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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好刻文集，几乎达到了人各有集的地步。晚明竟陵派领袖之一的钟惺，曾在文集自序中追忆自己过往撰述及作品刊刻的情形说：“予少于诗文本无所窥，成一帙，辄刻之，不禁人序，亦时自作序。”
将自己每一个阶段的创作整理成集并刊刻出版，一方面当然有“敝帚自珍”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和师友交流的需要。这种随撰随刻的小集，尽管大多数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湮没无闻，又或者以其他形式出现在后刻的全集或文集当中，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诗文别集撰写、刊刻的一般情形。
对于这种因为刊刻风气之盛而带来的文集泛滥，明人自己就已经多有批评之词。如为明代中期“唐宋派”重要人物之一的唐顺之，就曾在《与卜益泉知县》中指出：“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图，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徒所谓木灾而已。”
唐顺之还曾以戏谑的口吻记录“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说：“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煤炭竹木当尽减价矣。”
成化时期的张弼也曾说过：“当世操觚染翰之子，粗知文墨，遂栩栩然自命作者，裒然成集，梓而问世。究之，暇瑜不掩，为有识者所窃笑。”
在此情形下，儒家所谓“三不朽”的“立言”，也就变成了一种带有反讽意味的调侃。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明代以后别集数量急剧增多的原因与事实。造成的结果，明代文人别集的数量相比前代大大增加，同时也形成了文人别集卷次动辄达到数十甚至数百卷规模的局面。
虽然唐顺之在晚年写给他人的信中一再强调自己“平生本无立言以求不朽之意”，“自悔向来错用心力，而一无所成也”，“若欲以此传于人，人则既以自误，又复误人”，反复恳请卜益泉不要将自己的文集刊刻行世。又在写给好友王慎中的信中，对他人欲刻自己文集深表惶恐，并将“刻文字”视为“无廉耻之一节”，称之为“业障”，责令自家子弟不让他们在自己死后为自己刊刻文集。
然而最终结果是，无论是否愿意，唐顺之所撰的《荆川文集》仍然在嘉靖年间被安如石刊刻行世，万历年间又得到重刊，成为明代规模庞大文人别集中的一份子。
谈到明代人好刻当代文集的现象，现代历史学家吴晗在《唐顺之论明代刻书》中还提到一种现象，即缘出于明代官场行贿之风而兴起的刻书风气。他在文中引用了清代人蒋超伯《南漘楛语》中的说法，并举例说陈埴的《木钟集》、都穆的《南濠诗话》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地方官员“捐俸绣梓”的。
这样的行为，当然是为了投其所好，而由此造成文集数量的增加，则多少有点情非得已。
明代文人在自己的著述生涯中，常会将不同阶段的文集编刻行世。以明初被称作“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为例，其作于元末的《潜溪集》《潜溪后集》《萝山集》等，作于入明以后的《銮坡前集》《銮坡后集》《芝园前集》《芝园续集》《翰苑别集》《朝京稿》等，都曾有单刻本传世，后来则被汇编成大文集或全集。又比如刘基，元末时的文集被编为《覆瓿集》，入明以后则有《犁眉公集》传世，这两种不同时期的文集为后人考察刘基由元入明诗风的演变提供了文献基础。高启元明两个时期所撰的《吹台集》《缶鸣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等，也都曾单刻行世，只是在后来汇编为一集时被按类重编，失去了原来的文集形态。又或者如张弼生前所撰的《鹤城》《天趣》《清和》《庆云》等集，随着大文集的编纂，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类似随撰随刻的文集编撰、刊刻现象，是明人别集制作中较为普遍的情形。这种情形，在俞宪所编的《盛明百家诗》中也有所反映。
那些由明人生前所编撰的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编刻文集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和依据。如“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在嘉靖三年（1524）曾自编五十三岁以前所作诗为《弘德集》三十二卷，由弘治、正德年号各取一字，选录诗歌1807首，其中赋三卷35篇，四、五言古体十二卷470首，七言歌行五卷210首，五言律诗五卷462首，七言律诗四卷283首，七言绝句二卷227首，五言绝句、六言、杂言等一卷120首，并自撰《诗集自序》。嘉靖四年，该集由张元学以《李氏弘德集》为名刊刻行世（上海图书馆藏）。此外又有署名“空同山人撰”的《嘉靖集》一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收录李梦阳嘉靖元年、二年、三年所作诗211首。另外有署“山西太原府知府邠西阎让伯仁刻”的《崆峒集》二十一卷（国家图书馆藏），该书还有明姑苏沈与文野竹斋刻本、沈植繁露堂刻本两种。嘉靖七年（1528），李梦阳去世之前，又将自己所撰诗文整理、汇编为《空同集》五十九卷，交予黄省曾，二人曾有多封书信往返讨论文集编纂、出版事宜。嘉靖九年（1530），李梦阳去世仅数月之后，黄省曾将《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刊刻行世。嘉靖十一年（1532），李梦阳外甥凤阳太守曹嘉又据黄省曾刻本予以重刊。此后又经过多次重辑重刻，从而形成了六十四卷、六十六卷等多个不同版本。
后人在对明人诗文别集进行重编过程中，有时会部分保持单刻文集的原貌。例如被视为“茶陵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鲁铎，现在保存最完整的别集版本为隆庆元年景陵知县方梁序刻、李维桢校勘的《鲁文恪公文集》十卷本。其中鲁铎出使安南期间所作的诗歌作品，就以《使交稿》的形态被编录在《文集》卷五。而在更多的时候，后世的编刻者在对前人的诗文别集进行重编时，会按照文体进行编排，诸多文人自编或在世时所编的文集，或者内容被汇入后编的文集当中，或随着整体性全集的刊刻而散佚不见。这样的情形，对于了解明人创作的真实进程和不同阶段的特点，实际上是十分不利的。清人赵翼谈到高启文集的编纂时就曾指出：
青丘诗有《吹台集》《缶鸣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等编，洪武中未敢梓行。景泰时有徐庸字用理者，汇而刻之，共一千七百七十余首，名之曰《大全集》。青丘诗之在世者，惟此本最为完备，然编次尚多错互。既分体为卷，自不专在编年，然分体中亦须随其年之先后，阅者始了然。今则中年之作，或杂于少时；元季之作，又入于明初，使人闷闷。如《送张进士会试》有云：“迩来国运属中圮，争慕死节羞生全。浔阳老守须污赤，山东大帅魂沉渊。”盖指李黼、董抟霄等殉难之事，则元季诗也，而皆编在《始归江上夜闻吴生歌》之后。中有云：“解绂今年别紫宸，归舟江上又逢君。”则青丘已应召修史，擢户部侍郎辞归矣。其后又有《送张员外从军越中》之作，有云：“明朝若上越王台，应有中原陆沉叹。”又有《送王稹赴大都路》等诗，则又是元季所作。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前后倒置，不胜披寻。
明代作家随撰刻集的情形颇为普遍，并且常会将各不同时期的集子拿去请人作序，最后在去世以后再由子嗣、弟子或者交往密切的友人汇总成编。合集的刊刻有时按照分集原有的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有时则打乱时间顺序按体类予以分卷，两者各有所长，又各存在一定的不足。赵翼的批评主要立足于分体编排之后，由于年代顺序的错乱给诗歌理解带来的困难，甚至可能造成的误读。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下也有学者会以编年的形式重新编订明人别集，如范志新《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万德敬《袁凯集编年校注》等。然而由于许多诗歌作品缺乏明确的年代标识，要对文集中的所有作品进行准确纪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明代文人在编刻文集过程中，常会广邀时贤为自己的文集作序，以为自己的作品增价、增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明代著名“奸相”严嵩所撰的《钤山堂集》。严嵩是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其后移疾归家，读书钤山堂七年。正德六年（1511）李梦阳任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曾前往钤山堂拜访严嵩，为作《钤山堂歌》，甚为推重。严嵩也因此在正德、嘉靖诗坛收获了较高的声誉，后来他能够成为“青词宰相”，也与早年的这种诗歌写作才能有一定关系。由他所撰的《钤山堂集》，仅嘉靖年间所刻就有二十六卷、三十二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四十卷、七十二卷、八十三卷等多个不同版本，此外还有《钤山堂诗抄》《钤山诗选》《振秀集》《直庐稿》《南还稿》等多个选本和文集单刻本。今存可知较早的版本，为嘉靖二十四年自刻本，凡三十二卷，十六册，藏国家图书馆。此本卷首有嘉靖二十四年（1545）张治序，嘉靖十二年（1533）王廷相序，嘉靖十年（1531）唐龙序，嘉靖十一年（1532）刘节序，嘉靖十二年（1533）黄绾序，嘉靖十八年（1539）崔铣序，以及正德十年（1515）孙伟所作《钤山堂诗序》。此后增修，又曾请湛若水（嘉靖三十年，1551）、王维桢（嘉靖二十五年，1546）、杨慎（嘉靖二十五年，1546）、赵贞吉（嘉靖三十八年，1559）等为之作序。从这些序文分布的时间可以看出，严嵩不但将文集的刊刻作为一种“立言”方式，更试图通过这一行为建立与自己政坛地位相匹配的文坛地位。这种情形在明代文人身上也并非个例。
在明代诗文别集中，有一类特殊的情形是以选代辑，即在编刻前人作品时以选家的姿态出现，而不只是作为一个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者。其中之义，正如钟惺在为谭元春所选《鲁文恪诗选》撰写题词时所说的：“选而后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
经过他人选录而形成的诗文别集，不仅是作者撰写作品的集合，更是包含了选家的眼光和批评的观念在内。此类诗文别集，除了文献方面的价值之外，还具有批评史的价值。其中由杨慎批选的《空同诗选》，显示了编选者解构李梦阳“复古诗人”形象的意图。这种由当代人选录同代作家作品的情况，应当受到格外重视。此外又如晚明陆云龙选评《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也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它是晚明时期诗文评点兴盛背景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明人在选评当代诗文别集时的眼光。同时少量出现在翠娱阁选本中的诗文，未见于今存钟惺所著的《隐秀轩集》当中，因此在辑佚方面也有一定作用。
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或目的而被刊刻行世，留存至今的明人别集数量极其丰富，我们至今甚至仍然没有关于其具体数量较为准确的估计，只能根据前人书目以及今人编纂的古籍目录进行大概的猜测。明末清初人黄虞稷编纂《千顷堂书目》，收书15600多种，其中别集达6000多种，以明代为主，达到5000余种，同时包括部分明代刊刻的宋辽金元著作。以之为基础而编撰的《明史·艺文志》，收书5033种，其中别集近1200种。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收录明人别集，详于明代前期，而大量明代中后期文人别集则被列入存目或被禁毁。《四库全书》全文收入的明人别集有234种，《四库全书总目》中标明为明人所撰而列入存目的别集有855种，二者相加也仅有一千余种。即便加上被禁毁的明人别集，也肯定不是当时可以征集到的全部明人集子。至于见诸明代以来各种书目记载的明人别集，其具体数字至今仍无详细的统计。根据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的记载，现存的明人别集有3600余种，其中尚不包括数量不少流散于海外的孤本。收录规模最大的《中国古籍总目》，收录的明代别集达到7000余部。考虑到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许多文人别集归属的问题，不同的统计数字会有较大差异。
如果考虑到同一种明代文人的别集，不同时期的编刻又常呈现不同的面貌，明代诗文别集的数量又将较现在粗略统计的数字有明显增加。以解缙所撰文集为例。根据《千顷堂书目》记载，解缙文集有《春雨斋集》十卷、《似罗隐集》二卷、《学士集》三十卷等三种。
《春雨斋集》《似罗隐集》二种未见传本，《学士集》三十卷即黄谏刻本。解缙文集在明清两代屡经刊刻，至今可见主要有六个版本：（1）《解学士先生集》三十一卷，明天顺元年黄谏刻本；（2）《解学士文集》十卷，解桐编，明嘉靖四十一年遵化古松段氏刻本；（3）《解学士全集》十二卷、卷首年谱二卷，署解桐编，明万历间晏良棨刻本；（4）《解学士文毅公全集》十卷，解悦编，清康熙五十八年解以敬刻本；（5）《解文毅公集》十六卷、首一卷、附录一卷，清乾隆三十二年敦仁堂刻本，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6）《解文毅公集》十六卷、后集六卷、卷首一卷、附录一卷、目录二卷，清乾隆三十二年解韬刻本。从卷次和收录作品数量来看，今存各版本间存在很大差异。天顺本元年刻《解学士先生集》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解学士文集》是今存解缙文集的早期两个重要刊本，天顺本由黄谏所编，嘉靖本则出自解缙从孙解桐之手。
二者在编排体例、卷次安排上存在极大差异。仅就诗歌数量而言，天顺本卷一至十二收各体诗作517首，其中卷一收颂（七言古体）1篇，四言古诗1首；卷二收五言古诗8首；卷三、卷四收七言古诗40首，其中卷三缺第3页，据台湾图书馆藏“明初刊本”《解学士先生集》，当有《过鄱阳湖》《夜窗吟》2首，卷四缺第2页，据台湾图书馆藏“明初刊本”《解学士先生集》，当有《题卧龙图》《题赣川（州）徐生扇》《龙门行乐图》等3首；卷五收长短句（嘉靖本收入七言古诗）40首；卷六收五言绝句16首；卷七、八、九收七言绝句273首，其中末一首《寄在京诸友》仅存诗题；卷十收五言律诗27首、五言排律1首；卷十一收七言律诗64首；卷十二收七言律诗41首、七言排律4首。嘉靖本在收诗数量上则远远超过天顺本，共收录各体诗911首，比天顺本多出近400首，其中卷一为应制之作，收古诗18首，五言绝句1首，五言律诗3首，七言绝句4首，七言律诗12首；卷二收四言古诗1首，五言古诗15首，五言绝句33首，五言律诗26首，五言排律2首，七言古诗148首（其中《将进酒》（古人手攀金屈卮）一首重复）；卷三收七言绝句456首；卷四收七言律诗189首（其中《汉武帝思李夫人》一首重复），七言排律4首。在此情况下，很难将明清不同时期编刻的解缙诗文集视作同一种别集看待。基于此，如何准确反映明人诗文创作的基本情况，有必要对现存各种版本的明人别集进行详细著录、细加比勘。
一人多集、一集多本的情形，在明人别集中并非个别现象，为研究者清理明人别集的整体情况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此外存在的另一种情况，也显示出明人实际撰著的别集数量，可能要远远超出现今保存的明代别集总数。例如明初号称“闽中十子”之一的王恭，其出仕翰林典籍以后所作的诗，被编录为《凤台清啸》一书，然而今已不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文人，其所撰文集都未流传下来。随便翻看一本明人别集，都能在当中看到不少为他人文集所作的序跋，其中所及的大部分文集，至今都已难觅其踪。假如我们拟撰一份明人已佚文集的名录，相信一定会比现存别集的数量多上数倍。
由于明人别集数量过多，以及各种文献当中著录明代文人作品的情形复杂多样，辑佚难度巨大，冠以“全明”之称的诗、文整理工作目前进展颇为缓慢，《全明文》《全明诗》的工作虽然展开已有二十余年，取得的成果仍较为有限。这样的浩大工程要想取得更快、更好的进展，恐怕还需建立在大规模整理明人别集的基础之上。针对单个作家进行的全集、文集整理、辑佚工作，在工作难度、耗时周期等方面要比全局性的诗文搜集、整理相对容易，也更易取得可见的成果。
虽然今人对明代诗、文创作的成就贬斥较多，但从明人自己的认知来看，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诗文写作也始终居于明代文学的正统地位，今人所推重的小说、戏曲等文类，在明人的价值谱系中居于次要和边缘地位，更多是出于日常文化消费和消遣的需要。由此反映在史料记述方面，有关明代诗文作品的记录便十分丰富，而小说、戏曲方面的史料则相对比较缺乏。
从时间上看，明代从洪武元年（1368）太祖朱元璋登基，到崇祯十七年（1644）思宗朱由检自尽亡国，前后享国共计276年。如果我们将二百多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恰好以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为界。尽管要准确统计前后两个时期别集的数量存在一定困难，但通过对照《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明别集版本志》《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等书目中所记载的明代前后期别集的数量，可以看出前后两个时期别集数量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前后对比的差异，在完整编制的明代别集总目中必然还会进一步拉大。同时这样的情形，也反映在明代不同地域前后期文集数量的对比方面。
除了通过几种主要书目直接观察明代前后期别集数量的变化，明代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刻书的情形，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明代中后期别集撰写、刊刻的繁盛景象。根据杜信孚所编《明代版刻综录》的统计，终明一世，共著录图书7876种，其中从洪武至弘治（1368—1505）年间，共计刻书766种；而从正德以至明亡，所刊刻的图书几乎达到前一时期的十倍之巨，其中正德至隆庆（1506—1572）2237种，万历至崇祯（1573—1644）4720种。
无论是从别集的规模，还是著者的数量来看，明代前期与后期相比都存在极大的差距。这样的差距，与明代前后两个时期文人诗文别集的数量变化一致。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明代文化、文学发展还存在很大的南北地域差异。这种差异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到了明代以后开始表现得更为突出。以明代颇具影响的复古运动文人群体为例，“前七子”复古运动时期，尽管“前七子”中仅有徐祯卿为南方文人，然而从该时期的总体状况来看，仍以南方文人为主要创作群体。这种南北文人对比形成的地域差异，到了“后七子”那里体现得越发明显。“后七子”七人中，除了李攀龙为山东人，其余六位的籍贯均为广义的南方地区。尤其是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南京一带，已然成为与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相互呼应的文化中心。
事实上，这种南北文学、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在明代初年就已表现得十分突出。发生于洪武三十年科举考试的南北榜案，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南北差异格局。此后形成的科举考试南北取士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南北地域在官员选拔上的平衡，但从文化发展的整体着眼，江南地区始终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明代后期的浙江士人胡应麟（1551—1602）在关注诗坛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将南北视野作为其立论的重要出发点。他曾指出：
当弘、正时，李、何、王号海内三才外，如崔仲凫、康德涵、王子衡、薛君采、高子业、边廷实、孙太初，皆北人也。南中惟昌穀、继之、华玉、升之、士选辈，不能得三之一。嘉、隆则惟李于鳞、谢茂秦、张助父北人，而南自王、汪外，吴、徐、宗、梁不下数十家，亦再倍于北矣。
文化、文学发展上的南北差异，同样也反映在文人群体的数量和文集刊刻的多寡上。同样以《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中国古籍总目·集部》《明别集版本志》为例，也可以为这样的对比提供直观的数据。根据研究者统计，长江以南明代诗文作家的数量占总数的85%以上。
其中明代江苏六府一州所存文人别集共有400余种，上海一地的明代文人诗文别集也有260余种，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诗文创作的发达，以及文集刊刻之风的兴盛。
除了通过书目中明代诗文别集在地域分布上的数量进行对比，杜信孚所编《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1年）同样可以为研究者了解明人别集在地域分布上的特点提供参照。《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共收刻书者4670人，书8260种。其中仅江苏一地，就有坊肆416家，刻书1050种，其中类书218种，戏剧158种，医药110种，史书92种，别集80种，经类63种，总集60种，儒道释53种。书坊刊刻书籍的蓬勃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当地文人撰写、刊刻文集的兴趣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