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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文化创造，根源于人类讴吟情感的天性。对此艺术史家与理论家论之已详。由此而言，人类之诗歌，实在有一种共同的性质，而其发生、发展，也体现共同的规律。研究这种共同规律，实为诗歌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各种具体的诗歌史研究，也应该贯彻探索这一共同规律的意图。但这种诗的共同性与诗歌发展的共同规律，是存在于各语种、各民族与国度诗歌发展的具体事实中的，即共同规律是通过具体的事物发展表现出来的，所以每一种语言的诗歌发展，都是既体现了人类诗歌发展的共性，同时又体现了其由语言及其他的文化因素综合作用而造成的民族诗歌发展的个性，诗歌的发展正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代诗学的发展，既体现了人类诗歌发生、发展的共性，同时又具有很鲜明的民族诗歌（汉语诗歌）发展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是可以从多方面来考察的，比如从时间的角度来讲，越往前追溯，中国诗歌史中所体现的人类诗歌发生、发展的共同性表现就越多，相反的是，越往后发展，中国古典诗歌中独特性的东西也就越多。要论中国古典诗学演进的趋势，这就是一大趋势。并且也无疑是考察中国诗学发展的一个角度。当然，共同性的东西与民族性的东西，应该都是自始至终存在的，失去了人类诗歌发展的共性，以及共同的诗之道，中国古典诗歌也就不成其为诗歌。所以，即使在古典诗歌的民族特征及审美上的个性烂熟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大致上可定为明清时代，也仍然是在体现着人类诗歌发展的共性。也就是仍然体现着人类以诗歌讴吟情感、创造语言艺术的共性。先秦两汉时代所确立的抒情言志的中国诗学“开山纲领”，在此一时期仍是诗歌创作的原则。但是它所沉淀的民族文化及诗歌传统，显然有更加充分的表现。如果从完整地把握明清时期诗歌艺术的性质来看，仅停留在抒情言志的层次上，显然是不够的。比如说，我们举这样一联诗：“白蘋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
这一联在当时很有名，作者崔华因此而赢得“崔黄叶”雅号。这一联诗，抒情性当然很突出。但之所以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却在于作者纯熟的语言艺术，凭借灵感，将一些人们熟知的意象与诗意情节，组合成全新的句子，在诗意上是一个创新。诗人写作时的情感状态，果然是孕育这样的诗句的媒介，但其艺术创造的奥秘，却是仅用由“情”到“诗”的认识方法所不能完全解释的。我们不妨再举清代晚期的诗人江湜的一首诗来说明。“连宵雨霰苦纷纷，今上篮舆盼夕曛。万竹无声方受雪，乱山如梦不离云。”
江湜的诗，以白描风趣见长，其艺术的经营很深，但不易见出。像这首诗后面的两句，是所谓的体物入神的诗句，表现一种深静有韵的境界。这样的诗句，如果再用简单的抒情理论来分析，未免肤浅、苍白得无意义。应该说，中国诗歌中有许多比较独特的因素，有些是属于修辞形式的，如声律、对仗，以及深植于民族审美心理里面的一些东西，如和谐性、稳定性等；有些是与文人的精神传统密切相关的，如山水审美。这些因素，一开始就存在于中国诗歌中，但随着文人诗传统的确立，这些构成汉语诗歌民族特点的艺术因素是越来越发展，酝酿得越来越深醇。这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一种趋势。当然，即使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原始阶段——这个阶段大致可划定在《诗经》之前的原始歌谣的时代，民族诗歌的某些特征尤其是体现汉语语言特点的东西，如对称性、齐言为主，也已经表现出来。又如我国古代农耕社会安定性格的较早形成及宗法制度的奠定，在《诗经》中也有鲜明的体现，是《诗经》和谐明朗（风诗）和庄穆有序（大雅、颂）的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这些早期的诗歌风格，又深远地影响着后来中国诗歌的审美趣味。
实际上，考察上面这个问题，已经涉及我国古典诗学在何时成熟、充分体现民族语言与文化特点的古典诗歌艺术在何时成熟的问题。我觉得成熟时期应该在唐代，而从建安时代至盛唐时代，则是持续地走向成熟的时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
所谓菁华极盛，即是充分体现诗歌艺术审美价值；而体制大备，又说明古典汉语诗歌的艺术体制与形式已经完备。沈氏又于该书的序中说：“有唐一代诗，凡流传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间。”
也可见唐代是诗歌艺术普遍成熟、诗歌艺术规律在众多的作家流派得以自由地体现的时代。也许可以这样说，盛唐之前的诗史，人类诗歌发展共性的一方面起主导作用，而盛唐之后的诗歌，则是汉语诗歌发展民族特性的一方面起主导作用。而盛唐诗歌，则是两者较好的平衡。以下所论的各种演进趋势，都与这一基本的趋势相联系，都体现了人类诗歌共同规律与民族诗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上面这个角度来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学，它主要的一方面应该仍然是体现人类诗歌艺术的共性。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这时期写诗的艺术仍然是素朴的，并且诗人们对诗歌艺术讴吟人类情感的这一基本性质，有着十分明确的体认，吟咏情性、言志、缘情也构成了此期诗学的核心。当然，魏晋南北朝诗歌艺术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其时代的、民族的文化思想及审美趣味，如对乐感的追求、玄学的意趣尤其是东晋以降趋渐突出的表现山水之美及体写事物的风气，都是构成其时代及民族的诗歌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艺术形式上看，充分体现汉语及汉字的特点中声律、对偶等诗歌技巧因素，从魏晋以来逐渐加强，终至形成近体诗的前身永明体，为中国古典诗歌高度民族化的艺术形式的初步奠定。但是，上述各项体现民族诗歌艺术特征的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还是处于发展的阶段，并没有将各自的特性充分地表现出来。如声律与对仗，在齐梁陈隋的诗歌中远没有发展成熟。其他如山水描写、理境创造，也无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魏晋南北朝诗歌相对于其后的唐诗来讲，是一种尚未成熟的诗歌。但这只是从上述体现民族诗歌特性的各项艺术因素的分析来说，并不能据以判断其艺术价值。因为艺术价值的造成，还取决于其对人类诗歌共性的体现，一种诗歌就民族形式而言未臻充分发展，并不妨碍其充分地表现诗人讴吟情性之本能。诗歌的美，是一种综合的构成，如情感本身之美感、语言之美、物事之美感、技巧之美感等因素，在不同类型的诗歌里并不都是平衡的，如语言技巧高度发展的诗与抒情性十分强的诗，就是两种不同的美感类型的诗歌艺术，他们在艺术价值上，很难强分高低。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从人类诗歌艺术之共性与民族诗歌的个性两方面来把握、判断各时期诗歌之艺术特征的理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