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学”一词，虽出于晚唐五代，但在最初一个时期中并不流行。北宋人用此词，除前述的王珪《望都县太君倪氏墓志铭》外，还有郭祥正《奉和蔡希蘧鹄奔亭留别》一诗。郭诗中有这样一段：

又如李白才清新，无数篇章思不群。挺特千松霜后见，孤高一笛陇头闻。我于诗学非无意，黄芦不并琅玕翠。漫甘薄禄养残年，两鬓垂丝成底事。

这一例说的也是写诗的事，是说自己对于诗学虽有所追求，但终恨肤浅乏根基，像黄芦之不能与修竹相比。又北宋末许景衡（1072—1128）《横塘集》卷三《和经臣晚春》一诗也用了此词：

蝶散花犹在，鸦藏柳已阴。敢辞连日醉，恐负惜春心。金缕休频唱，瑶笺正苦吟。独惭诗学浅，三叹岂知音。

以上数例，用法完全相同。说明此词之传统内涵，在它产生之初期就已相当固定。它是用来概括整个创作系统的。但北宋庆历诗坛欧、苏等家，元祐诗坛苏、黄等家，以及江西诗派，似不太用“诗学”一词来概括诗歌创作之事。这时期流行的诗学著作，多用诗话为名，诗人在交流创作艺术时用得最多的词，则是“学诗”、“诗法”、“诗律”、“句法”等词，这当然不等于他们的观念里没有这个词，而是说明在北宋时期此词还不怎么流行。

南宋以降，“诗学”一词使用渐多，出现于诗句中的如张侃《张氏拙轩集》卷一《食圆用建昌使君叔父韵》：

泛观天地间，机者物之先。大阮精诗学，咏物巧回旋。

阮籍、阮咸叔侄人称大阮、小阮，后来成了叔、侄的代名词。阮籍作有《咏怀》八十二首，而作者的叔父作了咏汤圆的诗，故有这样的说法。“大阮精诗学”，是说他的叔父，但同样是说阮籍本人精于诗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诗学史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唐宋以来的诸大家、名家，创作之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理论主张的表达，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诗学”，所以说杜甫的诗学、黄庭坚的诗学，听起来都不会觉得奇怪。但阮籍这样的早期文人诗作者，我们是不太会将他看成一个诗学家的。但按传统的理解，长于创作，深得诗家三昧的，即是造诣精深的诗学家。韩淲《涧泉集》卷六《昌甫有诗学长句次韵以柬处晦且当应举》：

章泉老子之诗学，笔自峥嵘心自泊。暮春静把一杯看，纵有世情无处著。三传且莫束高阁，待子龙津名一跃。收回旧话再商量，沈谢应刘都扫却。

赵蕃字昌父，号章泉，与韩氏并称“二泉”，都是当时诗坛的领袖性人物。所谓“诗学长句”，大概是指论诗的长篇诗作。处晦是章泉的学生，诗学传自“章泉老子”，造诣自深，但面临科举考试，作者告诉他先好好地学习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以应付考试。等考中进士后，再肆力于诗学，一扫沈、谢、应、刘之垒。诗题中有“诗学长句”，诗中有“章泉老子之诗学”，可见“诗学”一词不但内涵明确，并且使用上已很流行。照此义，严羽成系统的诗论《沧浪诗话》理应称“沧浪诗学”，但严氏仍遵流行习惯称“诗话”。可见“诗话”一词的流行，也可能是因“诗学”一词使用受阻。此亦有关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发展的问题。陈元晋《渔墅类稿》卷八《过南雄调木倅》：

句法清严旧有声，亲传诗学自趋庭。

这一句用《论语·季氏》中孔鲤趋庭，孔子嘱其学诗的故事，但讲的仍是具体的作诗之事。儒家诗学，是理论、学问性质的诗学，但被后来的实践诗学所吸取，影响巨大。后世诗学的不少名词术语，也都与其有渊源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下文中还要论及。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诗学”一词，最初多出于诗句，其渊源正出于郑谷。郑诗在宋代诗人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其“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语虽浅近，却很能形容大多数诗人创作诗歌的实况，是能被诗人们传诵的，这个词也因此而得以推广；但最初多少带有戏咏的味道，不太为正规的谈艺之语。况且，宋代经学范畴的“诗学”更为流行，创作学范畴的“诗学”为其所掩。加上北宋人尊经心理很重，他们不习惯拿自己的创作与诗经并论，自称为诗学。另外，“诗学”一词，带有推崇的意味，宋人注重学习古人，认为艺术的典范在于古人，从总体上讲，他们把自己的创作看作是对古人的一个无止境的学习过程，因此，“学诗”一词远较“诗学”一词为盛行。然“学诗”与“诗学”，实是相为表里的两个词，此词的盛行及其所体现的以学为诗的创作，进一步强化古代诗学学古与创新相结合、实践诗学与理论诗学相结合的特色。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诗学”流行之前的“学诗”一词略作考察。

“学诗”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季氏》云：“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又《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所说的“学诗”，是以诗为培养语言能力、养成学问德性的教材，不重于作，与我们今天学习古典诗歌性质比较接近。但由此出发而导致汉儒的“诗之为学”的儒家诗学的出现，所以可视为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的渊源。但宋人的“学诗”，与孔门的“学诗”语面虽同，内涵却完全不一样，是指以创作为目的的“学诗”，也包括了创作本身。因为宋人往往将其创作诗歌过程，即视为学习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说的“学诗”，是以古人的经典艺术为对象的一种艺术继承，所以他们将自己的整个创作经历都视为不断地学习经典、消化经典、逼近经典艺术高度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大诗人如苏轼，在晚年还细和陶渊明的诗篇，黄庭坚在晚年也十分重视学习陶、杜及唐人律体。所以宋人的诗学实践，整体地建立在学古的基础上。所谓“学诗”，在很多时候与“学古”是同义词，如陈师道《后山诗话》：

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

诗歌创作基于学古，是江西诗派的一个基本主张，《后山诗话》体现这一观点十分明显，在论述古今诗人的创作时，也最关注其在学古方面的具体表现，如云：“杜之诗法出于审言，句法出庾信。” “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 “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景初学之。” 除此之外，江西诗派还十分重视学诗的方法和门径，黄庭坚就十分强调要学经典，有“建安才六七子，开元数两三人”之说 。《后山诗话》于此也颇为重视，如云：“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后韩，不由黄韩而为老杜，则失之拙易矣。” 江西诗派流弊产生后，受到了南宋一些诗学家的批评。但主张学古的原则，并没有被否定，“学诗”一词也流行不衰，严羽《沧浪诗话》：

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王直方诗话》：

方回言学诗于前辈，得八句云：“平澹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诗不窘于物象；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心于诗，守此勿失。

吴可《藏海诗话》：

学诗当以杜为体，以苏黄为用。

吴氏又云：

看诗且以数家为率，以杜为正经，余为兼经也。

当然，从苏、黄一直到严羽，他们在学古的同时，还主张自悟。所以有“学诗如学仙” 、“学诗如学道”、“学诗浑似学参禅”等种种说法。比喻是越来越微妙了，但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强调以悟性来学习古人，学古而能自得诗旨，自成面目，乃至自成一家。可见宋人的“学诗”，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内涵相对固定的诗学术语。

除“学诗”一词外，“学诗者”、“学者”之类的词，也为宋人所常用，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

诗禁体物语，此学诗者类能言之。

范温《潜溪诗眼》：

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

又同书云：

子厚诗尤深远难识，前贤亦未推重。自老坡发明其妙，学者方渐知之。

《石林诗话》卷下：

古今论诗者多矣……司空图记戴叔伦语云：“诗人之词，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学者不能味其言耳。

总之，“学诗”、“学诗者”、“学者”之类的词的经常使用，大抵始于苏黄一派的诗人，而流行于其后宋、元、明、清各代，典籍中斑斑可见，此处不须赘引。

宋人不轻言作诗而爱说“学诗”，不以作者自居而每称“学者”，充分体现了宋诗以学为诗的特点。“学诗”是构成诗学的前提，“学诗”之功夫，即是诗学的造诣。学诗的内容，即是诗学所据以存在者。诗学并非创作的全部，创作中有许多属于情感性、个性的因素，虽为构成诗学的必要条件，却非诗学本身。诗学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诗之可学者，可由后天获得诸如诗之原则、诗之格律、诗之语言等含有可学习性质的因素。钱谦益《梅村先生诗集序》一文，以吴伟业诗歌为例，分析了“诗”与“学”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诗学”的内涵有所帮助：

余老归空门，不复染指声律，而颇悟诗理。以为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能者，有可学而不可能者，有学而愈能者，有愈学而愈不能者。有天工焉，有人事焉。知其所以然，而诗可以几而学也。

大体的意思，是说诗歌创作有可学者，有不可学者，后者相当于《沧浪诗话》所说“诗有别材”。诗学之存在，依据于诗之可学者，但可学者又是依赖不可学而得以成就。所谓“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诗之可学者，为“下学”，这是诗学的主要内涵，诗之不可学者，属于“上达”。但“上达”者也非与“下学”者无关。所以古人所说的诗学，并非简单的几条理论原则所可概括，而是一个极为广博又极为精微的创作实践的体系。

宋代是中国传统诗学体系成熟的重要环节。北宋人虽喜言“学诗”，而不昌言诗学，但是正是宋人反复学诗、学古的理论，使得诗学的内涵日益明确，实为后一时期诗家昌言“诗学”的前导。 ygF68cnuuRyYc/PqazRmQ6jGYd8DL6/N+6hvh6HflcIaDmt2yIx0qDTyKRXU8+2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