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至金元之际,“诗学”一词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正式的诗论之中,已经成为诗学中的专门术语。南宋蔡梦弼嘉泰四年(1204年)《杜工部草堂诗笺》“附识”论杜甫成就云:
少陵先生博极群书,驰骋今古,周行万里,观览讴谣,发为歌诗,奋乎《国风》、《雅》、《颂》不作之后,比兴发于真机,美刺箴规,该具乎众体。自唐迄今,余五百年,为诗学宗师,家传而人诵之。
自元稹为杜甫作墓系铭,有“兼备众体”之说
,北宋秦观发展为杜诗集大成之说
,苏轼有杜诗为能事之极的说法
,江西诗派则奉杜甫为宗派之祖,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崇高的经典地位已经论定。蔡氏的观点,与诸家大同而少异,其最可注意的则在于以“诗学”来概括杜诗的创作,称其为“诗学宗师”。后来清人毕沅评杜云:“杜拾遗集诗学之大成,其诗不可注,亦不必注。”
与梦弼的说法一脉相承,而所谓集诗学之大成,即前人杜诗集大成之意。清仇兆鳌注杜甫《解闷》“陶冶性灵存底物”一首时说:“此自叙诗学。诗篇可养性灵,故既改复吟,且取法诸家,则句求尽善,而日费推敲矣。”
梦弼之外,另一南宋末人俞文豹《吹剑录外集》里的一个用例,也将该词的内涵宣露得十分明了:
近时诗学盛兴,然难得全美,聊随所见,摘录一二。赵东山邮亭诗:风雨送迎地,别离多少人。(下略)
俞氏说“诗学盛兴”,而用以证明其说的则是诸家诗句,更可见“诗学”即指作诗之事。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也喜用“诗学”一词,其《杨叔能小亨集引》云:“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
又其《陶然集诗序》亦云:“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
元氏还有《杜诗学》一书,则为“杜诗学”一词之开山。但杜诗学为研究杜诗之学,与“诗经学”性质接近,其内涵与我们所讲的“诗学”有一定的差异。元代用例更广,不须赘举,其典型者,如毋逢辰在大德十年所作的《王荆公集序》云:
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先儒之至论也。
又元傅与砺为杨载《诗法源流》作序云:
大德中,清江(范)德机先生独能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杜以上溯三百篇。其在京师也,与伯生虞公、子昂赵公、仲弘杨公、曼硕揭公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诗学丕变。范先生之功为多。
诗学作为专门术语并被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元明时期出现了不少以“诗学”命名的著作。最早似为元代四大家之一的范梈《诗学禁脔》
,同为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在其所著的《诗法家数》中,也列有“诗学正源”一条。自这两位名家开启先例后,不少诗学著作相继以“诗学”命名,明清人书目中多有著录。如明代晁瑮《宝文堂书目》中著录了《诗学权舆》、《诗学集脔》、《诗学题咏》、《增广事联诗学大成》(原注:洪武刻)、《诗学大成》(原注:元刻一,近刻二)、《诗学阶梯》诸种。明徐惟起《红雨楼书目》,亦著录《诗学大成》(三十卷)、《诗学声容》(二卷)及《诗学须知》三种。明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著录《诗学统宗》、《诗学权舆》两种。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诗学体要类编》及范梈《诗学禁脔》两种,前一种有附注云:“国朝汉中训导莱阳宋孟清廉夫编,为目五十有二,杂取诗家诗话以证之也。”
可见元明此类著作的大概面貌。清人书目,如《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著录黄溥《诗学权舆》及范梈《诗学禁脔》两种,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著录吉水周叙等编《诗学梯航》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诗学正宗》、《诗学汇选》、《诗学禁脔》、《诗学权舆》、《诗学事类》数种。上述诸家外,笔者所见日本大正三年编的《内阁文库汉书目录》著录明代著名学者焦竑所编的《诗学会海大成》明版一种。
元明时的这一类书,大多数是坊间所刻供初学者使用的入门书,其中有不少是托名之作,如《诗学大成》、《诗学权舆》都托名为李攀龙所作,《四库全书总目》已辨其伪
,与中晚唐时诗格、诗式类的书,源流上一脉相承,而与名家所著的诗话不同。今天从它们的书名看,好像都是理论著作,但实际其中大多数都是选录历代作品,以格、法名目加以排列,如《诗学汇选》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八列为子部类书类存目,提要云:
是书即坊本《诗学大成》中采辑重编,凡三十九门,所录诗自六朝至于明代,妍媸并列,殊为猥杂。
又卷一九一总集类存目明黄溥《诗学权舆》提要云:
是书兼收众体,各为注释,定为名格、名义、韵谱、句法、格调诸目,复杂引诸说以证之,然采摭虽广,考证多疏。
这种著述猥杂的情况,使得这种书只在坊间流行,为正规的诗坛所不屑,《四库总目》作者所表达的意见就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明清著名文人的论诗著作,或沿用诗话之名,或自创新名目如《诗薮》、《谈艺录》、《原诗》之类,似乎不太以诗学为题。但当时这类书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市场,明末著名剧作家吴炳《绿牡丹》传奇第二十四出“叨倩”中村学究范虚的独白云:“学生范虚……如今年老,村学也无人请了,新近买得一本秘书,是《诗学大成》,看了便好做诗。”
吴炳在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元明时代诗学类著作的市场流行信息,也可见元明时代,不少人就以这一类的诗学入门书为学诗的最初教材。诗话与诗格两类著作,本来就是分流而行。唐人诗格类书及元明人诗学类书,其功能主要是应俗的,是普及性的。源于欧公的诗话类书,虽然其中水平参差不一,但基本的功能则是适雅的,是提高性的。
我国传统的“诗学”一词,原是对诗歌创作实践体系的一种指称,随着其运用日广,涵义日益固定,就很自然地被用作阐述诗歌创作理论的著作的名称,其理论内涵得到加强。但传统诗学主要存在于创作实践之中,尤其是经典作家的创作实践。元明间以“诗学”命名的这类书,规定格式法度,不无穿凿附会之嫌、影响模糊之词,所以只能视为诗学的一种近似的、粗略的描述,并非即是诗学的本身,更非诗学之全部。元、明、清迄于晚近,“诗学”一词主要还是在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实践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