礼记》收录的曾参文章已经没有差别。这说明唐代的《曾子》已经不是《汉书·艺文志》的《曾子》原本。宋以后出现若干种曾子文献辑本，如冯云鹓《曾子书》八卷、严式诲《重辑曾子遗书》十四卷等。现今《曾子全书》是宋人汪晫所编。汪晫是安徽绩溪人，一辈子没有做官，他的一生学术业绩就是编了《曾子全书》和《子思子全书》。汪氏编辑《曾子全书》的方法，是将《孝经》《礼记》《大戴礼记》《论语》《孟子》《荀子》《孔子家语》《孔丛子》《韩诗外传》《说苑》等先秦两汉古籍中有关曾子的文献材料收集在一起，重立篇题，划分章节，重新编定各章次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汪晫所编《曾子全书》有“自我作古”之讥，但又称“过而存之，犹愈于过而废之”。所谓“自我作古”，是说汪氏所编《曾子全书》试图按照一己之见来恢复《曾子》古本，其实他编的《曾子全书》并非古本原貌。例如，《曾子全书》仿照战国子书体例，将曾子文章分为“内篇”和“外篇”；汪氏还以己意改变古籍名称，他将《孝经》改名为《孔子闲居》，将《礼记》中的《大学》改名为《明明德》，将《礼记》中的《曾子问》改名为《周礼》，等等；他杂取《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大孝》《曾子立孝》《曾子本孝》《曾子事父母》以及《孟子》《荀子》《韩诗外传》《孔子家语》中的曾参论孝材料，形成一篇文章，取名为《养老》等；这些都是汪氏“自我作古”的体现。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汪氏所编《曾子全书》毕竟收集了散见于各种古籍的与曾参有关的文献资料，所以它仍有保留、参考价值。汪氏《曾子全书》共收十二篇文章，其中外篇第七、第八已经亡佚，今存十章。清人阮元作《曾子注释》，收入《皇清经解》之中，然阮元所注仅止《大戴礼记》中曾子十篇文章，远非曾子文集全貌。因此本书不采用《曾子全书》的篇目，而是从传世先秦两汉儒家文献和出土儒家文献中重新选取篇目。《曾子》所收十三篇文章取自《孝经》和大小戴《礼记》，书中所收各篇文章的篇名沿用所出古籍的旧名，以免重蹈“自我作古”旧辙。本书正文，《孝经》及取自《礼记》的《大学》《曾子问》，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取自《大戴礼记》的《主言》至《曾子天圆》等篇，以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本为底本，同时吸取了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孙诒让《大戴礼记校补》、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及其他多种校勘、研究成果。

注译古籍虽被世人视为小道末技，难入大家法眼，但涉足其间就会知道，此事容不得有半点含糊，往往会因为一个字斟酌踌躇，去翻检许多材料。由于我们学力不够，在译注过程中可能会有不少失误，亟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陈桐生
2024年11月 HeSOFwCQSsuTmwwlohjzFxJA7wTNfXEvpUBfoIiL5RAQV4Ja80hYIG+vGMjYR7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