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作为《诗经》学简称的“诗学”，一种是作为实践与理论的诗歌学之总称的“诗学”。

经学的“诗学”一词，使用上早于诗歌学意义的“诗学”。大概在唐代就已流行，唐宪宗元和三年，李行修有《请置诗学博士书》，大意是要朝廷立诗学博士，重新推行古代的诗教。作者所说的诗学博士，主要的任务是研究《诗经》，观其文中“五经皆然，臣独以诗学上闻，趋所急也” 一语可知。但他也论述到《诗经》以后“诗道”的衰落与变化，可见他也关注到其当代的诗学问题，其提倡《诗经》的研究，也有为当代立诗教的意思。奏书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伏惟陛下诏公卿诸儒，讲其异同，综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穷六艺之粹精，不使讲以多物而无哗，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极者为师法。传经而行，其毛、郑不安者，亦随而刊正。选立博士弟子员，如汉朝故事，然后命瞽史纳于聪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谓端本；由朝廷被于民里，由京师施之远方，是谓垂化；复采诗之官，以察风俗，是谓兼听；优登才之选，以励生徒，是谓兴古。四者既备，大化自流，则动天地，感鬼神，德豚鱼，甘堇荼，来异俗，怀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广之，神而化之，不难矣。

这样来认识“诗学”功能和作用，似乎他所说的诗学，也包括了当世的诗歌创作在里面。宋代的经学著作，常有以“诗学”命名者，《宋史·艺文志》“经类”之“诗类”中著录有范处义《诗学》一卷，又有不知名氏《毛郑诗学》十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著录蔡卞《诗学名物解》 。宋人还称专治毛诗学者为“毛诗学究”，且为科举之一种 。明清人研究《诗经》的著作中以“诗学”命名者更多，如钱澄之《田间诗学》。笔者通过《四库全书》电子版查询到“诗学”一词，有不少属于这种用法。

经学之“诗学”，就整体来讲，以《诗经》为研究对象，是经学的一个分支，与易学、礼学、尚书学、春秋学等并列。这门学问建立于汉代，其渊源则应该追溯到先秦孔门诗学，开始主要还是属于文学研究范畴的学问，经过汉以来历代《诗经》学者的发展，成了一门以《诗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专书之学，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内容，属于今天所讲的诗学的范畴。就作为经学的“诗学”在使用上早于作为诗歌学范畴的“诗学”而言，后者在得名之初，可能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但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后者是从前者中派生出来。事实上，后者有它自己的生成过程和背景，两者作为不同领域的同名术语，在古代是并行不悖地使用着的，其内涵的区别十分清楚。

作为诗歌学术语的“诗学”一词，初盛唐之际其实已经在使用，近年新出土的先天二年马克麾撰《唐正议大夫试大著作上柱国太原王君墓志铭并序》中叙到墓主王洛客的朋友王勃时说：“是有同郡王子安者，文场之宗匠也。力拔今古，气覃诗学。” 晚唐郑谷《中年》诗中，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这样的句子 。多家辞书中的“诗学”条，都引了郑谷这句诗 。这句诗的意思是说自己衰老迟暮，百事无成，但诗艺却喜有所提高，其证据便是从前写的诗，不知道不好，现在却能看出毛病来了，并且改了好几联。作者把这个叫作“诗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诗学，内涵是很不一样的，完全是属于创作方面的事情，与单纯的理论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很长时间内，笔者没有找到与郑氏时间相近的“诗学”用例，最近利用电脑查找，发现仅《四库全书》范围内，可视为晚唐五代用例的尚有两条 ，一为晚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所载：

商隐字义山，诗学宏博，笺表尤著于人间。

另一为北宋王珪为南唐许逖母作的《望都县太君倪氏墓志铭》：

夫人姓倪氏，南唐主爵郎中弼之女，赠大理评事高阳许规之妻。……次子府君逖，时为儿童，秀警已能作诗，尝憩大溪旁，方据石微吟，潮几没石，府君挥洒自若，诗成顷乃去。夫人尝奇之，一日从膝下，乃曰：“家世微，若不少激昂，何以大先君之后？”遂从学中茅山，穷左氏春秋，观战国危亡之际，未尝不慷慨太息。条二十事，皆切当世务，特见江南李煜，煜器其少年有诗学，拜秘书郎。

王珪虽为北宋人，但“煜器其少年有诗学”这句话，当是得自许氏后人的传叙，与当时的原话差距不会很大。因此这里的“诗学”一词，可视为南唐时的用例。

从以上三例来看，晚唐五代之际，“诗学”已成为一个专门的词汇，用来概括诗歌创作这一门艺术实践的学问。“学”本义为学习，当名词用时，又有学问、学派、学校等多种用法，这些在先秦两汉都已出现。称某一专门性的学问、学艺为“某学”这一类词，较早出现的是“儒学” 、“经学”等属于儒家范畴的词，魏晋间玄理盛行，至刘宋时便有“玄学”一词出现。大概某一专业被称为学，一是因为其地位崇重，在汉代专门之学问有时被称为“术”，有时被称为“学”，如《后汉书·张衡列传》“安帝雅闻衡善术学” ，术、学二字大体相通。但称“学”比称“术”显得更为庄重，《汉书·叙传》说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 ，儒学称“学”，老庄之学则称“术”，其间的褒贬之意显然可见。从这个角度来讲，诗赋创作，向来地位不高，被视为术艺而不配称为学，所以“词学”、“骚学”、“诗学”之类的词，到了很迟的时候才出现。其次，一门专业被称为某学，最初往往是因为立为官学，如刘宋文帝时，立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学官 。儒学和文学是前此已有的名词，史学、玄学却是立官之后才出现的名词。唐代国子监内有律学、书学、算学 ，诗歌创作之事，从来没有被单独列为一门官学，所以“诗学”一词的正式使用，反较书学、算学等词为晚。

但考察“诗学”一词的产生，仍与其官方地位提高，取得准官学性质有关。唐代诗学虽未设于官学，但唐人以诗取士及历朝君主对诗歌的爱好，显然是提高了诗歌创作的官方地位。唐代诗人，多担任文馆学士及翰林学士，如唐中宗景龙二年，为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其中如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等，都是著名诗人 。唐玄宗天宝中，国学增置广文馆，以领词藻之士，郑虔为博士 。唐代个别的统治者，曾有设立诗学士的意图，《资治通鉴》载：“上（唐文宗）好诗，尝欲置诗学士。李珏曰：‘今之诗人浮薄，无益于理。’乃止。” 宋王谠《唐语林》亦记载此事，较《通鉴》更为详细：

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同，而古调尤清峻。尝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学士中有荐人姓名者，宰相杨嗣复曰：“今之能诗，无若宾客分司刘禹锡。”上无言。李珏奏曰：“当今起置诗学士，名稍不嘉。况诗人多穷薄之士，昧于识理。今翰林学士皆有文词，陛下得以览古今作者，可怡悦其间，有疑，顾问学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许康佐为侍讲，天下谓陛下好古宗儒，敦扬朴厚。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皇化，实非小事。”

这条资料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唐代的诗歌创作其地位不及正式的官学，不过也差不多有一种准官学的地位。从李珏之论可窥唐诗虽盛，但诗歌创作仍未获得庄重的地位。至于诗人，则被视为“昧于识理”、“轻薄”之流。诗歌创作不被视为一种学。“诗学”一词之所以很晚才问世，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参照上面所引李煜因许逖“少年有诗学”而拜为秘书郎，此中消息亦可寻味。文宗欲立“诗学士”一事，事虽未成，但在当时乃至后来，都在诗人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也许是促成“诗学”一词产生的重要契机。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郑谷那一联诗，其深层的意思就出来了，作为一个文士，最大的荣耀无过于成为某学的学士，最崇重的当然是经学方面的学士了。但郑氏却只是一个衰迟的诗人，所习的专业，按官学的说法，大概也可以算是诗学了，无奈朝廷并无诗学学士的设立。所以“自喜添诗学”，为自慰，亦为自嘲。

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诗学”一词在唐代出现得很晚，并且用例很少。唐代诗学著作，主要还是用诗格、诗式一类词。诗歌创作之事，主要还是被视为术艺，不太被作为崇高的学问来看待。

据以上分析，可知“诗学”一词的后出，与诗歌一门向来未设于官学有关。因为按照汉魏六朝“某学”等词大多因设立官学产生这一规则，“诗学”一词自无发生之可能。到了唐代，诗歌地位大提高，并有设诗学士之议，“诗学”一词，终于依仿经学、书学等词的组词方式而产生。但毕竟是姗姗来迟，并且使用得不太多。当然，唐中期以降，中国学术思想日趋活跃，“某学”这类词汇的出现大大增加，突破了汉魏六朝因官设学的习惯，异端之学如“佛学” 、“禅学”一类的词也开始流行。这可视为学术思想的活跃与解放。这同样是“诗学”一词终得生成且流行的学术背景。

从外部的生成条件来看，与“诗学”一词最有亲缘关系的当是“文学”、“词（辞）学”两词。“文学”一词出现于先秦，最早是指文献、典籍 ，发展为也可指称掌管、研究与创作文献的人，汉魏时代即有“文学”这个官名。在南北朝时期，“文学”一词仍然是文学与学术的合称，并非单纯的“文章之学”或“文词之学”这样的意思，但也包括后者，《世说新语》“文学”一篇，就是先列有关学术的事迹，后列有关文学创作的事迹。但到了后世，“文学”一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称文学创作，如唐元结《大唐中兴颂序》：“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文学”一词，逐渐被赋予“文章之学”或“文词之学”这样的意思。而擅长文学创作的人也常被称为“文学士” 。“词学”一词与“诗学”的亲缘关系似乎更为密切，词学又称辞学，即后来所说辞章之学的意思。唐宋时称翰林学士等文章侍从为词臣，又有博学宏词之试，修辞属文被视为地位崇高、造诣专深的学问，与经学相对，称为词学。《旧唐书·刘知几传》：“（知几）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弱冠举进士。” 又如《唐语林》载“宣宗厚待词学之臣，于翰林学士恩礼特异，宴游无所间，惟于迁转皆守常法” 。又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 词学又作“辞学”，如宋初杨亿《杨文公谈苑》：“韩浦、韩洎，晋公滉之后，咸有辞学。浦善声律，洎为古文，意常轻浦。” 可见“词学”是唐人之常言。自汉迄南北朝，对于写作文章，当时的通常用语是“属文”。善写文章者称“善属文”，或“长于文义”，这在南北诸史中是很常见的。说明这个时期，人们在习惯上，仍视文学创作为一般的艺事，并未将它提高到“学”的层次。对善于作文章的人，从南北朝的“善属文”至唐时的“以词学名”、“富于词学”，这种说法上的改变，反映了人们对于文学创作学理性质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文学创作地位提高的一个标志。但修辞撰文被称为学，恐怕主要还是由于翰林学士等词臣的存在 。

“文学”、“词学”，当然包括诗歌创作在内，这两个词既然能使用，“诗学”在逻辑上自然也是成立的。所以诗歌创作范畴的“诗学”一词，其字面或许因经学范畴的“诗学”而得，其内涵则是派生于“文学”、“词学”等词而来，是对这两词的更细的区分。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之事与纯粹的学术都可称之为“学”。这是古代的语言习惯，也反映中国古代学术重视实践、理论与实践紧相结合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诗学一词传统内涵的学理依据。

除因立为官学而被称为“学”、因地位崇重而始得称“学”等规律外，我们发现使“诗学”这一类词汇得以产生的还有另外一种传统的学术观念。例如，在中国古代何者被称为学，何者不够资格被称为学而只能被称为“艺”、“术”、“技”，与实践者的主体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认为隐然存在着这样的规律，“学”与“道”联系在一起，有道者所从事的术业，才有资格被称为学。这可以引苏轼的下面这段话为证：

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从“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这句话里，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区别何者为“学”、何者为“技”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所以，从逻辑上说，诗歌创作地位的提高，也是“诗学”一词出现的背景。从宋代开始，我国文人在理论上十分重视文学家的道德修养。文与道的关系被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来认识。于是，真正的文学包括诗赋，这种曾被视为雕虫小技的东西，也自然因为其实践者主体道德意识的更加自觉化而取得被称为“学”的资格。诗之后，宋词元曲相继盛行，一开始地位低下，被视为淫哇之声，并且介于文学与音乐之间，不被视为君子之学。但后来词曲地位也都提高了，相继出现“词学”、“曲学”等词。赋体虽很早发生，但“赋学”一词使用也比较晚，清李元度有《赋学正鹄》十卷，张维城有《赋学鸡跖集》三十卷 。

其次，创作之事被称为“学”，还与中国古人重视实践中的学问，认为凡有一事必有一事之学的观念有关系。这种观念，愈到后来愈为突出，所以清人凡有文学、艺术乃至工艺之事，无不称为学。顾千里为秦敦复《词学丛书》一书作序时，即阐述了这一传统的学问观念：

词而言学，何也？盖天下有一事，即有一学，何独至于词而无之。其在于宋、元，如日之升，海内咸睹，夫人而知是有学也。明三百年，其晦矣乎？学固自存，人之词莫肯讲求耳。迨竹垞诸人出于前，樊榭一辈踵于后，则能讲求矣。然未尝揭学之一言以正告天下，若尚有明而未融者，此太史所以大书特书，而亟亟不欲缓者欤？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而太史之为功于词者非浅鲜矣。

这段讲的是“词学”一词的内涵和词可名为学的合理性，明“有一事即有一学”之理，有助于我们理解“诗学”一词的传统内涵。他说的词学演变之迹，与诗学的演变也很类似。宋元时为词学盛世，作词深谙此学，所以不须特别讲求。明代作词者不精此道，等于是不知词之有学。清人重振词风，则出现了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这种观念。其实“诗学”一词在元明清时代的盛行，也有类似的原因。唐人深谙创作之理，不须特别讲究创作之理，诗学完全体现于实际的创作中。宋人开始言“学”，元明清写诗，套用顾氏的话，真正是有诗即有学，无学即无诗。 VuVNCKFY7Bbse79Hk0kSDPE5MnwYkhybfDHUfqUp8nmGMbEPdxxB0dNTnaoP+S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