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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文别集的编纂、刊刻、出版，不仅与撰写者有关，同时也与编纂者、刊刻者和出版机构等密切相关。从明代诗文别集编纂的情形来看，大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活着时自编或他人编撰的文集/小集，如宋濂《銮坡前集、后集》《朝京稿》，鲁铎《使交稿》《已有园小稿》，钟惺《隐秀轩集》（早期版本，沈春泽刻），高启《缶鸣集》等。袁中道万历四十二年（1614）将袁宏道未刻书籍托付给袁无涯，概述袁宏道一生的著述说：“中郎所著书，始有《敝箧集》，乃作诸生、孝廉及初登第时作也。继有《锦帆集》，令吴门作也。继有《解脱集》，吴门解官，与陶石篑诸公游吴越诸山作也。继有《广陵集》，弃吴令改教，暂携妻子寓仪真作也。继有《瓶花集》，则为京兆授为太学，补仪曹时作也。继有《潇碧堂集》，则六年高卧柳浪湖作也。继有《破砚斋集》，则再补仪曹时作也。继有《华嵩游草》，则官吏部，典试秦中往返作也。盖自秦中归，为明年庚戌，而先生逝矣。其存稿可一册，中有奏疏数首，因裒集付无涯。其他选校之书，若《宗镜录》，若《删定六祖坛经》，若韩、欧、苏三大家诗文，《西方合论》，或已刻，或尚留于家，此外无余矣。”
将不同阶段的创作编录成集，是明代文人的一贯做法。今人整理的《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大体保持了袁宏道各不同时期所撰文集的原貌，有利于研究者分阶段探讨袁宏道的文学创作及其思想变化。第二种情况，经由后人搜集、整理而形成的诗文别集，如解缙文集，高启《姑苏杂咏》《槎轩集》《高太史全集》等。编纂者通常为诗文别集作者的后人、门生或者好友，也有的是别集作者的同乡后辈，或是来到诗文别集作者家乡的任职官员。而从流传后世的总体状况来看，存世文集大多是后人所编的明人别集。而诸多文人自编或活着时所编的文集，或者内容被汇入后编的文集当中，或散佚不存。经过后人编纂的文集，有的是在作者身前小集的基础上合刊而来，有的则是由编纂者通过搜罗而成。前一种情况，因为有着自编文集作为依据，故而在文献来源上较为可靠；后一种情况，有时候则因为编纂者离作者所生活的年代较远，因此在文献的可靠性上便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明代前期著名文臣解缙的文集，在明清两代的编纂、刊刻过程中就呈现十分复杂的情形。
仅以明代为例，解缙文集在明代曾经历三次编纂和刊刻。最早编刊解缙文集的是解缙曾经任职的翰林院后学黄谏。黄谏在解缙去世四十余年后开始着手编纂解缙文集，经过十多年的搜求，编成《解学士先生集》三十一卷，使得解缙的作品在天顺元年（1457）第一次以整体面貌见之于世。然而黄谏的努力在当时并未收获太高评价。李东阳《麓堂诗话》曾指出：“解学士缙绅才名绝世，诗无全稿，黄学士谏收拾遗逸，漫为集刻。今所传本，如《采石吊李白》《中秋不见月》，不过数篇，其余真伪相半，顿令观者有‘枫落吴江冷’之叹。”
李东阳（1447—1516）为天顺八年（1464）进士，生活年代距黄谏刻《解学士先生集》甚近，就已认为解缙集中所录作品仅有《采石吊李白》《中秋不见月》几首信作，并有“真伪相半”的判断。虽未明言哪些篇目属于伪作，也并未列出任何有说服力的依据，但显然黄谏刻本在编成之后，就已遭受时人质疑，其中许多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也有不小疑问。清人朱彝尊也注意到解缙作品的真伪问题：“明初诗传者多失真，如杨廉夫《题钟山作》，此吾乡朱山人纯诗也。解学士《题虎顾众彪图》，则又廉夫之诗也。”
朱氏所认为的“廉夫之诗”《题虎顾众彪图》，见于嘉靖本《解学士文集》卷一，题作《上赐虎顾众彪图》，为五言绝句。诗云：“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到了康熙间解以敬刻《解文毅公集》收录此诗，题下注云：“时仁庙未正位东宫，谗言朋兴，因作此讽谏。”
查考今存杨维桢所撰《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铁崖先生复古诗集》《铁崖先生咏史注》《铁崖逸编注》等，未见此诗，朱彝尊之说未详何据。然而由此不难看出，真伪错杂的情况是明清以来论者关注解缙文集的焦点之一。
除了已知的三个版本之外，现存公藏标明为明代刻本的解缙诗文别集还有两种：一种是题名为“皇明大学士解春雨先生诗集”的明刻本，国家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收藏。一种是所谓“明初刊本”《解学士先生集》十二卷，仅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此两种刊本，与现存的三种解缙文集版本都有不同。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在使用解缙文集展开研究时，便不得不先对其作品的真伪进行考察，从而为相关的评说和论断提供可靠的文献基础。
再比如明初正一派天师张宇初，其诗文别集的版本看起来并不复杂，今存的主要有《道藏》本、明崇祯六年（1633）张显庸重校本、乾隆十九年（1754）张昭麟重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四个版本，后三个版本同属一个系统。然而就是这样仅仅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就有许多未知难考的因素。《岘泉集》最初由辽王朱植于永乐五年（1407）刊刻，彼时张宇初尚在世。朱植为明太祖十五子，洪武十一年（1378）受封为卫王，二十五年（1392）改封为辽王，封地位于广宁（今辽宁北镇）。建文元年，被召至南京，改封于荆州。永乐二十二年（1424）卒。《岘泉集》即其在荆州时所刊，书前有辽王所作序，署永乐五年七月。该书另有王绅（1360—1400年）、程通（1364—？）二人所作序，王绅与张宇初交好，程通则为辽王属僚，王序未署时间，程序作于永乐五年七月。三序见于各本《岘泉集》卷首，均未言辽王刊本的卷数。万历年间张国祥定本的《汉天师世家》和钱谦益所编《列朝诗集》都言其文集为二十卷，然而今存《道藏》本为十二卷、崇祯本为六卷。且二本在收录诗文作品的数量、内容以及编排顺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与此同时，张宇初的诗歌作品出现在《明诗综》《石仓历代诗选》《列朝诗集》等选本中也存在不少文字上的差异。类似问题的产生，都与文集在编刻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形有密切关系。
以上所说的解缙、张宇初文集的例子，在明代诗文别集的刊刻、出版中并非特例。不同的编纂者和刊刻者根据不同的作品来源刊行明人的诗文别集，在文本内容、体式等方面常存在种种差异。这一情形，也给后来的研究者使用别集文献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如果能够在详细考辨的基础上整理出各家别集的善本，对于推进明代诗文的研究来说必将有极大的助益。类似的工作在近二三十年来虽然已有很大进展，但对于规模庞大的明人别集来说，仍有如沧海一粟，显得微少。从某个方面来说，当前各地从整理地方文献出发进行的文集整理、汇编工作，对明人诗文别集的整理将会有较大推动作用。
此外，在明代诗文别集的出版过程中，还有一种以“选集”形式出现的作家个人文集，如袁宏道整理《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陆云龙辑评《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等，在选录的基础上加以评点，同时又带有文学批评的意味。这样的情形，在清人评点归有光《震川集》那里被演绎到了极致。根据研究者统计，今存的归有光《震川集》评点本、选评本多达二十余种。
这类诗文别集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具有重要价值之外，在作品的校勘、辑佚等方面也有一定价值，同时也是书籍史、阅读史、传播史等研究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