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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馆内“政士”与“文士”的分野较为分明。前者数量不多，但多主事、管钱，是主导力量。“政士”以赵尔巽为首，有周肇祥、陈汉第、邵章、金还、袁金铠、金梁等人，多为赵尔巽旧属。“文士”则以柯劭忞、缪荃孙、马其昶、夏孙桐等人为中心，数量更多，负责具体的撰述工作。而吴廷燮则政、学两栖。“政士”之所以进入清史馆，多半由于其人兼具“文士”所长，如邵章、金梁均属既有文名又能任事之人。空挂虚衔的当然也有，如袁克文等即是。各方大体能相处无碍。
从袁世凯决定聘赵尔巽出任清史馆馆长的那一刻起，赵尔巽便与清史馆结下了不解之缘，清史馆的人事结构也留下了鲜明的赵氏印迹。这一点，时人及后人均已注意到。
沃邱仲子曾将清史馆人员约分“赵之私人”“前清遗老”“旗籍文人”“真实学者”四派：
赵之私人若金还、叶景葵之流一派也；前清遗老，若沈子倍[培]、秦幼衡之流，一派也；旗籍文人若庆博如之流，又一派也；真实学者，若张孟劬之流，亦一派也。第二派以僚友旧谊，第四派赖之以编书；第一派多富人特藉此挂名朝籍；第三派则与赵有连者，盖庆父嵩昆，曾任黔抚藩，尔巽官知府，赖其荐达也。他可类推。遗老之供此差者，按时支薪，并不到馆，亦从未编纂只字焉。故俗亦称清史馆为养老院，志士羞附之。若叶尔恺、章梫诸人，赵虽坚聘不赴，叶且其婚媾也。
此处所说“叶尔恺坚聘不赴”不完全准确，因为叶尔恺事实是参加了纂修工作的
。至于沃邱仲子所谓“赵之私人”，其中金还确实受聘担任清史馆提调，但叶景葵未见载于清史馆职名表，或曾短暂参与。
也有学者认为，清史馆主要由桐城古文派和八旗派两部分组成：“桐城古文派以柯劭忞为首，八旗派以赵尔巽为首。在实际撰述中，桐城派多主文，八旗派多主义；汉人主汉传，旗人主满传；汉人重列传，旗人重本纪。但是，两派之成员因多来自清朝官宦，就歌颂清朝、宣扬忠君而言，则是一致的，故昔日之门户之见，即两派之学术旨趣在清史馆中渐趋一致。综合而言，两派之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在人员聘任上，赵尔巽还是执行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如请缪荃孙担任清史馆总纂，便属众望所归。因清代国史馆所纂《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五传初稿，原出缪荃孙手
。夏孙桐即曾感慨，“光、宣两朝一代结局，关系尤重，国史本传不如先朝之矜慎，私家议论又多党派之偏私，所谓定、哀之间尤难着笔……”
光宣文人四方游历，宦海浮沉，多曾与闻朝政，熟谙清代掌故，由他们执笔纂修《清史》，或不免各有偏私，但总不致过于隔膜。光宣文人在这方面的优势，非荒江野老、终于庶僚者所能具备。
清史馆内，王式通、吴璆是袁世凯身边人物，而袁克定“以项城子干求而得为名誉职”
。吴廷燮除曾为赵尔巽旧属外，与项城袁家另有姻亲关系
。也有一脉以缪荃孙为中心，如夏孙桐（二妹夏藕孙嫁缪荃孙）
、吴士鉴、吴昌绶均与缪荃孙关系密切。前引沃邱仲子之说，称金还、叶景葵为“赵（尔巽）之私人”，其中叶景葵不止与赵尔巽关系密切（曾佐赵尔巽山西巡抚及盛京将军幕府），而且与吴庆坻、吴士鉴为姻亲。吴庆坻为叶景葵表母舅，吴士鉴为其表兄
。
此外，檀玑是赵尔巽甲戌科同年；陈敬第与陈汉第是兄弟。朱方饴是朱祖谋之子，娶夏孙桐第三女纬璘。余嘉锡是陈田女婿。桐城派一系中，姚永朴、姚永概为姚莹（姚莹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均姚鼐高足，号“姚门四弟子”）之孙；马其昶则是姚永朴、姚永概姐夫
。姚永概、方履中为儿女亲家
。柯劭忞乃桐城名宿吴汝纶女婿
。
协修唐邦治则是毛遂自荐入馆的。唐邦治仕途不畅，“五赴秋闱，仅得一次备荐，而科举废矣”。1915年，唐邦治考取县知事，分发到山西，却无知事职可任，乃佐治交城、吉县六年，“自知为官途弃材……遂浩然归里”。时和友人《秋吟》诗一首：“冉冉云山投策晚，沉沉风雨绕弦哀。为儒稍识诗书味，用世深惭袜线才。”1920年，唐邦治携自撰《清代内外大臣表》手稿12册，前往北京东华门内清史馆，求见馆长。蒙赵尔巽接见，并留稿审阅。赵尔巽、吴廷燮阅后均表赞赏，遂留唐邦治于馆内阅读图书档案。1922年春，唐邦治受聘为清史馆协修，专任表事
。
据《清史稿》关外本、关内本所列职名，清史馆92位纂修人员中，进士出身者计50位，超过半数；行政庶务人员也有3位（提调李经畬、邵章，文牍科长伍元芝）是进士出身。13位总纂（含馆长、总阅）中，有10位进士。
故清史馆内共有进士53人，兹以中式时间先后为序整理如下：
（1）赵尔巽（1874年，二甲）
（2）檀玑（1874年，二甲）
（3）缪荃孙（1876年，二甲）
（4）张仲炘（1877年，二甲）
（5）郭曾炘（1880年，二甲）
（6）于式枚（1880年，二甲）
（7）李岳瑞（1883年，三甲）
（8）柯劭忞（1886年，二甲）
（9）秦树声（1886年，二甲）
（10）王树枏（1886年，三甲）
（11）宋伯鲁（1886年，二甲）
（12）陈田（1886年，二甲）
（13）瑞洵（1886年，二甲）
（14）杨钟羲（1889年，二甲，榜名钟广）
（15）史恩培（1889年，三甲）
（16）夏曾佑（1890年，二甲）
（17）王以慜（1890年，二甲）
（18）吴怀清（1890年，二甲）
（19）刘树屏（1890年，三甲）
（20）夏孙桐（1892年，二甲）
（21）叶尔恺（1892年，二甲）
（22）吴士鉴（1892年，一甲二名）
（23）顾瑗（1892年，二甲）
（24）蓝钰（1892年，二甲）
（25）李哲明（1892年，二甲）
（26）李家驹（1894年，二甲）
（27）何葆麟（1894年，二甲）
（28）齐忠甲（1894年，二甲）
（29）秦望澜（1895年，二甲）
（30）胡嗣芬（1895年，二甲）
（31）吕钰（1895年，二甲）
（32）万本端（1895年，二甲）
（33）喻长霖（1895年，一甲二名）
（34）俞陛云（1898年，一甲三名）
（35）袁励准（1898年，二甲）
（36）邓邦述（1898年，二甲）
（37）方履中（1903年，二甲）
（38）陈敬第（1903年，二甲）
（39）陈毅（1904年，二甲）
（40）张启后（1904年，二甲）
（41）王大钧（1903年，二甲）
（42）章钰（1903年，二甲）
（43）金兆丰（1903年，二甲）
（44）张书云（1903年，三甲）
（45）刘焜（1903年，二甲）
（46）商衍瀛（1903年，二甲）
（47）吴璆（1903年，三甲）
（48）袁嘉谷（1903年，二甲）
（49）李景濂（1904年，三甲）
（50）金梁（1904年，三甲）
以上任撰述。
（51）李经畬（1890年，二甲）
（52）邵章（1903年，二甲）
（53）伍元芝（1892年，三甲）
以上任执事。
曾受清史馆之聘，但关外、关内两本及《清史馆职员》均不载的人员中，也以进士为主体，包括叶景葵（1903年，二甲）、何震彝（1904年，三甲）、谢绪璠（1898年，二甲）等。
章钰、张尔田、夏孙桐等人提到的受聘但未到馆的16人中，进士出身者有13位：
劳乃宣（1871年，三甲）
樊增祥（1877年，二甲）
沈曾植（1880年，三甲）
安维峻（1880年，二甲）
王庆平（1890年，二甲）
王乃徵（1890年，二甲）
宝熙（1892年，二甲）
耆龄（1892年，二甲）
宋书升（1892年，三甲）
谢远涵（1894年，三甲）
李瑞清（1895年，二甲）
于式棱（1898年，二甲）
温肃（1905年，二甲）
余下的3位非进士是朱钟琪、唐晏和宗舜年。
清史馆内有几位贫病翰林，得到了赵尔巽的特别关照，如檀玑、陈田等。檀玑与赵尔巽是甲戌科（1874）进士同年，檀“在翰苑三十余年，虽升迁至侍讲，然未得一差，清苦异常”。庚子事变发生，“两宫西幸，徒步谒行在，遂得福建学差”。在福建学政任上，檀玑因涉嫌舞弊为御史叶芾棠弹劾，受革职处分：“按临兴郡，即有官亲院差向士子交通关节，约定赠卷获售者，谢以三百金，然皆为投机性质，并直接买卖赠荐卷后，将荐批抄出以为获售阅卷之凭证，不符者不给酬，故隽者十之三四，不验者十之五六。盖场前探查文章之有声誉而家道又殷实者，向之包揽入彀，十人中总有一二人获售，彼遂不劳而获一笔太平钱也。”
虽然当地风气如此，但檀玑也有包庇纵容之过。
辛亥革命发生，檀玑在致赵尔巽的信中说：“慨想孤竹采薇之风，永怀仲连蹈海之节，四顾茫茫，愤懑填胸。”并谈及自己的生活状况：“数月以来，贫病交迫，欲行则舟车无费，欲住则薪米无资，全家廿余口困守此间，势将坐毙。奈何！”“皖城故居掳掠一空，非弟晚一家也。昔贤云‘饿死事小’，晚衰朽余生，委填沟壑，亦何足惜。惟眼前稚子弱孙，愁苦之状，殊不忍言。病起枯坐，岁暮怀人，冬尽春回，千万为国珍重。”
这封信写于1911年12月15日（农历），既反映了檀玑心境、处境的悲凉，也表明他与赵尔巽私交颇深。清史馆开馆后，赵尔巽曾专程登门拜访檀玑，邀入史馆。
赵尔巽对其甲戌同年多怀存问之心，当时的报纸上曾有报道：“及清史馆开幕之年，（赵尔巽）年已七十有三，犹复步行拜客……是年次老（赵尔巽）一日之间，曾步行拜客四家，此四家者，盖同治甲戌同年，彼时只余四人也。其人为陆凤石、王少农、檀斗生、延子澄。”
檀斗生即檀玑。辛亥后以遗老身份留居北京的陈田，因家贫曾借住僧寺中。其入清史馆，自然也是赵尔巽关照的结果。
清史馆中，金还、叶景葵、邓邦述、吴廷燮、史恩培、袁金铠、陈汉第等，均曾为赵尔巽幕友；曹经沅、余嘉锡、王光祈等系赵尔巽提携呵护的门生晚辈；奭良是赵尔巽表侄；孟昭墉则是赵尔巽夫人孟氏之胞兄；刘济是赵尔巽外甥。所以时人有此议论：“或谓事务员某某，皆其戚谊，故出入赵邸若私室，且时共内眷为麻雀戏。”
邵章是深受赵尔巽器重的人才。赵尔巽就任东三省总督后，曾保荐邵章以提学使记名留用，襄助赵尔巽办理东三省学政。赵尔巽奏称：“各国教育之所以普及，固由学制之美备，亦其教育行政之能力有以致之。臣历见各省办学官绅，不尠明通之士，而求其深明教育，兼具行政之才者，实属罕觏。兹查有四品卿衔、翰林院编修邵章在浙江原籍办蚕桑师范各校，十有余年，成效卓著，已蒙恩赏加卿衔。其学术湛深，久邀圣明洞鉴。臣前在湖广总督任内，奏调该员充法政学堂监督，整顿士习，条理秩如，办法极为完备。此次到东，因法政学堂规则亟须整顿，又复电调该员由籍来奉，委充监督，以收驾轻就熟之效。方今朝廷提倡教育，亟应选拔人材，以资器使。该员洞明学理，抱负宏远，识力兼到，确有经验，实不愧教育行政之才。”
对邵章评价极高。清史馆修史进入第三阶段后，负责“收束史稿”“与撰稿各员接洽”等协调联络事务的，正是1920年受赵尔巽之聘兼任清史馆提调的邵章
。
伍元芝原为浙江候补知府，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涉“浙江抚藩案”而被革职，永不叙用。赵尔巽与伍元芝“素无一面之识”。当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后，“需才自辅”，故多方征召人才。这时有幕友向其推荐伍元芝。如赵尔巽在奏折中所云，“寅僚之中多有力保该革员者”，故奏调伍元芝前来东省面试考察，随即留用。宣统三年（1911），赵尔巽又上奏，为伍元芝请求销去“永不叙用”字样。奏称：“该革员自光绪三十二年经臣奏留当差，本因著有异常劳绩，经臣列保在先，复在南洋襄办军政，并办理调查自治各局。核其当差年分，前后接自，已逾五年，亦与部章销去永不叙用之例相符合。”
此奏获准。可知赵尔巽于伍元芝有知遇之恩。清史馆开，伍元芝受聘担任清史馆文牍科长，深受赵尔巽信任和倚重。
朱钟琪、金还、周肇祥、邓邦述等，也是赵尔巽在东三省任上延揽入幕的人才，情形与邵章、伍元芝近似。赵尔巽在宣统三年（1911）呈递的一份奏折中，同时提到朱、金、周三人。在这份奏折中，赵尔巽保荐朱钟琪（原由山东候补道试署奉天度支使）署理奉天民政使，保荐金还（原任四川补用道）署理奉天度支司，保荐周肇祥（新授劝业道）代替新近离任的熊希龄署理奉天盐运使
。同一时期，邓邦述亦受赵尔巽保荐，署理吉林民政使
。四人后来得入清史馆，或任纂修或任庶务，自然是赵尔巽赏识提携的结果。
以上诸人中，朱钟琪是颇为特殊的一位。他确曾受聘清史馆，开馆之初也参与了修史体例的讨论，撰有《拟修清史目例》
。但并未见载于《清史稿》关外、关内各本“职名表”。这很可能与他1916年即辞世，未能更多参与之后的纂修有关。朱钟琪除与赵尔巽有僚属关系，还与赵尔巽的弟弟赵尔萃义结金兰。朱钟琪又是上文提到的叶景葵的岳丈
。
清史馆纂修人员的兴趣十分广泛，缪荃孙、吴昌绶等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柯劭忞、张尔田专攻史学，柯劭忞亦邃于经学。马其昶、姚永概、王树枏以古文名家，瑞洵、奭良、金梁则熟谙满蒙史事、清宫掌故。
当然，私下里也不免互有褒贬。如夏孙桐即称奭良“论事刻深，喜与人立异，又文笔差弱，不长于编纂”
；朱师辙后来指责金梁擅改《清史稿》时曾引赵尔巽的话批评金梁“学问浅薄”
；吴昌绶对桐城派颇有微词，“秾纤外自具风骨，浑朴中能见性情。强学单寒何太苦，平生文派薄桐城”
；夏孙桐也对桐城末流评价不高，在为姚鼐《惜抱轩文集》所撰“提要”中，夏孙桐说：“……其文派于清季传衍益广，根柢浅薄者，墨守绪言，或涉于空廓少实义，贻优孟衣冠之诮。”
奭良对柯劭忞有所不满：“馆中人物以‘史学专长’见推，宜莫柯劭忞若，以有《新元史》在也。奭良乃深讥之。”
未知所讥为何。吴士鉴在致缪荃孙信中谈及馆内人事时说：“次老（引按：赵尔巽）往来京津非不热心，而同馆人多，恐难团结一气，将来局面正不可知”，“吾辈有可与共事者，有不可与共事者，惟有临时斟酌而已”
。此言也印证了馆内人事的“营垒”“派别”确实存在。
在时人眼中，文士又有南北之分。北派如王树枏、秦树声、李岳瑞；南派如缪荃孙、吴士鉴、俞陛云、章钰。章钰等与严修在天津组城南诗社，报上有《城南十子歌》即称章钰“式之南派亦清刚”
。
图6 缪荃孙致吴士鉴函谈学人入传
按：缪荃孙此函约写于1915年7月中。函云：“东壁附入雷传，亦甚相宜。收其人，著其弊，次王萱龄之上。时学如苗，可訾处亦多。魏与龚合传，其说经是经论，不得谓之经学。（壬秋即学之，取其容易。）邹氏好学深思，本拟次江忠烈传，表其学，表其节，今移入郑子尹传后亦无不可。柯君新传有望钞入陈左海传后，凤生之尊人，弟处无其书，目著其名，中无其文，如已交，弟来再补。”又云：“《文学》侯方域原是专传，今改附汪钝翁，又怕河南人来争，仍为专传。河南人当道，世故亦不能无，彼此心照。因搜明遗臣，翻王船山《永历实录》，党同伐异，直是王壬秋口吻，不足凭也。湘皋入《文学》。”
南派又分江浙派、桐城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又同为吴汝纶高足，而柯劭忞是吴汝纶女婿。江浙文士中，除一部分为赵尔巽旧属外，多以缪荃孙为核心（如夏孙桐、吴昌绶、吴士鉴等）。金梁虽为南人，其治学却近于北派。在《清史稿》编纂过程中，南方学者对“北学”之“寥寥”颇觉失望。在与缪荃孙商量崔述（东壁）可否入传时，吴士鉴说：
其（按即崔述）所著书，虽无家法，而北学除通州雷、肃宁苗、昌平王三人外，尚觉寥寥。东壁久已悬人心目之中，能否增附于雷传之下，以餍北人之望，而免他日北人攻南之弊。此中消息极微眇，侄非助北学，乃所以护南学耳。
缪荃孙复函表示同意，认为：“东壁附入雷传，亦甚相宜。收其人，著其弊，次王萱龄之上。时学如苗，可訾处亦多。”
吴士鉴认为“北学”仅雷学淇（顺天通州人）、苗夔（直隶肃宁人）和王萱龄（顺天昌平人）三人差强人意
，而将崔述附雷学淇传后，也不过是为了照顾北人的“面子”，即吴士鉴所谓“以餍北人之望”而已。之所以这样处理，乃是为避免因南方学者入传过多而引起北人指责，“所以护南学耳”。可见南、北学人之间的分野确实存在。这一分野，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当下的分野，正是历史分野的延伸与投射。
当然，江浙一脉的缪荃孙、夏孙桐等，也与桐城派有渊源。夏孙桐母姚太夫人为姚鼐后人。夏孙桐自幼受教于姚太夫人，又与缪荃孙为同乡，夏孙桐三妹嫁缪荃孙，故二人又兼姻戚。
南方学者中，桐城派与江浙派的联络相对较为密切。如桐城派姚永朴即曾与江浙派朱孔彰（江苏长洲人）同修《两淮盐法志》于凤阳
。朱孔彰、朱师辙为父子，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璘适朱方饴，故朱师辙与夏孙桐格外亲近。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
。
清史馆同人中，柯劭忞与杨钟羲、戴锡章相交颇厚。某年柯劭忞邀王国维小酌，座上即有杨、戴二君
。柯治元史，戴治西夏史，二人治学兴趣颇多共通处。
由于史馆所聘以专家名流为主，虽有总纂、纂修、协修之分，薪俸也有差异，实无高下尊卑之别。馆内人员地位平等，各有功课。当然，也不免有些散乱，前期尤甚。朱师辙说：“虽有总纂、纂修、协修之名，不过以前清官阶、资历略分等级支薪，而实皆平等，撰述并无统属，各自为政，不相联系。”又说：“自民国三年开馆，经费充足，聘人最多，故撰稿亦极夥，然漫无头绪，虽议有体例而无总阅之人，总纂与协修等皆无联络统系，故人各为政，总纂与协修实平等，稿之能用与否无人过问……”
虽然史馆成员地位平等，但是由于年龄、阅历、资望的大小高低，而形成了年龄上的梯队，史馆成员的职衔也大体与他们的年龄相称。
第一代如赵尔巽、缪荃孙均生于1850年以前，稍后是王树枏。至夏孙桐、吴廷燮等可算第二代。袁金铠属政界中人，不以文名，他与张尔田、金梁等为第三代。曹经沅、王光祈、余嘉锡等年轻后生则属第四代。前两代人年高望重，多任总纂、纂修；后两代人年富力强，多任协修或庶务。而后两代人又多在康、梁维新学说及严译《天演论》的思想熏陶下成长
。而讨论“文学的清史馆”，少年才俊曹经沅是不可绕过的重要角色。曹经沅承赵尔巽“宠渥”
，得入清史馆与耆硕相接，商兑旧学。除了羡慕并庆幸能得附史籍之简尾以传千秋令名外，曹经沅更感兴趣于史馆同人的文学生活。相形之下，曹对于清史纂修几无参预，因曹本质上不是史家，而是诗人。清史馆里的年轻人中，除了曹经沅，另外两个人日后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朱师辙，另一个是金梁（金梁入馆很晚，与朱师辙情况不同）。
当然，清史馆成员也可以依据另外的标准分类。如伏传伟便依据其人与前朝关系之亲疏将清史馆成员大致分为四类：一、忠于清室者，进行复辟活动或紧随逊清皇室，基本不参与民国事务；二、与清室、民国均保持一定关系，在二者之间求生存；三、在民国政府为官，对清室仍有感情；四、既不出仕民国，也与清室无来往牵连
。
第一类人物中，有忠清且反对民国者，也有忠清但不反对民国，只希望维持优待条件者。忠清且反对民国者有劳乃宣、沈曾植、郑孝胥、李瑞清、温肃等人，此数人除郑孝胥外，清史馆均曾聘为总纂或纂修，结果无一到馆。此外，曾受聘为清史馆纂修的顾瑗曾参与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辞馆。第二类以于式枚、郭曾炘、宝熙为代表。在《清史稿》关外本职名录中，于式枚署总阅，郭曾炘署总纂。至于宝熙，虽曾受聘总纂，但各本均不载
。实际上，于式枚、郭曾炘、宝熙三人均曾或多或少参与过清史馆的工作
。
光宣文人对清史馆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光宣文人之间的思想分歧。不过，这种分歧貌似冲突对立，有如水火，实则无非“五十步”以较“百步”而已。大多数人的抉择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内心的冲突。有时甚至出现言行不合、前后不一的情形。至于夏孙桐、吴廷燮、吴昌绶等人，又当别论。如夏孙桐即视修史为“客游乞食”：“武昌肇乱，遂致改革之变。避地上海者两年。有采旧望招之出仕者，谢之。而无买山归隐之资，不得已客游乞食，膺聘佐修《清史》。自问学无根柢，第久官词曹，略谙掌故，手纂嘉、道、咸、同四朝列传及《循吏》《艺术》两汇传，共盈百卷，因当事迫欲汇稿印行，亦未尽修订惬意。史事既竣，又佐东海徐氏（按即徐世昌）辑《清诗》（按即《晚晴簃诗汇》）及《清儒学案》。卖文为活，仅供饘粥。”
夏孙桐用“不得已”这样的措词来解释自己的出处进退，隐约透露了其内心的波折。
出仕民国者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视为“贰臣”，而不视为公民对国家文化事业的正面参与，这正反映了传统的道德戒律对知识人的无形羁绊。时代虽已进入共和民国，但“忠臣—贰臣”的道德标尺，仍对清史馆同人构成挑战。光宣文人不避“贰臣”之讥，认真参与民国初年的学术文化建设，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与传统道德的对话。至于当事人遭遇的诸种困扰，也是留给后人思考的重要命题。