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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演进趋势中，蕴含着多重关系，可以从许多角度去揭示。我认为，人类诗学发展中的另一迄今尚未被揭示的一重关系，即基于个体独立思想与感情之表达的个体诗学与基于群体思想与感情表达的群体诗学之关系。并且在诗歌的发展史上，群体诗学的成熟是早于个体诗学的。
诗歌发生之根本，在于人类情感与思想、愿望之表达意志，依此理而言，似应该是个体的诗学早于群体诗学与宗教诗学、政治诗学。观我国最早的诗歌理论如《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而《毛诗·大序》于此更加推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所说的志、情，依我们今天的理解，当然是存在于活生生的个体之中。但大序所说的这种情况，并不能简单断定只是个体的行为，相反看它所形容的，更让人想象起集体的一种抒情言志的行为。因为人类在其生产力发展程度极为低下的原始阶段，个体完全是依附于群体的，以群体的意志为意志，甚至以群体的感情为感情，其为诗咏亦为一人倡而千百人和之，所以原始诗歌，非个人之诗歌，而为一族群、一部落乃至一国家之共同感情的表达，虽由一人作之，实无与于个体之事。《毛诗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实为对这种古老的群体诗学的一个高度概括。这种原始的诗歌，我们今天所知甚少。据常理推测，就一部落而言，其数量不会多，其中也有一定的声调、韵律乃至修辞，尽管与后世发展后的诗学相比，是极其简单、原始的一种写诗技巧，但却不能不视之为诗学之开端。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给诗歌下这样的定义：“诗歌是为达到一种审美目的，而用有效的审美形式，来表示内心或外界现象的语言的表现。”
既要达到审美目的，并用有效的形式，则最原始之诗歌，也是含有一种语言艺术在里面的，此即为原始之诗学。观我国最早的原始群体诗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句式为整齐之两言，用韵为一二四入韵，为我国古代诗歌之基本形式特征之一。考察《周易》卦爻辞可知，我国古代两言诗歌曾是很流行的一种形式。然此为原始诗歌形式无疑，但不是最原始的诗歌形式。或者说，这种两言诗学，是原始诗学中比较成熟的形态，而为后世诗学之发端。
群体诗学时代中，诗人与一般人在诗歌创作能力方面的差距是比较小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诗歌的形式简单，语言距离日常语言很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个原始人的个体，其感情、愿望与思想，与文明时代的人相比是十分简单的，并且共性远大于个性，原始的诗人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原始的诗人，能超过他的听众的水平线（指思想与文化的水平线——引者注）以上的，是极其例外。这决不是造物者没有在这些民族之间造出优秀品质的个人；不过是因为狩猎民族的低级文化，对全体分子一律地作着顽强的苛求，牵制着特殊的个人留于同一的低级发展的水平线上而已。我们可以看到澳洲的每一个土人，都制备他自己‘一家的歌’正如他们各自为自己制作所需要的工具与武器一样。所以这个人的诗歌和其他人的诗歌，其价值或多或少是完全相同的。斯托克斯自夸其随伴土人中有一个名叫妙哥的，说，只要有一个题目触动了他的诗的想象，他就非常容易而且迅速地作出歌来。但是这种吟咏的天才，并不是某个人物的特殊秉赋，却是所有澳洲人共有的才能。”
也就是说，在原始时代，诗人与一般的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能力的差距是很小的。甚至可以说并没有后世所说的诗人；或者换一种说法，每个人都是诗人。这也可以说是群体诗学的一个特点，即在群体诗学时代，不但诗歌所表达的思想与感情是社会化的，甚至诗歌的写作能力，也带有社会化的特点。而诗学愈发展，一般人与诗人在诗歌创作的能力上的差距也就愈大。
汉代诗歌中，最为流行的是配乐的乐府与徒歌性质的各种歌谣、谚语，它们是最典型的群体诗歌，从渊源上讲，与远古以来的群体诗学是一脉相承的。是群体诗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纯粹自然性质的诗歌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却不能说它们仍是原始形态的艺术，特别是汉代的乐府，无论是政治性质的、宗教性质的郊庙歌辞，还是表现群体性质的民间乐府，虽是承续原始的歌乐舞戏一体这一系统，但是其高度的发展仍然是与我国古代重视礼乐的政治与文化思想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一点已经充分体现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对诗学的作用。相比之下，徒歌性质的歌谣、谚语，比同时代配乐的歌诗，更多地体现了原始性质的群体诗学的风貌。汉代之诗学，从本质上讲，是自然性质的诗歌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群体诗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其不仅是后世文人诗学中群体诗学之永恒性典范，而且在艺术上直接成为文人的个体诗学之渊源。应该说，汉乐府诗歌，已经超越了人类诗歌的自然发展阶段的成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诗经》也是这样的。
在群体诗学为主流的时代，即使是表现个体感情的个体诗歌，也是一种形式比较简单、语言技巧不太高的诗歌，而诗人作为一种角色并不明显。汉代的楚歌体创作，就有这个特点。楚歌体和与其同源的文人楚辞、辞赋相比，基本上还是一种民间流行的歌唱形式，对于出自楚文化的汉代上层社会来讲，是一种普及化的、简单的歌唱形式，并不需要特殊的训练，在汉宗室中特别流行。所以从汉高祖刘邦到汉献帝刘协，都能随意作歌。这种情况，表明汉代的楚歌体还处于群体诗学的状态中。其艺术上没有太大的发展，也是由这种性质所决定的。
在参透诗歌史的发展是群体诗学早于个体诗学的规律之后，我们对于汉代诗歌史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就有了新的认识。事实上，从远古到汉代的诗歌发展史，是以群体诗学为主流的，而个体诗学以及与之相应的纯粹的个体抒情行为则处于非主流的地位。当然，处于群体诗学时代的个体诗学及其抒情行为，也显示出与这种阶段性特征相对应的一些表现。如我们上面所说诗歌艺术发展水平不高、诗歌创作显示出较大的偶然性、诗人与一般人的界限不明显等。虽然有屈原、宋玉等人在楚辞创作上的高度个体抒情行为，但从整个诗歌史的情况来看，楚辞的个体诗学的发生，还是一种带有偶然性的现象，而且在其本体系中，也位于个体诗学与群体诗学相交接处，如果说《九章》与《离骚》代表了屈原的个体诗学，那么《九歌》从形式上说，仍然是群体诗学，是群体性的抒情行为。到了魏晋时期，个体性创作上升为主流，并且获得巨大的发展，而宗教性与政治性的两类则下降到次要的地位，相对汉代来说失去了活力。魏晋以降历代郊庙歌辞艺术上的衰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历朝郊庙歌辞多由当时精于经学与辞章艺术的著名文人撰写，但仍然无济于事。这是中古诗歌变迁最重要的趋势。而从这个角度考察汉代诗歌与魏晋诗歌，就能得到许多新的解释。
汉代诗歌，从其创作的性质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乐府诗及民间歌谣，它表现的是社会性的感情与生活，可以说是群体性质的创作，虽然民间的诗歌最先往往也是民间诗人个体的创作，但所表现的主要是社会群体的思想与感情；第二类是像《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等宗庙乐诗，它们所表现的主要是政治与宗教的思想与感情，可以说是官方性质的创作；第三类则完全是为抒发个人思想感情而作的诗歌，可以说是个体性质的创作，包括作为歌与诗两部分，歌有楚歌体、诗有四言体，后来又有五言新体。前两类我们研究得比较充分，第三类则缺少系统的研究。就汉代的情况来说，群体性质的创作最发达，其次是政治与宗教性质的创作，而个体性质的创作影响最小。
我国从远古到汉代，是群体诗学发生迄于成熟的时期，我国后来的群体诗学，无不以雅颂、乐府的群体诗学为典范。而这个漫长的发生历史中，个体诗学却始终处于潜生的、依附的状态。从魏晋以降，则是中国诗学进入以个体诗学为主体的时代，个体诗学成为文人诗传统的主导性构成部分。虽然后世文人时时援引群体诗学的原则入个体诗学，使我国古代的个体诗学较多地体现了群体的伦理道德，而没有出现西方诗史曾经出现过的放纵、极度浪漫的个体化诗潮。但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大民族发展特点是个体诗学传统发生之早与发展时间之长。在这过程中，中国成为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的古典诗歌成为世界诗歌史上成熟程度最高、艺术化程度最高的一种诗歌。
本文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诗歌史演进的几种趋势，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的观点提出来，目的是为了引起学界同仁的共同兴趣。因兹事体大，所以论述主要是提纲挈领式，具体展开与深入尚有待于异日。同时关于群体诗学与个体诗学的问题，笔者另有长篇的论文将要发表。
2004年11月15日定稿
（原载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编《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